在偶然发现22张“文革”时期“现行反革命”犯人登记表后，作家导演徐星开始了孤身一人的寻访拍摄。他几乎走遍浙江农村，先后找到表格中12位老人，倾听记录这些底层农民因言获罪含冤入狱的故事。年过古稀的老人和徐星讲得最多的两个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他们对过往的回忆，也令险些湮没的历史在胶片中凝住

　　文｜《小康》记者 罗屿

　　2014年3月29日，周六，杭州凡人咖啡馆。下午两点，导演徐星的纪录片《罪行摘要》将在这里放映。

　　活动开始前，徐星一直守在门外。

　　一辆车停下，他快步迎上去。

　　三个老人从车中探出身，徐星边和他们唠着热络家常，边伸手扶他们下车。大概是怕老人碰到头，徐星把手很自然地搭在了车门框上。

　　为了这次放映，老人们坐了几个小时的车从浙江建德赶来。他们是《罪行摘要》一片的主角——“文革”时含冤入狱的农民胡俊录、程德华、翁志渝。

　　然而，徐星在片中记录下的面孔，远不止这三人。

　　2011年，徐星在北京宋庄结识了画家贾和震，贾在“文革”中因“现行反革命罪”在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改十年。

　　贾是“墙报犯”，负责写墙报、编画刊，誊抄“文革”期间“犯人登记表”也是其工作之一。这些登记表记录了犯人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简要犯罪事实，等等。当年在狱中，贾曾利用登记表背面偷偷作画，并在出狱后将它们带了出来。

　　徐星因此得以见到22份“犯人登记表”，表格中的“犯人”大都是农民，来自浙江不同地区。他们所犯罪名五花八门：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等等。

　　这些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罪名，却让这22个农民被判7年至20年刑期。

　　十里丰农场成了他们青春乃至人生的埋葬地。

　　看到这些登记表，徐星觉得应第一时间找到这些人。他们是谁？获罪背后有怎样的隐情？出狱后又有怎样的人生？

　　“多年来对‘文革’的反思，底层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尤其是农民。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没有名声、没有学识，他们因‘反革命罪’被判入狱，但进就进去，出就出来，没有解释、没有补偿。数量庞大的农民的故事正消失在浩大的历史之中。”徐星说，希望自己做些事，能填补这个空白。

　　因此，也就有了之后三年他孤身一人的探访拍摄旅程。徐星寻人、拍片，最终用镜头记录下14个老人的故事(翁志渝、程德华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22张“犯人登记表”中，但他们作为胡俊录的同案犯，被徐星一同记入片中)，并将120个小时的拍摄素材浓缩至135分钟。

　　“为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我们成了模特”

　　年逾古稀的胡俊录、程德华、翁志渝，并不在乎建德与杭州之间，来回几百公里的舟车劳顿。杭州放映会现场，他们说自己感激徐星，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北京来的扛摄像机的大个子男人，是唯一愿意坐下来听他们唠唠“过去事儿”的人。

　　几十年来，他们的人生如被尘封一般，藏于历史的暗角，无人问津。借由徐星的镜头，老人们的故事才露出冰山一角。

　　在“犯人登记表”上，胡俊录的罪名是：与李春生臭味相投，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参加启蒙核心领导小组反革命集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翁志渝、程德华的名字虽未出现在22张“犯人登记表”中，但他们和胡俊录为同案犯，属一个“反革命集团”，而李春生已于几年前去世。

　　“反革命集团”究竟从何而来？

　　原来，胡俊录他们几个当年由于出身不好，被划为“黑五类”，因不堪歧视和看不到未来，几个“五类分子”决定成立一个生活互助小组，“谁家有事，可以凑点钱相互帮衬”，但不知被谁告发，几人因此获罪。

　　翁志渝回忆，1968年6月的一天，他忽然被扣住关了一夜，第二天被押到批斗会，身边不远处，是挨斗的胡俊录、程德华。

　　下台后，他们被五花大绑关在不同房间。公社干部要求他们坦白都有哪些反动言论、反动行为。几个人一头雾水，不知从何交代。之后，他们便被送进新安江看守所，分别关押审问。

　　1970年宣判时，胡俊录、程德华发现，自己被莫名卷入一个叫做“启蒙核心领导小组”的“反革命集团”，他俩和翁志渝、李春生一样都是集团骨干。

　　胡俊录、程德华心里的疑团，只有翁志渝能解开。因为“启蒙”二字，正是他为自己和同伴捏造的罪名。

　　当年在新安江看守所，翁志渝被提审后，审讯员一直追问：“你们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对外联系，名称有吧？”

　　翁志渝讲“没有”，审讯员就用枪把子在他脑袋后面狠敲一下。不说，再敲。如此情形，翁志渝觉得，对方是一定要问出个名称来。

　　想到这里，他开始每日冥思苦想，目的是给自己和同伴凭空想出个罪。这个罪不至于让大家判死刑、判无期徒刑，但没有罪就得天天挨打。他们几个早晚会被打死。

　　翁志渝想，叫“反共救国军”，那准得枪毙；叫“劳动党”，基本还是枪毙。但这些词都是他从报上看来的，自己也搞不清什么意思。

　　最终，同样是从报上读到的“启蒙”一词，在一次审讯中，被翁志渝“供认”为小组名称。

　　打他的审讯员听到“启蒙”停了手，但不解其意。翁志渝解释说：“小孩子，六七岁没念书，去学校受教育，叫启蒙，就是不要懵懵懂懂。”

　　“那你这个启蒙是什么意思？”对方问。

　　翁志渝索性把藏在心里的疑问说出来，在他看来，当年大喇叭天天唱“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国际歌》又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同样是唱歌，一个说大救星，一个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那中国是不是个人迷信？于是，面对审讯员的追问，翁志渝说，启蒙就是不要搞迷信，不要搞个人崇拜。毛主席就是个人崇拜。

　　审讯员听后大惊失色，狠狠打了翁志渝一下，并喝道：“你这家伙真反动，枪毙你！”

　　翁志渝想，枪毙就枪毙吧，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但他并没被枪毙，只是很快被定了罪——“启蒙”之后被安上了“核心领导小组反革命集团”几个字，他和胡俊录、程德华、李春生作为该集团首犯，被投进十里丰农场。

　　如果不是徐星来拍片，出狱后的程德华和翁志渝恐怕很难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多年来，程德华对翁志渝始终有怨气，觉得如果不是他编出“启蒙”，他们也不会被莫名扯进什么“集团”。但翁志渝却觉得，他们当初躲也躲不掉，“那时候我们已经被锁定了啊”。

　　拍摄时，徐星一直试图调解二人关系。他把他们拉上饭桌，好酒好菜摆得满满，他自己则充当和事佬。两个老人最终抱在一起，翁志渝老泪纵横，口中念着：“我们是老朋友，我们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啊。”

　　也许自始至终，程德华的心里是同意老朋友那句“我们被锁定了啊”。因为谈及往事时，他曾这样说：“为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人为给我们炮制了这么一个事件。反正我们是个模特。”

　　“我不是要赔偿，但工钱总要给我”

　　多年来，翁志渝都觉得委屈，因为老朋友一直误会他。他说自己当年是一心保护程德华、胡俊录的。当初他和李春生打过招呼，他俩是光棍，责任尽量他们挑，照顾那些有老婆孩子的。“可李春生死了，死无对证。”翁志渝说得无奈。

　　但人生更深一层的无奈在于，当最终事与愿违，任何美好的初衷都显得不足为道。

　　被释放后的翁志渝在老父亲的带领下做起苗木生意，村里有个年轻姑娘追求他，成了他的老婆。程德华却过得惨淡，出狱后他脾气暴躁，一次吵架后老婆被他打跑。

　　“他(程德华)后来的性格有个人的原因，但根源在哪里？”在徐星看来，几十年前的那场无妄之灾已牢牢刻进老人的血肉里。

　　程德华生活的拮据时时闪现在徐星镜头中。比如生病，他会找最便宜的药片。对他而言，生死之间，已没有深不见底的鸿沟。七十多岁的他常说，早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还有什么可怕。

　　一开始拍摄，徐星就和程德华这些老人说过，自己什么也帮不了他们。凭他一己之力，没法替他们平反伸冤或是解决问题，他只是希望他们的经历能被人知道。话虽如此，拍摄完成，徐星还是自己掏钱，给程德华买了20年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别的我帮不了，如果他活到90岁，这个保险也够了。”

　　既是被冤枉，这些年，老人们不可能没有想过赔偿。他们也抱怨，为什么工人、知识分子都有补偿，就农民没有？“越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承受的压力越大。西方有句谚语，穷人的税是最高的。”徐星感慨。

　　提到赔偿一事，程德华说，当年他们几个被放回家后，试图找过当地政府，政府给出的回应是：现在国家被“四人帮”破坏得厉害，全国都这样。国家有困难，你们要体谅。等国家好了，会慢慢处理。

　　但一等就是几十年，程德华他们仍旧没等来一个说法。

　　拍摄时，老人给徐星出示了一纸文件，上面写着：胡俊录、程德华，你们的赔偿申请已收到。按原1980年9月以当时的政策法律，给你们平反。现没有收到对原平反的按《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请谅解。落款为：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时间：2010年4月8日。

　　“我现在不是要赔偿，但我十年在监狱里每天工作12个小时，农忙时工作16个小时，工钱总要给我，哪怕一天算一块钱，扣去吃饭，得给我工钱呐！”杭州的放映会上，程德华有些激动。

　　“有耶稣和我们同在，什么事情都不怕”

　　程德华讲话时的“直”，和他到今天仍有些孩子气的脾气有关。和他相比，徐星镜头中的有些老人，则显得胆怯且谨慎。

　　当年因被朋友诬陷，被判“参加反革命集团，参与策划反革命暴动，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入狱7年的徐兴林就和徐星说，从监狱出来快50年，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不要交，彻底交不得”，老人一再强调。

　　除了对交朋友这件事耿耿于怀，其余的一切，徐兴林似乎又已看开。“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对于我们农村的人，我们这样的人，政府管不了这么多的事情。”

　　对着镜头聊了自己的故事后，徐兴林和在深圳做珍珠生意的两个女儿通了个电话。“从此后，老人再不接受我任何采访。包括我把片子拍完，送回去给他，老人也说不要看。说女儿骂他了。”不仅如此，徐星也先后接到那两个女儿打来的电话，警告他，不许再骚扰她们的爸爸。徐星觉得有些悲哀，当下一代急于追求更好的生活时，父辈所经历的委屈与苦痛，似乎可以被轻易地甩开扔掉。在他们眼中，天空始终没有出现过霾。

　　同样让徐星悲哀的是，反观片中那些当事人，曾经的恐惧如今依然清晰地写在他们大多数人脸上。

　　比如初和老人接触，徐星发现他们几乎都有一个下意识动作，就是讲话前立正站好。“为什么？因为监狱里和看守说话，都要立正。”

　　但徐星有一套和老人熟络的方法。通常就是放下摄像机，和他们聊天。谈谈生活，谈谈日子，谈谈老婆孩子，谈谈吃饭喝酒，谈谈村干部腐败……

　　交流之后，老人们会相对放松。林品新就是坐在自家门口新刨出的番薯堆旁接受的徐星采访。

　　林品新是22张“犯人登记表”中获罪最重的，判了20年，罪名是“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被抓那年他25岁。林品新承认，自己的确写过一封信，主要是对“文革”有疑问，具体内容，他已记不清。

　　但这个只读过小学的农民，就为这封信，成了“重犯”，在十里丰农场的第一年，他每天戴着56斤的脚镣下地劳动。

　　徐星镜头里的林品新并不是个善于交谈的人，他甚至有点木讷，每个问题都要想很久，似乎这样才能组织好语言。他会撩起裤腿，把曾经戴着重镣、已经变形的双脚给徐星看。而这熬进皮肉的人生细节，或许已强于任何语言。

　　林品新说，他想让自己的胆子变大一点。“信耶稣。就是信耶稣。有耶稣和我们同在，什么事情不怕。”他对徐星说。

　　拍摄时，林品新87岁的父亲忽然闯入镜头。他挑着一个担子，里面全是番薯，徐星走过去掂掂，大概有100斤重。“林品新的父母都八十多岁，依旧种地、挑红薯，住风雨飘摇的木房子，窗户都没有。至于老婆，早就离他而去。”

　　在寻访中徐星发现，这些当事人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接下来的处境就是亲人和他们划清界限。老人们和徐星讲得最多的两个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其实不能怪妻子们，尤其是她们当中年轻有几分姿色些的。她们因丈夫服刑，政治地位低下，任人宰割，任人欺凌，无力反抗，她们在村子里的遭遇，我真的无力描述，我甚至都无法面对。”徐星感慨。

　　但周明夫的妻子是个异数，她执拗地等回了丈夫。

　　周明夫当时是村里一名会计，他的罪名是“拿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据他回忆，会计室有一把枪托已经沤烂的气枪，有一天他们几个年轻人拿枪摆弄着玩，第二天就来人把他绑了，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当时屋里就三个人，周明夫说，他知道是谁举报，但他不愿提名字。

　　“农民其实都很宽厚。”徐星说，自己问他们，“当年是谁揭发你、打过你，如果那些人还活着，他们就不说，都在一个村子里，怕伤和气。‘文革’时，能把敌人揭发出来就是忠心，大部分人都在漩涡中，所以很多老人理解揭发批斗自己的人。”

　　周明夫便是如此。当老人看着徐星拿来的写有他罪名的“犯人登记表”时，虽也忍不住说“真可笑”，但他还是觉得“都过去了”。“那时候文化大革命，人都是没有心的。就是谁压倒谁。别人身上垫一下，自己就高一点。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相信。”

　　不知过去，就没有未来

　　徐星说，当拍完一个老人的故事，他自己拿着机器独自往回走时，眼眶常常是湿的。

　　做艺术的人，或许注定敏感且敏锐。

　　在没有拿起摄像机前，徐星被人称作“作家徐星”。上世纪80年代他创作了小说《无主题变奏》，由《人民文学》杂志刊发，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此后，他赴德国讲学居住多年，1994年回国至今。

　　即便收获了名声，但在物质上，徐星似乎一直没有特别富裕过。他笑说自己是最底层的“三无”人员——无房、无车、无工作。

　　但徐星却有大把力挺他的朋友。《罪行摘要》拍了三年，花了18万，很大一部分钱都是朋友无偿赞助的。

　　而在后期剪辑制作时，两个年轻人——科影厂导演于莫浮、腾讯网张慧聪，一直利用周末休假无偿帮徐星的忙。“不仅是助手，我和他俩现在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徐星说，从这两个有理想且正直的年轻人身上，他也更多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拍片时，钱是徐星最大的心魔。“吃什么，怎么住，都要考虑。”进村进镇徐星不敢叫出租车，都是坐农民的摩托。有时，为了相差一百元的房费，他会拖着行李拿着器材走上好几公里。“不为别的，就是担心没钱了，这个事情做不成了。”

　　偶尔，58岁的徐星背着30公斤的装备走在雨后泥泞的山路上，也会感觉疲惫不堪，甚至有点软弱。他会在心里发问，自己一个“三无”人员做这些是为什么？这难道不是国家该做的事吗？但想着想着他又会嘲笑自己。“我的命运和这样一件事情碰撞了，结合到一起，我很骄傲。我命里注定有这个光荣，我可以享受这个光荣。”

　　让徐星享受的，还有老人们回馈给他的信任与真诚。

　　《罪行摘要》杭州放映会，赶来的胡俊录、程德华、翁志渝一下车就递给徐星一个塑料桶，里面装的是他爱喝的建德荞麦烧酒。“有时我想，天天和他们坐着喝荞麦烧也挺好。”

　　但徐星停不下来。他说自己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士”的要求，“这会告诉你如何成为精神上的贵族，就是要参与社会生活”。徐星不喜欢空喊口号，他觉得人应当知行合一，踏实做事，真真正正行于路上。

　　《在路上》是影响过徐星的小说，也是他人生状态的某个注脚。

　　作为成长于“文革”时期的人，11岁时，徐星父母被下放到不同地方，他随母亲到了西北一个小县城。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30多个小时的火车，加上两天一夜的卡车山路让他第一次接触到民间。民生的贫穷破败凋敝荒凉，“文革”派性中人们的粗俗野蛮尽入他童年的眼底。

　　半年后，母亲为了能让徐星受到稍好的教育，把他送回北京。此后，为看母亲，徐星一年出门两次，一路上，他所看到的和在学校里听到的完全不同。目之所及的饥饿贫穷，让12岁的徐星早早成了一个怀疑论者。

　　16岁时的一场单相思式初恋，让徐星写出了一封对时局充满怀疑的匿名信，或说情书。但就是这封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文革”不满的信件，非但没有让徐星收获爱情，反而把他送进了拘留所。2007年，徐星完成了以初恋为线索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

　　片中另一位主人公，则是当年惨死在学生手中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卞死后，丈夫王晶垚用尽所有积蓄买了部120相机，拍下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徐星当年采访到王晶垚，老先生对着镜头说：我要记录历史，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暴行。

　　面对一种说法——“文革”中没有无辜的人，都是互害。徐星觉得，这话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如果你看看今天的一些地方官员如何疯狂地将GDP作为政绩，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时会炮制出那么多没有丝毫反抗能力、社会底层的‘阶级敌人’。”

　　在徐星看来，不知过去，就没有未来。而他多年所做的，不过是记录历史，记录过去。

　　如果说，历史是一个客观的进程，历史的记忆却是人为的构建。历史若被曲解、阉割、遗忘，则意味着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扭曲和中断。而徐星觉得，“常常是一个有力量的细节，就能戳穿层层覆盖历史的谎言。”

　　这些年常有人问徐星，为何愿意花时间、精力，和底层没有话语权的人打交道？为什么要记录他们的故事？为什么不能过得轻松一点？

　　3月29日杭州那场《罪行摘要》放映会上，现场展板印着徐星的一句话，“我期望以后的年轻人，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