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知情人士透露，2014年2月，中组部下发了一份关于治理“裸官”的内部文件，其主旨之一，即要求此类官员“要么把家人接回来，要么提前退休”。

　　本报记者 邓全伦 发自重庆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选拔干部要“以德为重”，其中不得被提拔的6种干部中就包含“裸官”。知情人士透露，2014年2月，中组部下发了一份关于治理“裸官”的内部文件，其主旨之一，即要求此类官员“要么把家人接回来，要么提前退休”。

　　这被认为是目前中央层面治理“裸官”最严厉的管控措施，意味着今后“裸官”基本上升迁无望。然而，仍有观察人士认为，“裸官”是否真正身处末路，尚拭目以待。

　　“裸官”源流

　　“裸官”一词最早出现于2008年，首创者为民盟中央委员、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

　　2008年6月22日，新华社经授权发布中国第一个“五年反腐规划”。时隔十日，周蓬安发表博文《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将妻儿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内做官的人称为“裸体做官”。此词经网络发酵后被简化为“裸官”。

　　在公众的语境中，“裸官”一词得到普遍认可的定义是：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

　　周蓬安坦言，“裸官”以前是中性词，但随着近年来外逃“裸官”不断被曝光，社会对“裸官”的抨击越来越严厉，“裸官”一词渐次体现出贬义的一面。

　　“裸官”并不等于贪官，但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5月26日，周蓬安做客人民微博微访谈时表示，“裸官”较一般官员更容易成为贪官，理由有四：

　　一是“裸官”亲属移居境外后，庞大的开支仅靠官员工资肯定供不起，因此需要吃“夜草”；二是“裸官”远离配偶，更易包养情妇、情夫，而包养情妇、情夫的官员，不是贪官几乎没有可能；三是“裸官”因为一人在国内，将贪腐的资金转移境外感到更安全，也更容易操作；四是即使遭到查处也没有被抄得倾家荡产，最终“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少了这份后顾之忧后，腐败起来就更加肆无忌惮。

　　近年来，贪腐案发官员中“裸官”比例飙升。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云南省原省委书记高严、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等贪官皆为“裸官”。

　　事实上，中国“裸官”群体已繁衍生息了20多年。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它的产生、成型、高发，经历了一个由非典型到典型、由试探性到猖獗、由目的单一性到多样性的复杂发展过程。

　　《财经》杂志2013年10月制成的《中国“裸官”报告》，阐释了这一过程。该报告择取20余年的时间跨度、汇集了59个落马“裸官”案例。

　　在这些“裸官”中，有身处要职的政府高官，有地方或职能部门独揽一方权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有各类国企高管。按比例来分，金融行业占据24%，党政官员占据34%，其余多为非金融类的国有企业人员，所在行业涉及电信业、烟草业、石油业、证券业、交通业、旅游业、服装业以及其他商贸投资领域。

　　而这些“裸官”，多在北、上、广、深，及华侨众多的江浙、福建及广东沿海城市。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多年关注裸官、外逃贪官，在他看来，“裸官就是外逃贪官的预备队”。贪官的外逃路径有迹可循：子女、配偶、亲友、情人移居—资金转移—择机外逃。

　　国内“裸官”到底有多少？2012年，时任中国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接受采访时称“恐怕这个统计数字现在还拿不出来”。至今官方未公布这个数字。

　　“治裸”17年

　　“裸官”概念出现仅6年，但中央、地方对“裸官”的治理显然要早得多。

　　有据可查的是，1997年1月31日，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明确把配偶、子女出国、境外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这被普遍视为中央关注和规范“裸官”问题的第一份明确性文件。

　　2006年9月24日，新版《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发布。新规定在官员报告范围上，继续进行细化，治理日趋严格。

　　2010年是中国反腐的又一高潮期。当年2月，国家预防腐败局发布《2010年工作要点》，这是在该局成立三年后，首次将监管“裸官”作为工作重点提出。

　　中央为此推出了一系列办法加强“裸官”管理：2010年初，《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由中共中央颁布施行；3月底，中共中央制度反腐“再出重拳”，连续发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2010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新版《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中纪委、中组部下发通知督办。

　　以上两项规定在2011年正式施行后，各级纪委、组织部门都高度重视，予以高压推行。当年，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官员被要求填写《移居情况表》和《移居变动表》。

　　2012年1月，广东省委2012年1号文件《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规定“裸官”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这是广东在全国率先对裸官任职作出限制性规定。

　　到了2013年，中纪委强势发力，将严管“裸官”放入明确目标。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表示，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此外，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这种抽查核实工作，已在几轮中央巡视工作中展开。在中纪委的动员下，多个省级纪检部门在省内巡视工作中，亦将巡查对象是否属于“裸官”列入必查项目。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对“裸官”的要求是“不得列入考察对象”。

　　2014年2月，中央第八巡视组向广东省反馈巡视情况，提及广东“一些地方‘裸官’问题突出”。2014年3月，全国“两会”上，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表示，“广东省委正在按照中央巡视组给我们提出的意见对‘裸官’问题进行核查，一旦核查清楚，我们一定会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监管机制待健全

　　“‘裸官’辞官或退休，只是治‘裸’工作在干部任用方面的一个举措，而‘裸官’是否同时是贪官，应由反腐机构认定，并非意味着让她提前退休，以前的事就都不追查了。”在周蓬安看来，中央对“裸官”的监管虽然日趋严厉，但在操作层面仍显不足，亟待进一步健全监管机制，“裸官是否真正身处末路，有待观察”。

　　周蓬安的这一看法，得到中国社科院专家的认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0(2012)》从操作层面分析认为目前监管措施存在问题。

　　以上报告指出，目前对“裸官”进行规范的文件大多数仍然是以党的文件形式出现，这表明规范“裸官”运动是从党内掀起的。但公职人员并非都是共产党员，对非共产党员公职人员特别是非党员领导干部该如何规制？这尚是空白。

　　其次，针对“裸官”的大多数规定都未明示申报内容是否应对外公开，内部式监管特点突出。报告认为，这种内部式而非外部式的监管方式是现有“治裸”规定的最大问题，“这导致一些治理‘裸官’的政策，仅是书面报告有关情况。此举虽加强了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却未涉及外部(民众)对内部(官员)的监督，使申报失去了最重要的监督途径。”

　　而从各种规定来看，公职人员需申报的内容主要是配偶子女移居海(境)外的情况，缺失了一个重要的实质内容，即“裸官”的境外财产情况。以中国现有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无力赡养在国外定居的配偶子女，也很难负担配偶子女在海外求学的费用。

　　此外，报告还认为，各种条例、规定或通知尚存在范围不统一现象，以目前的反腐态势，亟需“裸官”官方概念、标准和惩处措施等法律层面的规制尽快出炉。

　　医治“裸官”沉疴，还势必涉及境内外多方的政治、外交以及司法协作。由于各国国情与司法体制迥异，不仅案件定性存在分歧，国际引渡也并不顺畅。为此，反腐制度专家李永忠更是撰文呼吁，中国政府应向联合国建议建立全球反腐战线。

　　李永忠认为，从反腐全球化的角度来看，解决“裸官”问题，不是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可以根治的问题。在尊重人权、隐私权，特别是在缺乏权力制衡，没有搞家庭财产申报、经济交往活动实名制的情况下，总会有隐蔽的财产，总会用隐蔽的手段将财产转移出去。

　　所以，全球应该对腐败罪有个统一定义、统一行动，凡是司法指控涉及的这类财物，第一，立马冻结；第二，原则返还所在国；第三，犯罪嫌疑人回到原来国家受审。在两国认识不统一的情况下，可以请第三方来作评判。

　　2014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组织要来中国检查履约情况。李永忠建议，中国政府应认真研究论证，适时向联合国提出建立全球反腐统一战线的意见，“这既是争取反腐败的话语权，也有利于促进全球政治生态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