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国的主场
5月20日至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中国上海举行。首次担任会议的轮值主席国,首次在上海主办亚信会议各国元首峰会,两个“首次”对中国而言意义重大。
亚洲是全球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又是安全威胁和冲突动荡的“重灾区”和“高危区”,旧挑战和新问题并存。当前,安全合作是亚洲的一块“短板”。“亚信会议”上,中国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特征的“亚洲新安全观”,强势宣告“办好亚洲的事情,要靠亚洲人自己”,“亚洲国家加强合作,维护、促进亚洲安全”。可以预见,这个“亚洲新安全观”将成为亚洲国际政治的主旋律。
亚信上海峰会是今年中国两大“主场外交”之一,是今年中国外交的重头戏。作为东道主,中国在亚信峰会上发挥主场优势,提出中国主张,汇聚亚洲智慧。人们更可以期待,会场之外,峰会之后,将徐徐展开的新蓝图。(陈 冰)
主场外交:亚洲升格,中国发声
记者|金 姬 实习生|尧 遥
两百年前,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
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头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习主席的这句话意味深长,醒狮的意象从此将成为整个世界无法忘却的符号。
放眼看去,中国正在国际舞台上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出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朝核问题、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还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中国以一种更积极的姿态切实投入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力图让周边国家共享这头东方雄狮经济发展的红利;护航索马里、维和非洲、积极参与国际联合军演、首次在实战状态下派军舰为叙利亚化学武器运送提供护航……全球活跃着以维护和平为己任的中国军队的身影;在南海问题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还倡议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高铁外交”、能源大通道……
2014年,中国外交的重点包括构建大国关系框架,加强周边外交,提升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水平,落实各种经济新倡议,以及办好“主场外交”——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两场大型的国际会议:5月20日开幕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以下简称“亚信会议”)与11月在北京举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中国将利用这些契机,进一步发挥“主场优势”,为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提出更多中国方案。
本届亚信会议无疑是2014年上半年中国外交重头戏——2014年至2016年中国首次担任“亚信会议”轮值主席国,中国在上海首次主办亚信会议各国元首峰会,两个“首次”对中国与亚洲而言意义重大。众所周知,亚信会议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亚洲的和平、稳定、安全与合作,其宗旨得到了亚洲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进一步推动亚洲各国的互信与合作,促进亚洲和平与安全。中国还可以借助亚信会议走向国际组织的契机,发挥自身“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凝聚亚洲精神。
亚洲与中国的安全
摊开世界地图,围绕着公鸡形状的中国按图索骥,从北往南有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海上遥遥相望的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新加坡、文莱和东帝汶等国,南面是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不丹、尼泊尔……,再到中亚和西亚国家。从世界各大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中国是唯一四周都有核武器的国家。而中国与一些邻国之间的摩擦,最近在荧屏上不时出现。
中国对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一直十分重视,随着国力增强,态度也越来越积极。但在西方世界“中国威胁论”的渲染下,正常的主权国家行为,却被中国的一些邻国说三道四,与中国存在的领土领海争议也在这几年愈演愈烈。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战略专家胡键研究员看来,中国的这种“孤独”是一个大国崛起时必须要支付的成本。“国际关系中有一个叫‘安全困境’,你强大了人家会怕你,你弱小了也不安全。如果你处理不好,就陷入大国成长的历史周期,像荷兰、西班牙、英国、德国、法国和苏联,通过武力征服很快成长,但后来马上就掉下来或被替代。如果处理得当,把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增长平衡了,国家崛起的竞争才是可持续性的。”胡键认为,中国目前在软实力上面也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如文化强国战略,遍布海外的孔子学院等,逐渐让人感觉中国并非咄咄逼人,而是允许其他国家在中国成长的过程中搭顺风车,共享和平与发展的红利。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周士新博士也不赞同“中国没朋友”的论调。“中国与周边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朋友关系。当然,朋友之间也会有分歧、矛盾,甚至会为此为争吵、纠缠。大多数情况下,朋友间会在双方具有共同利益上进行更多的沟通、交流、协商与合作。”
周士新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绝大多数可以算得上朋友,即使是那些与中国具有领土海洋主权争端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比如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紧密,亲密关系也几乎可以和建国初期相提并论”。
在周士新看来,中国更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将有些三心二意的朋友交成知心的朋友,在朋友背叛自己的时候采取何种政策措施加以应对。“绥靖政策还是强制政策都是可以选择项,但都需要理性考虑后平衡得与失的短期与长期效应。中国没有实行联盟的战略,所以才会让别人感觉到中国的许多朋友不是很仗义,这是中国基于历史教训的自我选择,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建议大家不要过多地把中美两国对外政策做比较:“君子群而不党。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结盟;而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是冷战产物。虽然中国和周边的一些国家存在历史问题和领土摩擦,但真正与中国为敌的没几个。美国的确强大,盟友多,但敌人也很多,比如伊斯兰世界对它就比较敌视,所以它也感到不安全。”
按下葫芦起了瓢
5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说:世界上热点问题不少,按下葫芦起了瓢。
中国主办亚信峰会,正是在这个多事的时刻,为推动亚洲国家增进互信和协作、有效应对安全上的威胁和挑战,提供了对话和协商的机会。
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是中国2014主场外交的重要舞台。亚信会议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1992年在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上倡议成立的。22年来,亚信已拥有26个成员国、11个观察员国家和组织,成为亚洲为数不多的跨文明、跨地域、讨论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的重要平台。目前,亚信成员国领土占欧亚大陆90%,人口占全球50%,GDP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覆盖了由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到中东甚至北非的辽阔地区,聚集了亚洲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和发展水平国家的代表。
而在日本时事通讯社看来,亚信会议的主要成员是中国、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基本重合,这是中俄联手打造的“没有美国的亚洲安全系统”的一部分。这又是惯常的以“三国演义”的框架分析现实世界的视角。实际上,亚信会议与上合组织是有区别的,今年的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
当然,事实上,亚洲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的确离不开中美俄这三个大国的博弈。随着苏联解体,当时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也消失了,在美国眼里,中国升格为主要的对手。而随着普京强势登场,中美俄三角再现。在普京强硬处理克里米亚问题后,奥巴马不顾乌克兰变局出访亚洲四国,在未获得日本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回报的困境下依然扶日助菲,以此点明美国的立场。
路透社近期的一篇文章称,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型关系:日本和印度加强合作,越南向印度和俄罗斯示好,菲律宾和越南加强合作。菲律宾和越南也在与马来西亚探讨中国问题。而菲越之间在南海的“默契”并不始于此次,而是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它们的误判在于,都想借助美国重返亚太而实现自己的利益,用大国的制衡来给自己谋利。
周士新指出:“这些国家试图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的战略优势。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虽然缺乏很多实在的内容,但美国借助自己盟友的力量,发挥自己舆论优势,并利用东亚地区既有的潜在和显在争端,试图营造出地区安全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诱使部分东亚国家拉美国‘管束’中国,共同压制中国快速崛起的战略挑战。”
无论面对俄罗斯,还是对于中国,美国在实力上分别具有强势,但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却处于弱势。政治上美国更担心“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军事上和潜力上美国更防范俄罗斯成为另一个苏联。
美国的种种类似想法和做法,无疑会对“三国演义”中的其他两国产生影响。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而与欧美严重对立,俄媒体表示: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门已经打开。他们说的这扇门,指的是中国。在亚信会议召开前夕,中俄双方正在磋商的双边合作文件就有43件之多,数量是创历史纪录的。习近平主席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出席在中国东海举行的“海上联合-2014”联合演习开幕式,也给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普京说,现在,俄中合作进入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如果我把这种合作称为两国悠久交往史中的最好合作,也并不过分”。普京表示,中国是俄罗斯可以信赖的朋友,扩大与中国的交往,无疑是俄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而在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专家奥斯特洛夫斯眼中,目前中俄两国政治合作达到了顶峰,只差签署联盟条约了。在经济领域,由于俄正遭到欧美制裁,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国具备替代欧美的潜力,这也将是中国向俄提供的主要帮助。
已经有观察家指出,乌克兰危机会成为冷战后东西方关系的分水岭,美俄由战略容忍逐步转向战略对抗,欧洲重新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对峙的前沿,意味着美国将不得不加强其在欧洲的军事政治存在。英国、法国、德国、波兰等国也在呼唤美国回返欧洲。
对美国而言,能否两端兼顾成为困难的选择。美国原来准备把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亚太,这一计划如今受到乌克兰危机等欧洲事态发展的牵制,野心勃勃的全球干预战略如果不得不向欧洲收缩,其介入中亚、东亚事务的能力和意志都会下降,转向亚太就可能成为“烂尾工程”。
纷争不断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正像习主席在会见潘基文时指出的那样,对于各种热点问题,要坚持政治解决冲突的方向。解决这些问题要既得理又得法,一味示强施压不行,外部武力干预更要不得,政治解决是唯一出路。
举足轻重的各大国之间如果能够长期保持相互平衡的关系,无疑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福音,而中俄美是有实力决定一个稳定的平面的。尽管人们早已把地球称为“村落”,许多国家首脑之间的联系也有了24小时不间断的热线,但面对面的交流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各种场合、各种接触中,会透露出文本和电子信号中无法包涵的大量细微而重要的信息。亚信峰会在一个微妙的时刻,为这种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机会。而中国正式接任2014年至2016年的亚信主席国,对于亚洲新安全观的形成,也一定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从“经济强国”到“外交大国”
不少人认为,中国拥有了仅次于美国的GDP总量,而中国显示的外交实力似乎并没有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全匹配。
实际上,中国的外交底气愈来愈足了。以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为例,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一年之内投了三次否决票。“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立场越来越鲜明。”吴心伯说,“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APEC,G20,WTO,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跟5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不能一下子拿自己跟美国比,因为我们的起点不一样。”
周士新认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六十周年之际,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中更负责任的大国,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更积极。
今年2月,王毅外长突击式访问了阿富汗与伊拉克,成为20余年来首位访问伊拉克的中国外长。在国际联合部队于今年撤离之后,阿富汗安全议题料将成为又一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中国多次邀请周边国家就阿富汗问题举行磋商。今年8月,中国将首次举办伊斯坦布尔进程阿富汗问题外长会。就对阿富汗承担国际责任而言,美国走了,中国正在走来。
国际问题专家王泠一博士建议中国可以在亚信框架内成立阿富汗问题的专家或高官委员会,协助阿国内不同政治势力达成和解,协助阿近期大选和建立有效的中央政府,并在重振经济、能力培养和安全工作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吴心伯表示:“北约撤军以后,作为中国的邻国,阿富汗的走向是中国非常关注的话题,会影响到中国西部的安全。至于今后是不是要参与阿富汗的维和行动,取决于阿富汗国内局势的发展以及联合国的态度。其实中国现在已经参加了很多维和行动,但都是在联合国的框架内。”
对于此次亚信峰会,中国寄予厚望。
吴心伯说:“中国希望通过这次的亚信进程留下一些中国元素,为亚信进程今后的发展提供方向以及资源支撑。现在亚洲一个大问题是大家在经济上越来越多靠中国,但安全上一些国家还是靠美国。中国要强调,亚洲国家有能力来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亚洲应该树立安全上的自信心和自主性,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来解决安全问题。我们希望今后在亚信的框架内实实在在地推动成员国之间的一些安全合作,建立一些支撑亚信进程的一些机构。这样一来,峰会不开的时候这些机构在运作,不断地把进程向前推动。”
周士新认为除了传统的安全问题,亚信会议也可以涉及经济问题。“亚洲拥有多种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各国应加强理念交流,在构建地区发展共同体的过程中,进行科学有效的分工协作。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倡议,吸引了更多成员和组织,涵盖了更广泛内容,更符合亚洲国家的发展实际。它强调倡导与谋求和平发展,是一种经济导向的新安全观。”
“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这句耳熟能详的话被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外交实践赋予了全新意义。“进取”的中国外交开启的大国新局令人期待。
迎接“亚洲世纪”到来的盛会
今天亚洲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要加强亚洲团结,另外一种则是煽动亚洲分裂。亚信究竟能否成功?亚信能否克服分裂、超越敌意?
撰稿|刘 迪
亚洲新顶层设计呼之欲出
第四次亚信峰会紧锣密鼓趋近,但日本媒体却少有报道,一个日本政治评论家按捺不住,5月13日在其博客中写道:“对于这次会议日本媒体不做报道,真是太失职了!”5月15日,日本NHK终于在上午新闻时间,播出一条亚信峰会即将举行的消息。该报道称,因越南也将参加此次会议,《上海公报》能否获其同意不得而知。日本媒体对此次峰会的默杀、无视,反映了日本“自由之弧”外交与亚信峰会的对立局面。
这次亚信峰会,日本外长预定出席,但因日本并非亚信正式成员,故只是观察员身份出席。未来日本能够在亚信组织中承担何种角色尚不得而知。
为对抗亚信峰会,最近日本有人提议牵制中国,并呼吁要求6月7日在G7首脑会议上,把遏制中国作为一个重要主题,11月举行G20时,更要牵制中国。
目前在亚洲安保领域,亚洲存在对立的思考。一种是所谓的“自由之弧”外交,另一种是亚洲集体安保。前一种是最近数年日本积极倡导的外交方针,这个外交力图在中国周围建立一条弧线联盟,包围中国。而亚洲集体安保,则是新型亚洲集体安全保障构建,具有普遍意义。
显然,今天亚洲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要加强亚洲团结,另外一种则是煽动亚洲分裂。亚信究竟能否成功?亚信能否克服分裂、超越敌意?
第四次亚信峰会举行,正值亚洲形势严峻时期。中日、日韩关系高度紧张、越南反华暴行升级、菲律宾再次吸引美军进驻,中国东海、南海冲突频发。
这次会议,将是亚洲和平、安保顶层设计格局改变的开始。一个非常宏伟的安保体系设计呼之欲出。亚信峰会主席国任期两年,相信未来两年亚洲安保格局将有大的变化。
据悉在此次峰会上,中国将提出“亚洲新安全观”,其中包括“亚洲的事,亚洲人自己解决”,“亚洲国家加强合作,维护、促进亚洲安全”。这个宣示,具有强势意味,是在宣告,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不许外力插手。可以相信,这个安全观,将成为亚洲国际政治的主旋律。
二战后亚洲呈现碎片化局面,迄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可以整合亚洲。多年来,亚洲缺乏顶层设计思考,冷战结束后,该地区大国均无法肩负主导亚洲秩序形成的责任,而美国的重返亚太,更造成东亚矛盾加剧。此次亚信峰会,是重构亚洲顶层结构的重要会议,意义重大。
安倍上任后,继承了麻生倡导的“自由之弧”外交,东奔西走,企图拼凑中国包围网。安倍的外交,依照一个旧的思维模式,企图建立一个“价值观同盟”,孤立中国。这种陈旧外交方式加剧了东亚紧张局势。《东京新闻》前论说委员清水美和曾指出,对外交来说,“价值观”并不能成为决定性要素。在《“中国问题”的核心》一书中,清水认为美国在安全保障等领域开始与中国进行“战略经济对话”,而硬实力、软实力比美国逊色很多的日本,即使在国际上不断高喊,只能遭到中国反抗,不是明智的做法。
亚信峰会代表了亚洲安保的新理念,亚信峰会以及今后两年,中国与亚洲国家,可以重塑的新亚洲,启动亚洲文明创造的契机。
推动亚洲顶层设计,中国应当仁不让
中日1972年邦交正常化至今,其历史可分两段。前期为七八十年代,后期为90年代至今。前期,是中日友好的蜜月时期,后期则是对立日益加剧的时期。至今两国人士,仍怀念胡耀邦代表中国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两国青年结下深厚友谊,彼此留下美好印象。那时,胡耀邦、中曾根康弘彼此在家宴请对方。不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这都是一种破格的交往。
为何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曾经的敌手,可以迅速结成友好国?笔者并不认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解决了历史观的对立,当然,彼时更没有解决领土问题。尽管如此双方依然可以密切合作,这是因为当时中日双方各自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接近。双方鉴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双方以理性、务实的态度,主动、有效控制了对立因素。
那时,曾经历战争的一代仍健在,他们“中日不再战”的决心,成为当时两国共识。此外,中日面临共同威胁,彼此默契合作,形成类似“准同盟”的关系。我们也不能忽视另外一点,即当时经济的高度增长,导致日本国民信心高涨。日本政治家希望在亚洲发挥领导地位。但是泡沫经济破灭导致日本“失去20年”,经济长期萧条,让日本丧失了作为亚洲领袖的信心。
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日关系逐渐出现结构性变化。占人类1/5的国度经济高速、持久、普遍发展,给日本深刻的印象。今天,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而非日本。在日本看来,中日逆转,是120年来日本在亚洲优越地位的跌落。日本经济学家青木健指出,“亚洲经济早已形成一个以中国为轴心的共同体”。
日本国际政治学者冈部达味所说:“日本长期是东亚唯一的发达国家,因此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有抵抗”。“但是,不论如何,对方是世界最大的国家。假定可以日本可以对抗一时,但是不会长久。争夺霸权是非常愚蠢的。对策只能是与东亚其他国家交往,发挥自己的特长,建立相互协作相互协调的友好关系”。
最近20年的中国崛起,日本明显不适应。进入21世纪后,日本有人提出“新脱亚论”。这种观点认为,进入21世纪,日本周边危机四伏,与明治时代类似。要解除日本危机,就要建立“日美海洋国家同盟”,以应对周边“压力”和“威胁”。
后冷战时代,日本社会内部,对华对美敌意均在增大。这种敌意,来自上次世界大战的积怨,对美国的憎恨,以及对中国崛起、日本地位相对下降的焦虑。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两国对立的长期性,两国关系,可以通过亚洲顶层设计,实现两国关系向良性转变。亚洲内部的纠纷,亚洲国家本可自己解决,任何借助外力的解决方式,只能增加内耗,拖延问题的解决。我们知道,最近30余年,中国与多数接壤国家解决了陆路边界划界问题。那么,海疆纠纷,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同样原则解决,但是为何海疆纠纷非但无法解决,反倒矛盾愈演愈烈,这其中不乏外力影响。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民族主义崛起。对于战后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小熊英二认为,1960年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美国。那是因为那时存在败于美国的战争记忆,以及日本尚未达到美国同等程度富裕而产生的劣等感。但是在1990年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对象,主要指向导致日本经济实力下降的根源,或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威胁”的势力。他说,日本民族主义把中国、韩国当作威胁本国经济地位、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元凶。
今天日本大众的中国认知,主要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不断进行“议题设定”,导致民众对中国好感迅速下降,直接刺激了日本大众民族主义情绪。
韩国总统朴槿惠曾说,“为了东北亚的发展,解决‘亚洲悖论’是最为重要的”。所谓“亚洲悖论”,是指虽然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在不断增大,但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反而停滞不前的现象。
中日有关历史认识、领土方面的对立不能短期得到解决,但双方对立导致的冲突是可以控制、避免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共同的目标,可以凝聚双方的意志。从目前看,进一步加强域内经济合作十分必要,从中长期看,中日两国应对亚洲共同体建设负有重要责任。
亚洲要创造自己的国际组织构架。迄今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尝试在各自范围内整合资源,建立某种经济、安保制度。我们看到,亚洲地区有关各国倾力建设许多较小的地域合作组织,如东盟、上合、六方会谈、中日韩FTA等,但是,该地区却没有从事亚洲的顶层设计。但事实上,今天的亚洲,亟需顶层设计。
长期以来,因为域外势力参入,亚洲任何国家都未能在该地区发挥整合该地区的作用。目前亚洲尚缺乏顶层设计,这种现状导致外力横行。日本倡导的“自由之弧”外交,不断撕裂亚洲。面对分裂危机,亚洲各国应共同设计更高层次的亚洲经济、安保合作方式,奠定亚洲未来繁荣的制度基础。
中日两个国家关系不和,影响到亚洲安保格局形成。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日曾提议让东盟主导,而东盟因为内部情况,缺乏引领亚洲的综合实力。这次亚信峰会,作为主席国,中国应当仁不让,与重要成员国协商,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假如过于谦让,则会导致亚洲领袖长期缺位。中国主办第四届亚信峰会,完全可以此为契机,整合各种资源,重建亚洲自主秩序。
亚共体是和平之路
在亚洲政治中,中国拥有地缘优势。这是因中国与众多国家接壤,与许多国家存在长期的友好交往历史。
此次亚信峰会,亚共体概念“强悍”登场。今年4月李克强博鳌会议上即提出“三个亚洲体”构想。即“经济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亚洲责任共同体”。此次亚信峰会,“亚共体”的理念将大幅度推进。人们注意到,5月15日习近平会见了来华访问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这次会见传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知道,习近平已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会见日方人员。而他近来首次会见的日本人,就是曾在日本大力推动亚共体的人。我们可猜想,今后亚洲的政治外交核心,将可能转入亚共体的构建。
今天在亚洲提倡共同体,恰逢其时。韩国总统朴槿惠说,“如果今后能把东北亚建成像欧盟(EU)那样的共同市场,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机会”。她说,尽管该地区的和平和合作潜力巨大,“但东北亚的政治安全的现实却没有推动地区内的统合,反而正在发展成为一大绊脚石”。她还指出,“地区内国家之间的历史观分歧导致的不信任、围绕部分领土问题的矛盾和冲突正在逐步扩大”,“这就是亚洲悖论的现状”。
现在,亚洲国家不但倾力发展经济,同时也在探讨彼此联合的方式。面对亚洲分裂的危险,该地区各国应以维系亚洲稳定、和平与繁荣的责任感,共同设计共同体方式,奠定亚洲繁荣的制度基础。亚洲在构筑经济共同体时,也应构筑安全保障共同体。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两国对立的长期性。有人提倡“新脱亚论”,这种论点从本质讲是对亚洲文明创造的逃避。中国应与亚洲各国共创亚共体。中日的对立,将可能通过亚洲共同体的创造获得解决。
在亚信峰会,中俄这两大国,必将发挥积极作用,中俄两国合作,将促进多极世界到来。中俄两国在受西方国家排挤制衡下,反而走得更近。两国在各种国际问题上,常常有意无意“对表”,形成“准同盟”关系。这次峰会,将促使从美国一极世界加速向多极世界转型。
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谷口诚,长期以来一直不遗余力推广“东亚共同体”理想。他认为,中日韩应该率先建立共同体。不过在亚洲呈现深刻对立、分裂的今天,尽快找到一个更高设计,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
今后10至20年,将是亚洲深刻变化的时期。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逊曾预测,中国、印度等大国,将在21世纪前半期,恢复其历史上的经济大国地位。今天,亚洲已经建成上合组织、独联体、东盟等组织,今后亚信将在更高层次上,协调各个组织,整合、建立亚洲新秩序。亚洲的巨变,必将改变人类命运、重建世界秩序,今天,这个进程已经开始启动。
不远的将来,亚信峰会将有可能成为亚洲顶层领导机构,也将成为亚洲人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象征。那么,上海亚信峰会,将成为实现这个目标的里程碑。
作为画外音的乌克兰
如果把苏联解体看作一场地震,本次乌克兰危机,仅仅是苏联解体20多年来若干场余震之一。
记者|姜浩峰
俄罗斯是亚信峰会正式成员国,乌克兰是亚信峰会的观察员国,亚信峰会在上海召开之际,乌克兰局势与大国关系成为一时热点。人们关注俄乌关系以及由此而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会如何成为这个时刻的敏感话题。
俄罗斯很愿意明确定义亚信峰会是一场“面向亚洲”的峰会。俄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表示:“这是亚洲国家进行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亚洲国家的领导人会就本地区的安全达成新的共识。虽然乌克兰问题现在在国际上备受关注,但是与亚洲国家的安全无关。欧洲有不少可以讨论这种问题的平台,比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我觉得应该在欧洲的类似平台上讨论乌克兰的问题。”
而在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亚信”研究课题组组长潘光看来,乌克兰虽然领土都在欧洲,但依然成为亚信会议的观察员,“乌克兰是个例外”,“乌克兰可以说,‘我的安全跟亚洲也有关系’。”
“这场危机,是乌克兰在转型过程中,其反对派在美国与欧盟的帮助下进行的,是苏联解体的延续、变相升级,如果把苏联解体看作一场地震,本次乌克兰危机,仅仅是苏联解体20多年来若干场余震之一。”
亚信峰会召开前夕,5月7日,国际问题专家、中联部调研咨询小组成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荣誉博士俞邃在上海社科院新智库论坛,就当前乌克兰局势与大国关系作了深入解读。“余震说”是俞邃对最近半年来乌克兰危机的总结。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政府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准成员国协定的准备工作。之后,五国内欧洲一体化支持者开始在基辅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继而,抗议活动蔓延到乌克兰各地。2014年3月,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举行公投,独立、入俄,乃至最近东乌克兰两地又发生公投独立事件。
作为前苏联境内领土面积较大的国家——仅次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乌克兰是苏联的军工基地和粮食生产基地。目前来说,乌克兰也是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除了俄罗斯以外的第一大实体,它的实力比亚信峰会的发起人纳扎尔巴耶夫所在的哈萨克斯坦更强。俞邃曾长期在中联部工作,曾有一位俄驻华大使对他说:“我是半个乌克兰人。”在他看来,乌克兰与俄罗斯,总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
“苏联解体22年半,美俄之间虽然不再是处于冷战阶段,但两者一直在合奏一曲交响乐——《较量》!其主旋律就是‘难得互信’。”俞邃说,“美国一直在借力来消化苏联解体的成果,对俄采取三部曲——北约东扩、颜色革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
苏联解体多次余震中,这多回合的较量,美俄双方互有输赢。俞邃认为,1999年科索沃战争,克林顿赢了叶利钦,北约东扩到了俄罗斯家门口。2004年开始的“颜色革命”,应该说美国是输家,发生颜色革命的独联体国家和北非国家,局势都不同程度地动荡。至于颜色革命所倡导的非暴力方式,实际上也颇多虚伪。“比如这次乌克兰危机,初始阶段,在基辅参加游行者,一人可以得到50美元。颜色革命实际上有着广场暴力的成分。”至于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俞邃认为,至今为止美俄打了个平手。
毫无疑问,乌克兰事件将登录2014全球大事记。尽管在亚信峰会期间,发生在欧洲的乌克兰事件不会成为正式议题,人们依然关心这一事件的走向,以及对亚洲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乌克兰分裂将使俄罗斯与西方发生正面和直接的冲突,这是俄罗斯和西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有人算过一笔账: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及塞瓦斯托波尔后,每年需要补助克里米亚50亿美元,而基础建设的长期投资需要500亿美元。俄罗斯计划在刻赤海峡建一座大桥,从建设能力而言,在最窄处仅4公里的刻赤海峡建桥并非难事,可经费又需要30亿到50亿美元。俞邃认为,普京的特点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善于抓住机会,而不谈什么主义,以强国富民为使命,其执政以来,人民收入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如今,俄罗斯愿意为乌克兰问题支付多大的成本,是否乐意进一步强化其强势的“北极熊”形象,是值得观察的。
乌克兰问题是否使美欧铁板一块联手对俄?答案也并非显而易见。现实世界永远是复杂而多面的,西方国家之间很多时候是从现实政治、现实利益出发考量具体问题。比如法国外长法比尤斯5月13日称:“无论乌克兰还是其他地方,法国都会尽责,但也要尊重合同。俄已支付了过半费用,法俄2011年达成的12亿美元共两艘西北风级攻击舰合同,首艘将于10月交付俄方。”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美方不满。
比较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爆发,法国立即终止与阿根廷的军售合同,导致阿根廷已购入的法国达索公司生产超级军旗飞机缺乏合适导弹。阿根廷用仅有的四枚飞鱼导弹,击沉英国“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假使法国当年按照商业规则履行合同,起码英国会赢得更艰难。而如今法国示意俄罗斯将继续履行合同,一方面由于当年英法是盟国,如今乌克兰并非欧盟成员;另一方面俄罗斯实力远在乌克兰之上,法国军火无法左右战局;外加法国也需要俄罗斯输送油气。
展望乌克兰前景,俞邃分析认为,还是“和为贵”,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能够谈成一个好的“价格”。俞邃称:“乌克兰不会分裂,独立的、中立的乌克兰,才会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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