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报道

　　甲午战争败于腐

　　策划人：曾晖

　　19世纪90年代，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清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的迹象。然而，甲午惨败，彻底葬送了30余年“师夷长技”的成果，也完全粉碎了帝国复兴的残梦。

　　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投入不可谓不巨，为何却落到一败涂地之境？

　　有历史学家用“腐军弱旅”来形容此战的清军：上下腐败、党争营私、盲目自大、军事废弛，空有铁甲战舰，却无指挥之能，更无死战之心。

　　又到甲午年，历史伤痕依旧作痛，值得深思。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甲午后，李鸿章走上了人生的“下坡路”，失去权力，背负骂名，伤怀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讽刺的是，肇使这一切的，恰是他自己在战争中的一再失算。

　　甲午年的最大“失算者”

　　文_本刊记者   曾晖

　　李鸿章恐怕从来没想过，正是自己遭到行刺，才成全了日本的“无条件停战”。

　　1895年3月24日下午4时，正在马关谈判的李鸿章坐轿返回行馆，忽然有个日本青年从人群中冲出，对准他的脸部开了一枪。李鸿章左眼下一寸脸颊中弹，血染官服，当场昏迷。

　　子弹没有击中要害，不久后，李鸿章苏醒过来，看见侍从从自己身上换下的血衣，嘱咐不要洗掉。他长叹一声：“此血可以报国矣！”

　　报朝廷血溅官服  蒙耻辱无力回天

　　刺客名叫小山六之助，是日本“神刀馆”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双方议和，所以决定行刺，以挑起两国间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刺杀事件后，国际舆论哗然，日本政府也深感震惊。担心引来列强干涉，伊藤博文主动示好，提出无条件停战。

　　停战，这是李鸿章赴日谈判最为急迫的愿望，他曾一度恳求而不可得，不料今日竟侥幸如愿。李鸿章暂时忘却了伤痛，他感慨说：“愿我本人的不幸，换来大清举国之大幸，使此后和款易于商办。”

　　不过，李鸿章失算了，日本的让步仅限于此。谈判恢复后，伊藤博文提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等惊人的和谈条件。李鸿章闻之色变，他屡向北京拍发电报请示，可朝廷回电均是“着鸿章酌量办理”。

　　朝廷的意思，李鸿章不会不懂得。看似被授予了临机专断大权，可自己的一世英名……

　　李鸿章复感剧痛，他头缠绷带，只得“争得一分是一分”。经过半月周旋，日本仅同意将赔款减为2亿两白银，并小幅缩减了辽东割地范围和3处通商口岸。

　　在签约的前一天下午，伊藤博文告诉他，对所列条款只许回答“允”或者“不允”，李鸿章被剥夺了讨价还价的余地。直到天黑，李鸿章仍希望赔款能够再减两千万两，他甚至含泪哀求伊藤博文，“就算给我这个老头子回家的旅费吧。”可伊藤博文非但不予理会，反而威胁说，“如果明天还不签字的话，你们这些人能否安全回家，我怕都不能真正保证了。”

　　当地时间4月17日11时40分，李鸿章、李经方父子在《马关条约》上最终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李鸿章何曾遭受过此等奇耻大辱，签完条约，他当即发誓：“终身不履日地。”

　　两年后，李鸿章出使欧美，途经日本，需在横滨更换轮船。日本政府得知后，极力邀请其休憩再走，他拒绝登岸。换船时要用小船摆渡，李鸿章一看是日本船，说什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间架了一块木板。74岁高龄的老人，就在这波涛跌宕的海面上，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了过去……

　　请处分弄巧成拙  斗帝党怒目圆瞪

　　从日本归来，李鸿章心灰意冷地待在天津，称病不出。直至当年8月，他才进京向光绪帝汇报。光绪帝慰问一番后，突然严厉训斥：“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李鸿章无言以对，只得“引咎唯唯”，他的三眼花翎再一次被摘去。

　　李鸿章所戴三眼花翎，乃慈禧太后六十岁那年元旦破例所赐，他也成为大清历史上唯一受此殊荣的汉族官员。李鸿章对此十分看重，他不禁想起一年前，自己面临的相似窘境。

　　那是1894年9月17日，平壤被日军占领的第二天，军机大臣翁同龢捧着一堆弹劾奏折，要求皇上严办李鸿章。

　　光绪帝接过奏折，只是翻看几下，默默放至一旁。半晌，才沉重地说出：“不能把责任全推在李鸿章一人头上，北洋战败，朕也难辞其咎啊！”

　　见光绪帝是如此态度，李鸿章便奏称自己“调度无方，应请旨严加议处”。李鸿章自请处分，原不过是虚应故事，敷愆塞责。可哪里想到，在翁同龢的吹风下，光绪帝竟毫不客气地来了个“顺水推舟”：下谕“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李鸿章又失算了。他大为光火，就以“请特简重臣督办”相要挟。最后还是太后出面，方才平息了心中怒气。

　　这一回合，李鸿章完败。

　　李、翁二人早在“剿发捻”时就已结怨。其时，李鸿章替恩师曾国藩参了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一本，令其发配新疆，致使翁父病逝。这个仇翁同龢一直铭记在心。

　　有光绪帝作后盾，翁同龢处处觅机寻衅。看到李主和，翁同龢便冷言冷语：“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翁管理户部，李求拨款以购军械，他又一口咬定，“朝廷已经没钱”，“那是没用的浪费”。

　　那时，翁同龢官阶高于李鸿章，李每每受辱，总是隐忍不发。

　　直到清军节节败退，太后惊惧，乃令翁同龢“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当翁问及北洋舰队时，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情绪舒缓后方才作答：“师傅(翁同龢)总理财政，平时请拨款便驳回，临事来问兵舰。”翁支吾回应：“管钱当然以节约为尽职，若确实需要，为何不反复申请？”李鸿章笑着说：“政府怀疑我跋扈，您老奏我贪婪，我再嗷嗷不已，今天还有我李鸿章吗？”翁自知理亏，沉默不语，李鸿章总算吐出了哽在心头的一口恶气。

　　甲午惨败，尽管李鸿章指挥失当，但翁同龢也难逃添乱的干系。李鸿章后被撤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逐渐远离权力中枢，而翁同龢的政治生命也走向末路。1898年6月15日，翁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永不叙用。翁同龢学生王伯恭后来在《蜷庐随笔》中写道：“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

　　求洋人枉费心计  失战机天子斥责

　　尽管挟私报复是真，但翁同龢弹劾李鸿章“贻误战机”，也不尽全是捏造之词。

　　就在3个月前，朝鲜局势还处在扑朔迷离之际，李鸿章在洋人面前玩了一出自以为聪明的小把戏，结果却误了大事。

　　1894年6月20日，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要回国休假，路过天津时，他拜访了李鸿章。此时，李鸿章正在谋划怎样“不战而屈日之兵”，见喀西尼前来，突然心生一计。

　　经营了30多年的洋务，李鸿章笃信“以夷制夷”。他当即告诉喀西尼，望其转告俄国政府，出面调停大清与日本的矛盾纠纷，迫使日中双方同时退兵。

　　为“调动”俄国参与调停的热情，李鸿章还煞有介事地说我大清“认为俄国与此事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俄国有出面调停的特殊权利”。同时暗示，英国已经主动提出要调停，但朝廷“认为俄国在此次事件中有优先权”。

　　寥寥数语，李鸿章浑身上下显露着运筹帷幄之气，却真把喀西尼撩拨起来，竟待在天津不走了。

　　李鸿章喜不自胜。他深信俄国能把日本压服，以致面对国内“主战派”的增兵建议，置之不理。

　　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向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提出劝告，对方谎称“帮助朝鲜进行内政改革，完成后再撤兵”，将他搪塞了回去。

　　希德洛夫不甘心，他又递交了一份措辞更加强硬的照会，暗示日本要为今后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承担后果。接此照会，陆奥宗光心情无比沉重。但此时日军已在朝鲜形成兵力优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陆奥忐忑不安地再次婉拒：“日本同意俄国的要求，但目前尚不是撤军的时机。”电报发出后，他生恐惹恼俄国。许多年后，忆起当时的场景，陆奥宗光仍然心有余悸：“呜呼，至今都毛骨悚然。”

　　李鸿章再次失算。俄国收到日本回复后，居然一下子没了脾气。7月13日，俄国政府给自己找了个台阶，称对日本政府的态度“甚为满意”，“俄国政府以邻国之故，对于朝鲜事变自不能袖手旁观，然今日之事，完全出于希望预防清日两国之冲突，希为谅解。”

　　李鸿章始料未及，他想要捞一根救命稻草，转而向英国救援。可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一见说服日本有难度，就无情地“出卖”了他。欧格纳对陆奥宗光说：“今后清日两国若发生战争，清国的上海，为英国的利益中心，希望取得日本政府不在该地及附近作战的保证。”

　　眼见列强“骑墙”摇摆，李鸿章忽觉天旋地转，想起自己34年前与戈登之争，他不禁骂起了洋鬼子来。

　　为时已晚。正当李鸿章穿行于各国公使间时，日本已悄然完成了外交、政治、军事上的全面部署，不啻于将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攥在了手上。

　　李鸿章倚仗外国以求和局，令其御前形象大打折扣，光绪帝前所未有地斥责他：“非但示弱于人，仍贻后患，殊属非计”，“嗣后该大臣与洋人谈论，务宜格外审慎；设轻率发端，致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正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李鸿章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御史张仲炘说他是咎由自取：“不意李鸿章办洋务数十年，乃甘坠洋人之术中不知悟也！”

　　阅雄兵心有踌躇 保战船自掘坟墓

　　列强调停破产，可李鸿章依旧坚称“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甚至在日军发动进攻前数日，李鸿章已得情报，却仍认为“开仗之说似是谣传”。

　　如此“自欺欺人”，与其说李鸿章昏聩无知，不如说是他不愿接受这样的现实。他愁眉紧锁，无非是寻求一丝心理慰籍罢了。

　　李鸿章所虑，今年乃慈禧太后六旬大寿，老佛爷不想打仗，希望“保全和局”；而自己的北洋水师，经年未添一炮一舰，战斗力堪忧。他十分清楚，北洋水师是自己最重的筹码，倘若冒进兵败，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势必发生动摇。

　　想到这里，李鸿章倒吸一口凉气。两个月前，自己在大沽口检阅这支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海军的场景历历在目。

　　那是5月10日，李鸿章登上“定远”号甲板，观看全体舰船趁落潮出海，沿途行驶操演，不时改变阵形，或雁行或鱼贯，操纵自如。他屡屡捋须点头。

　　正在此时，李鸿章注意到，远处有一艘日本兵舰尾随而来。原来，日本探悉北洋演习，特派“赤城”号尾随观看，还打着致礼的旗号。冥冥间，李鸿章有种不详的预感。

　　阅兵完毕，他收起笑容，急上奏折：“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犹胜。即日本蕞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舰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李鸿章为北洋的命运而担心。继而战事打响，他不谋取胜，只求不败，一开始便定下了“保船制敌”的方针：“先守守局，再图进取，稳扎稳打，庶进退裕如”，“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李鸿章想，以我既有军备，加之兵士勇猛，采取守势，定能应付过去。但他终归还是失算了——这一回，他败给了自己人。

　　“御人以术不以德”，李鸿章重用亲信叶志超为陆军统帅、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前者贪生怕死，后者“只识弓马”。可李鸿章却对他们放任自流，过于信任。

　　“成欢之战”失败，叶志超向朝廷呈报虚假战况，谎称歼灭日军1700余人，后再夸大至2000余人，竟骗得赏银二万两，且获赐提督，成为平壤各路清军统领。

　　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水师却奏来捷报：“击沉包括‘吉野’号在内的数艘日舰，日本联合舰队已经失去海外作战能力”，李鸿章十分欢喜，还向朝廷为丁汝昌邀赏。

　　一周后，李鸿章在天津接待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官，方被当告知日舰一艘未沉，且受伤战舰均已修复，再次驶入清国近海巡航求战。他震惊不已，竟久久不能相信这个事实。

　　正是在叶志超的指挥下，平壤之战清军一泻千里，日军跨过了鸭绿江；也正因为丁汝昌的一再“坚守”，北洋水师困溺于刘公岛，最终全军覆没。

　　据李鸿章幕僚吴汝纶回忆：“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命根子”断了，李鸿章的泪水至真至诚，他苦闷、伤心、懊恼、不解。也许他永远也不会想到，恰恰是他自己，成了北洋的掘墓人，且将晚清推向绝境。

　　国人讲究“为尊者讳”，仅仅凭借简单史料，揣测李鸿章、袁世凯、张謇、孙中山、光绪皇帝、慈禧太后……这些历史人物当年在甲午战争之时的立场，很可能是不准确的，但里面也不乏一些可供借鉴的内容。

　　清朝政治格局的终极洗牌

　　文_板桥霜

　　甲午战争前夕，左右清朝的政治势力，主要为湘军、淮军、清流及满人统治集团这四大政治集团，且内患不亚于外患。

　　表面上看，湘军早已式微，李鸿章所领导之淮军一系，风风火火地搞了多年洋务运动，一时风光无两，但却是枪打出头鸟，他们和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势力冲突也最深。

　　甲午战后，对淮系而言，遭受了清流和日本的内外双重打击，势力大不如前，而清流也因主战失利，丧失了其在朝廷的地位，让光绪皇帝的威信也大打折扣，权威回归到一度简政放权的慈禧手中。故历史学家石泉先生说，甲午之战中得利的除日本之外，在国内就只有慈禧一人而已。

　　勒令缺席的袁世凯

　　甲午战争前，对朝鲜局势最为熟悉的中国高级军官是袁世凯，他一度被人们称为“朝鲜太上皇”。朝鲜，正是他后来飞黄腾达的起点，但这样一个人，居然在甲午战争的前线上，缺席了。

　　光绪八年(1882年)6月，朝鲜“壬午事变”，大院君重掌政权，排斥闵妃。清军统领吴长庆渡海前往朝鲜平乱，袁世凯奉命率兵直扑东学党巢穴，剿平乱事。事后，袁世凯获得了“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的16字奖语，记了首功。

　　此后，吴长庆留驻朝鲜，在这个清军司令部里，所有的军务“莫不由袁作主”。朝鲜王李熙更是“三顾茅庐”，礼聘袁世凯为军事顾问，负责整军练兵。

　　可惜好景不长，在朝鲜紧接着的第二次政变中，国王、闵妃等被禁闭于景祜宫。袁世凯先斩后奏，勒兵勤王，并代主持朝鲜的内政、外交、军事。这时袁只是一个26岁的青年，但朝鲜大臣每日必会袁议事，听其指挥，用袁世凯自己的话说，自己是在“只手撑支东方大局”。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曾论证过，“要不是袁世凯在这方面的努力，恐怕后来甲午战争早就爆发了。”

　　因为此时的朝鲜，为了摆脱清朝的属国地位而竭尽全力，先是向日本求助，后又请俄国帮忙。袁世凯就在这种乱局中努力周旋，他曾专门写了一篇《朝鲜大局论》，呈交朝鲜政府，阐述朝鲜“依中国”有六大好处，“背中国”有四大害处。

　　对清朝内部，袁世凯则上书给李鸿章，献议对朝鲜问题处理的策略，上策是：“乘朝鲜内敝，而日本尚不敢鲸吞朝鲜，列强亦尚未深入，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下策是：“门户开放，免得与日本或帝俄正面冲突，索性约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国，共同保护朝鲜。”如果就世界局势来看，袁氏的策略虽有可操作性上的瑕疵，但他在当时应属少数有远见的人。

　　反倒是，此时陷入中法战争的清廷不愿在朝鲜问题上和日本过多纠缠，把袁世凯列为了两国冲突的替罪羊。到发生战争之前的一周，朝鲜亲日派宣称要砍袁的脑袋，并对其驻扎朝鲜办公的地方，全部给包围起来。袁世凯也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命运并不完全是自己掌握得了的。6月15日，他乘坐英国军舰，终于离开了和自己12年瓜葛不断的朝鲜，从此永别。

　　于是，在甲午战争期间，熟悉朝鲜事务的袁世凯自然而然成了“旁观者”。袁不在前线，他的差事是前往山海关外处理前线军务，协助转送军需物资。有力使不上的袁世凯只好给有关部门不停上书，谈及自己军事上的一些想法和策略，不过，这些建议大都石沉大海。

　　甲午战争事后，李鸿章才明白袁世凯的“先见之明”，于是袁世凯开始得到重视，被推荐训练新式陆军，开始其扶摇直上的仕途，直至他最后改变中国。

　　弃官从商的状元郎

　　张謇和甲午战争的联系，不仅仅因为他是甲午那年的状元。

　　甲午这一年，他已经得到慈禧太后器重，可以自由出入皇宫南书房。但他思考的，显然并不止这些……

　　在早一些的时候，吴长庆驻朝鲜的司令部中有一文一武，武是袁世凯，文就是张謇，当时，张謇不过29岁。

　　张謇作为吴长庆的幕僚，参与了大部分重要事务的决策，对朝鲜局势也有深入的思考。他先后写了《壬午东征事略》、《乘时规复流虬策》、《朝鲜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其中尤以《朝鲜善后六策》治论最为深刻。在这篇文章中，张謇检讨了朝鲜问题的来龙去脉，根本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的多种策略计划，文章提出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有以下几种选择：

　　一是按照汉朝的方式，建置玄菟、乐浪郡；二是按照后周的方式，设置监国；三是驻扎重兵于各海口，改革内政，除旧布新；四是让其自行改革，为其训练新军，增强其防卫能力；五是与东三省联为一气，互相声援；六是分路出兵、规复琉球，打击日本的侵略气焰，使其不敢对朝鲜轻举妄动。

　　李鸿章看了这篇呈文后，认为是多事，把它扔在一旁。但很快，京城上下都知道了这篇文章，甚至有几位重要官员到总理衙门和军机处询问他们对善后六策的看法。南派清议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立即支持这篇文章，并抄录上达皇帝和太后。

　　但奇怪的是，到1894年，当初的朝鲜问题专家张謇的思维却开始“倒退”，乃至说出“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不足以示威而免患”这样外行的话。

　　根本原因就在于，张謇作为翁同龢旗下的翁门六子之一，必定走向清流一派。他以朝鲜问题专家与新科状元身份，在甲午战争时常常和老师“谈东事， 激昂慷慨”，这些意见，为军机处和光绪皇帝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狠狠打击了李鸿章。

　　而在早一些时候，张之洞与李鸿章均有意延揽张謇加入自己的幕僚之中，不过张謇心里还是念的科举正途，说过“南不拜张，北不投李”的豪言，不再做幕僚。这位甲午年间的状元极大地鼓动战争，但最终结果就是战败。

　　当然，彼时张謇只是尚未过河却已引人侧目的小卒，翁同龢才是真正激进的主战的当头炮，然在残酷的战争面前，爱国的激情终究无法替代实力的缺憾。

　　甲午战争之后，张謇放弃了做官，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痛定思痛后的真切感悟。不过，他仍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以“君主立宪”这一派别身份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到中国的发展进程。

　　“逼上梁山”的革命者

　　19世纪80年代的一天，北洋大臣李鸿章发现自己的舌头上长了一个胰疮，经多方医治，不仅未见好转，还有人说是舌癌。李鸿章只得求助香港的西医。

　　香港西医书院妙手回春，很快就把李鸿章的病治好了，让他大是欢心。这个西医书院顺杆向上爬，几年后向李鸿章推荐了两名优秀毕业生，要讨个官来做。李鸿章爽快答应，并按程序给两广总督衙门发了函。

　　这两个年轻人抱着兴奋的心情，来到两广总督衙门报到。然而，县官不如现管，似乎只有贿赂和打点，他们才能得到那个官职。

　　历史在此注定出现了一个拐弯，如果这两个年轻人求官成功，也许中国历史的进程都会因此而改变，因为其中一人，便是孙中山。

　　求仕失败的孙中山，和好友陈少白在广州合开了一家医馆，但此时的他每有欲上书清廷以陈时势、以救时局的想法。

　　在甲午年，孙中山筹备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给李鸿章上书，以实现“中央革命”的理想，但这显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为此，他发动了一些能找的关系。

　　他首先找了已经卸任、正闲赋广州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请他写信介绍给在上海的盛宣怀堂弟盛宙怀，以便到上海请盛宙怀作书介绍给他的堂兄盛宣怀，最后通过盛介绍给李。

　　有了魏恒的“路条”，1894年3月间，孙中山到达上海携魏函见到了盛宙怀，并拿到了引荐信。同时，在上海期间，孙中山结识了后来成为襄助他理财革命的宋耀如，也认识了作为早期维新派的郑观应、王韬。

　　巧的是，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中山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或者可以见李鸿章。据陈少白回忆：“孙先生当时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

　　孙中山本来苦思冥想、遍找门径，企图知遇于李大人，以一展经世之才，但是在京津看到的是腐败奢糜景象，且未获李鸿章接见，主张亦未被理睬。经宋耀如努力，孙中山的文章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让这名年轻医生改革救国的观点首次披诸报端，其意义自是不凡。

　　在孙中山后来的《伦敦蒙难记》中，他回忆了自己为什么会走上革命这条道路。

　　最初兴中会并非是要革命的，都是希望能够使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上达天听，被朝廷认可来推动中国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促使他走向造反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不是李鸿章不见他，才去愤而走向革命。而是甲午战争失败后，洋务运动成果付之一炬，朝廷还宣布，以后所有的贫民百姓，不得单独未经许可就上书，断绝了他们的任何希望——连写个东西打个报告的权利都没有了。

　　此后，孙中山彻底抛弃了改良思想，成立“兴中会”，完全投身于与清决裂的革命之中，也为清朝的最终覆亡埋下一颗深水炸弹。

　　冲刺“高考”的光绪帝

　　如果不是皇帝，载湉大概会是一个脾气温和的好青年。他谨慎对待每一项祖宗立下的规矩，心存善良仁厚。虽然没能成为中兴之帝，但以儒家观点来看，他会是一个皇帝励精图治的模板。他在位期间，有过洪水、瘟疫、有过对日本战事的失败，但他自己并无横征暴敛、奢糜的挥霍。除去有点优柔寡断的毛病，算是一个有志青年。

　　在古代，垂帘听政下的小皇帝在亲政后，都会有政绩饥渴症，这似乎成了一种惯例。

　　如北宋哲宗赵煦在高太后撤帘后，第二年就停止与西夏谈判，不计当时国力，多次对其用兵。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对他有这么一句描写：“赵煦大喜，哈哈大笑，叫道：‘好极，好极！我是皇帝了，我是皇帝了！’”

　　1894年的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亦有过这样的心情。

　　在光绪皇帝六岁时，清朝与沙俄有过一次局部战争。当时左宗棠西征击败阿古柏，平定天山南北路，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这一仗，清廷配合英国阻击了沙俄南下，第一次在列强的纵横捭阖中有了一席之地。8年后，清朝甚至在越南北部地区击败法国军队，迫使法国人考虑和谈。

　　看上去，在慈禧太后垂帘时，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国家在这一南一北两场战争后开始“富强”。光绪皇帝亲政后，蓄势多年的建功立业之心开始狂野燃烧。1894年，迎来了他帝王人生中的第一次“高考”。

　　甲午战争初期，朝堂里洋溢着一股书生气的乐观情绪。

　　户部主事裕绂上奏：“日本偏僻处于东洋，全境不过中国一二省之大小，夜郎自大，辄欲奋螳臂以抗王师，此其自速灭亡”。礼部侍郎志锐则认为“如果清国一战扫平日本，则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奋精神，以图自强，从此昂首迈向强国之路”。

　　当然，这里面更离不开帝师翁同龢希望一战而胜，树立皇帝权威，摆脱慈禧控制的建议。学者周祯伟提出，此时帝后与翁李、满汉两条派系对抗已然呼之欲出，遂带动其余派系资源渐投于帝后权力矛盾之下，而成日后党争之基本阵势。

　　但战争的失败使光绪皇帝损失了巨大的政治资源。世人会说，当年慈禧太后垂帘的时候，与法俄列强交战，也没吃过多大亏，载湉小儿竟被蕞尔小邦日本轻易击败，这样的皇帝，留你何用？

　　石泉先生则提到，(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政局遂失其稳定性，李鸿章既去，袁世凯接统新军，亦渐露头角。中枢则翁同龢主政，而清流势力因康梁维新运动之大起，又趋分化，于是帝后党争益烈，遂终爆发戊戌之变，大局从此益不可问。而革命势力，则始于甲午，乙未间萌芽海外，随时势之推移，遂终成倾覆满清帝国之先驱矣。

　　甲午战前，国际舆论普遍看好中国，认为日本无法战胜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孰料清军溃败，世人大跌眼镜，纷纷把矛头指向李鸿章的保守战术。惟梁启超另有看法：“是役也，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

　　朝政腐败，岂有幸胜之理？

　　文_本刊记者 曾晖

　　1889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了汉口“乐善堂”间谍组织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书中评述，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

　　解放军少将罗援曾说，“腐败不除，军队未战先败”。甲午一役，恰同此理。

　　“无官不贪，无事不贿”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强化了“大陆政策”，天皇睦仁亲笔写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誓言，建设强大海军成为第一要务。1887年，天皇下诏，决定从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以资海军，民众纷纷解囊效仿，不到三个月，捐款达103万之巨。1889年起，天皇更是每年定额资助30万日元，此举再次带动日本政府官员主动献出薪俸用于造舰。

　　与此同时，大清国的光绪皇帝和大臣们却正为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而绞尽脑汁。

　　1888年秋，醇亲王弈譞向沿江海各省督抚授意，让筹资修筑颐和园，但他担心此理由无法摆上台面，便想出了海军的名义。各督抚认捐踊跃，共集得260万两。该笔“海军巨款”最终存入天津的外国银行和洋务企业，所得息银用以补贴颐和园工程。

　　除此之外，建园工程还挪用海军衙门收到的各省“海防捐”共150多万两；占用海军衙门“闲款”45万两；挪用海军经费正款210万两……后来有人作诗讽刺说，北洋水师的铁舰全军覆没，倒是颐和园的石头船永不会沉。

　　日本另一个间谍头目宗方小太郎在《中国大势之趋向》中披露官场的腐败景象：清国公开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而自己调查的结果却是该数的4倍。且此“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

　　其时，英国武器制造厂商代表穆特尔与中日两国都有着生意往来。他说，日本购入武器时，会请来各方专业人员评判武器性能，不放过任何细节。日本人对价格也仔细研究，力争买到性价比最高的武器。而中国官员甚至不知道一分钟能发射多少炮弹，但对该拿多少回扣却一清二楚。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乃海防“第一责任人”，却也借助经营洋务、筹措海军而中饱私囊。

　　有外国商人作证，装备北洋的弹药经费被负责供应的官员私吞到口袋里去了。这个官员不是别人，正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也指认张士珩导致了北洋水师“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

　　上行下效。大战前夕，军中腐败同样猖獗。旅顺军港内驻泊的“南洋”号、“元凯”号、“超武”号兵船仅供大员们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他们甚至利用舰队的豁免权，从朝鲜走私人参、装货载客挣钱牟利，为各衙门搞“创收”。

　　“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在各地大量购置房产，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也在刘公岛上盖“商品房”以出租，两人甚至为建房之事发生龃龉。

　　淮军将领卫汝贵兵援朝鲜，赶上女儿在家乡出嫁，他就通过克扣军饷的办法，搜罗大量金银运回老家。其妻接到“贺礼”，马上回信叮嘱：“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

　　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美国总统密报战争情况：“中国人中之最无智识而最愚笨者成为统治者。中国政府几乎无官不贪，无事不贿，上下相欺，大小相欺。中国军队中贪污吃空额、营私，盗窃公物，扣饷以为常……”

　　丰岛海战后，丁汝昌对腐败乱象忍无可忍。他称所运之煤“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气力，兼碍锅炉。虽在常时，以供兵轮且不堪用，况行军备战之时乎？”但为时已晚，大东沟一役，北洋水师就燃烧着这样的“散碎之煤”驶向了决战场。

　　旅顺港失守，守将龚照玙被以“统兵将帅失守要港罪”判处死刑，投入监狱。但龚总兵花了万金，把狱中上下买通，住单间，每日从饭馆订餐，八个小妾轮流入监伺候服侍。龚照玙脾气暴躁，常命令伺候的马弁鞭挞小妾，弄得牢房内常传出哭号声。借由金钱开路，龚照玙最终未被处死，5年后得释出狱。

　　尚虚文，无纪律

　　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来远”舰大副张哲荣在战后反思：“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

　　北洋水师后期，军事训练形同虚设，常常为了应付上级视察而弄虚作假。打靶演习时，会“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驰。码数已知，放固易中”。

　　日本战时刊物《日清战争实记》如此描述清兵的军容：有将军携带妓女的，有打着蝙蝠伞的，有带着鸟笼的，队伍里有唱歌的，有怒骂的，有快走的，有慢走的，千差万别、千奇百怪。文武官员十指留着长指甲，任其自然生长，以平时拱手闲坐为风韵体面。

　　散漫之气积重难返，任何约束都成了空文。《北洋海军章程》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事实却是，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时，官兵必淫赌于香港、上海。“定远”舰上的水兵甚至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

　　章程规定的舰船保养同样有名无实。保养经费普遍被挪作他用，致使船舱机器擦抹不勤，年久失修。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谈及他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

　　最荒谬的是1886年“长崎事件”。丁汝昌领镇远、定远、威远和济远四舰驶入日本长崎开展“亲善访问”。官兵们获准登岸观光，其中有人赴妓院寻欢，后酗酒斗殴，遭到日警逮捕。水师上下非但不以此为丑闻，反而纠集450余人直扑警局，并将舰上12门巨炮对准了长崎市区……

　　反观日本，山本权兵卫任海军省官房主事以来，大力整饬军纪。在三年零两个月时间里“处理”掉9名高级将领，包括3名中将和6名少将。到战争打响时，日本海军只剩下12名中将，即使山本权兵卫本人也是在战场奏捷后才得以晋升。

　　早在1884年12月，日本《自由新闻》就断言：“清国虽军舰众多、武器允备，然徒于虚饰外表，并无巧操战舰、妙用军队之将校，亦无熟练操作枪炮之士兵，若一旦战机来临，吾国就当以精兵强将驱逐驻守韩国之支那兵，进而横跨鸭绿江，长驱直入进北京。”

　　果不其然，虽然时隔十年，但清军的表现仍然印证了日媒的预言。丰岛海战，北洋舰队毫无战法可言：“广乙号”被击沉，“济远号”临阵脱逃，运兵船“高升号”与炮舰“操江号”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误入战场，结果一船沉没，一船被俘。要知道，北洋水师已经成军6年，而此时的日本联合舰队正式编组方才6天。

　　其后的大东沟战役，“超勇先沉，扬威伤走，来远、平远火起，经远、致远相寻沉没，济远、广甲、广丙前后皆逃。定远健斗，损伤最甚，火炽不灭……”

　　海军狼狈，陆军更为不堪。守卫平壤的清兵坐拥一个月的军粮、弹药，却在一日之内即告崩盘。守将叶志超仓皇逃离，一口气连跑6天，没做任何停留，逢山过山，遇河过河，狂奔500多里，直至鸭绿江边。

　　清军抛弃的大量物资被日军所获，却又在溃逃途中大肆抢掠朝鲜民众，惹得百姓深恶痛绝。目击平壤之战的朝鲜人朴殷植说：“始清兵渡江，我民争箪壶迎馈，而乃肆盗掠，大失民望。”

　　短视与倾轧

　　海战前，日本对战争结果早已备下三种预案：第一，海战失利，日本退守本土；第二，持续获胜，则在中国登陆；第三，双方僵持，就在朝鲜半岛展开拉锯。由此可窥，日本筹备之周详。

　　但大清知识分子，对于此战，乃至日本则尽显无知。

　　《申报》曾称“日本人短小若侏儒，从无高至四尺以上者，不似华人之身材高大体态昂藏。一经开仗，我华兵以大压小，其不致糜烂者几希，日人其奈之何哉？”

　　甚至作为清政府第一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也认为：“日本今日之势，固万万不能胜我也……我中国土地之大，物产之富，人民之众，足兵足食日臻富强，自不难居万国之首，使其俯首听命，咸就范围。”

　　据史料记载，就在丰岛海战爆发前3个月，光绪帝宠爱的珍妃得了好处，为玉铭谋取四川盐法道一职，光绪帝禁不住枕边风，应下了。谁料，光绪帝在召见时问玉铭在哪一衙门当差，居然对答在木厂。光绪帝闻之骇然，命其将履历写出，玉铭竟久久不能成字，原来竟是一文盲。

　　自“开眼看世界”特别是洋务运动以来，沈葆桢、刘铭传等开明官员早就上书，建议朝廷警惕倭患，但始终不得决策者的重视。

　　1888年北洋舰队组建完毕，日本以其为目标倾尽国力极速追赶，清廷却反以“经济原因”为由截断了对舰队的供给。打那时起，海军再未添置一舰一炮，正所谓“北洋水师建成之日即其覆灭之时”。

　　李鸿章曾要求户部拨款60万两增购速射炮而不可得。可笑的是，战败之后，清廷对日赔偿，急命翁同龢向俄、法借款1亿两白银。这笔巨款，足以购买3000门速射炮、60艘“定远”级铁甲舰了。

　　谁言爱国心

　　1894年8月，大隈重信领导的日本立宪改进党煽动对清开战，把日本攻打中国比作是“虎狼驱赶羊群、疾风席卷落叶”。大隈重信给出了他的理由——清国“政治是君主独裁，国民缺乏爱国精神，少有勤王之念”。

　　大隈重信判断无误。战争期间，虽有左宝贵、邓世昌等人以身殉国传为后世佳话，但绝大多数清军官兵毫无耻感，顿作鸟兽散。甚至有人不惜扮成妇女，企图蒙混过关。

　　北洋水师被困刘公岛后，水手争相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遍地都是“请降”之音。

　　其时，有主战派、湘军大臣刘坤一奏称，“‘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呼吁朝廷抗争到底。然而，当权者早已没了奋起反击的意志。

　　在日军攻占大连、旅顺后，身为战时主帅，李鸿章、李经方父子，竟携家眷和私产“乘舆数十百号”从天津经上海运回了合肥老家，导致京津一带人心惶惶。

　　而紫禁城内的爱新觉罗家族，同样麻木不仁。黄海海战后，北洋水师尚存主力，慈禧太后却授意“大事化小”，单方面“避战求和”，结果威海卫之战，舰队在几无反抗的情况下全军覆没。

　　此后，两国谈判《马关条约》。日本虽胜，却对条款通过并无十足把握。可面对割让台湾、辽东等苛刻要求，清廷上下除了“哀嚎一片”，竟没有任何可行的主张，甚至一向逞勇的光绪帝都认为，“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最终基本答应了日方所提的全部内容。

　　清政府在战时的怯弱表现，震惊了国际舆论。

　　美国学者明恩溥称：“清朝官员自私的程度达到只要侵略者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提供侵略者所要的一切东西。”

　　相比于日本联合舰队出征时打出“扬我帝国海军威名”的旗语，和日本水兵剖腹自尽来庆祝胜利，朝政腐败，让清朝的官僚阶层与普通民众渐行渐远，国家之事，少人上心。

　　就在甲午战败之后，清朝统治者祭出了一系列的自保手段，假变法、假新政，最终不敌民意的洪流。17年后，一代王朝轰然倒塌。

　　1894年1月，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3月，朝鲜国王李熙向清政府求援，日本诱使清廷出兵……

　　晚清四季悲歌：甲午战争全过程

　　整理_本刊记者 曾晖

　　夏·爆发

　　6月，李鸿章命叶志超、聂士成率1500人赴朝平叛，日本以“保护使馆及侨民”为借口，派400人先遣队进驻汉城。

　　6月10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全州和议”，李鸿章命驻朝大臣袁世凯与日方磋商同时撤兵。

　　6月15日，日本拒绝撤兵。22日，日本发出“第一次绝交书”。李鸿章向俄、英等国求援调停。

　　6月28日，日军增兵至8000人。其后，清廷“主战派”要求增兵，李鸿章不允；袁世凯主张先撤兵以占据政治主动，李鸿章亦不允。

　　7月，多国调停失败，情势告急。李鸿章命卫汝贵、马玉昆率军登陆；另调北洋陆军十余营分梯次渡海驰援朝鲜。

　　7月14日，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反诬中国“有意滋事”，扬言“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

　　7月17日，日朝谈判破裂，日本大本营作出开战决定。20日，日本联合舰队组建。

　　7月23日，日军冲入朝鲜王宫，囚禁李熙，扶植亲日政权。同日，清军“济远”“广乙”两舰抵达牙山，掩护运兵船在朝鲜登陆。

　　7月25日晨，“丰岛海战”爆发。此役后，李鸿章令北洋舰队固守大同江口至威海卫之间的海岸，避免与日舰在海上交锋。

　　7月28日，日本陆军进攻牙山，清军败退平壤，史称“成欢之战”。8月1日，两国正式宣战。

　　秋·萧瑟

　　9月15日，日军攻克平壤，叶志超率残部仓惶撤退，史称“平壤战役”。10日内，清军全部退回中国境内。

　　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此役后，清军退守威海卫刘公岛，日本完全掌握了制海权。

　　9月23日，朝廷紧急划拨150万两白银军费。25日，慈禧太后下旨，取消定于颐和园举办的寿辰庆典及沿途“点景”工程。

　　10月24日，日军抢渡鸭绿江，攻陷虎山。26日，日军占领九连城和安东县，清军鸭绿江江防崩溃。同日，日军在庄河花园口登陆。史称“辽东战役”。

　　11月6日，日军攻占金州，次日攻陷大连湾，慈禧太后在紫禁城宁寿宫黯然度过60岁生日。

　　11月19日，旅顺守将龚照玙逃往烟台，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亦先后潜逃。22日，日军占领旅顺，实施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史称“旅顺大屠杀”。

　　冬·覆灭

　　12月24日，北洋水师旗舰“镇远”号退入威海卫时触礁，管带林泰曾自杀。

　　1895年1月14日，清廷派张荫桓、邵友濂赴日求和。31日，日方以“清国全权委任状不完善”为由中断交涉。

　　1月30日，日军攻占威海卫南帮炮台，史称“威海卫之战”。

　　2月2日，伊藤博文向清廷提出和谈要求，点名让李鸿章担任全权代表。

　　2月3日，日军攻陷威海卫城。10日，“定远”号弹药告罄后自沉。11日，丁汝昌拒降自杀。

　　2月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萨镇冰率10舰献降，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3月4日，日军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攻陷田庄台，辽东清军彻底崩溃。

　　春·埋葬

　　3月13日，清政府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和钦差全权大臣李经方启程，19日抵达马关并开启谈判，但未能就停战问题达成一致。

　　3月23日，日军袭击澎湖列岛，25日攻克。

　　3月24日，小山六之助行刺李鸿章。28日，伊藤博文同意无条件停战。30日，双方签订为期21天的停战协议。

　　4月1日，议和谈判开始。17日，《马关条约》缔结，中日甲午战争宣告结束。

　　5月4日，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宣布放弃辽东半岛，清廷支付白银3000万两以作“赎辽费”。

　　甲午之败，激起了中国的强国梦。今日之中国已然崛起，在面对日本时，我们不挑事，也决不怕事。

　　两甲子后，中日关系再回首

　　文_本刊记者   曾晖

　　1955年10月，香山叶正红。以上林山荣吉为首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来到北京，提出尽早释放日本战犯问题。毛泽东开门见山，用浓郁的湖南口音说：“我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

　　中日邦交正常化

　　毛泽东说的不是客套话。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政府就长远考虑，决定抛弃历史包袱，“以德报怨”地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

　　1961年6月，周恩来在接见溥杰夫妇时再次表明：“我们应该向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我们并不总盯着过去的事情。”

　　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贯穿了整个60年代.。一个42人组成的日本政治家、大企业家访问团来到中国，并向中国出口了一整套维尼龙生产设备；后应中国政府邀请，日本400名青年访华参加首届“中日青年大联欢”；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31届世乒赛上，周恩来指定王晓云任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赴日，借机同日本政界接触，推动中日关系发展……

　　终于，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偕外相大平正芳访华，同周恩来进行了四次会谈并签署了《联合声明》，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尽管经济建设百废待兴，国内政治运动又连连开展，但在外交上，中国政府对待日本，却始终站在积极主动的位置，不断以开放、自信的姿态与对方“牵手”，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争取到了有力的外援。

　　1979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与100 多年前日本明治政府只向欧美派遣考察团吸取西方经验不同，中国几乎同时向欧洲和日本派遣了考察团。当时中日间的良好互动及中国领导人的务实心态可见一斑。

　　在日本考察新干线时，邓小平高兴地打了个比方：“像风一样快，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1979年12月，已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访华，同意向中国提供低息的政府开发援助，此举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进入1980年代，中国经济真正“跑”了起来。中国正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经济发展，而此时的日本却悄悄转向。

　　“我们没给日本出难题”

　　历史上，中日间长期都是“一强一弱”。自“鉴真东渡”开启双边友好交流以来，中国对日处于显著优势地位。直至19世纪末，形势发生逆转。日本历经明治维新、甲午战争，在后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其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全面压倒中国。

　　但这样的格局如今却被打破。中日间进入了两千多年交往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强型”关系，至少，已没有一方是“弱者”。

　　当20 世纪80 年代后半期，日本民间叫嚣着“要买下整个美国”、“21 世纪是日本的世纪”时，“改革开放”却在中国激发出了空前活力。

　　相较于此时日本经济增长的迟滞，中国创造了更加梦幻的“发展速度”。在此后的30年间，中国打破了日本在亚洲“一枝独秀”的格局，并最终接替了其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地位。

　　这样的局面显然是许多抱持“大日本主义”复苏美梦的人所并不乐见的，沮丧写在日本民众的脸上。

　　在日本媒体上，这一时期对中国发展的负面报道长篇累牍。人们一方面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感到惊羡，另一方面却对中国改革所衍生的一些问题感到不服气，甚至反而增强了莫名的“优越感”，看中国什么都不顺眼。中日之间没有再像过去那样出现友好高潮。

　　日本政界也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不安分”了起来。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7月，日本右翼团体成员连续四次登上钓鱼岛；1997年9月，日、美批准新的防卫合作指针报告，把中国大陆和台湾纳入日美安全条约的范围……

　　围绕历史和领土问题，日本不断与中国发生摩擦，但中国领导人依旧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希望其能从中日关系的发展大局出发，改弦更张。

　　邓小平曾经谈到：“这些年我们没有给日本出过难题，而日本的教科书问题、最近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还有蒋介石遗德显彰会问题，是给我们出了很大的难题……对日本方面来说，不做这些事没有任何损失，不做这些事也可以很平静地、很稳定地、持续地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

　　从“放一下”到“常态化”

　　中日关系在21 世纪初，完全步入了“强强型”状态。

　　此时，对中国崛起“不适应”的纠结心理，加之国内的政治乱局，特别是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对中日关系的牵制……种种原因，致使日本国民的“对华好感度”一再降低，而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渐趋强硬。

　　在“势均力敌”的状态下，当双方遇到矛盾时，很可能出现“谁也不肯示弱”的局面，而且当任何一方的政府在双方交涉中采取外交上所必要的妥协时，往往会被部分民众视为“软弱”，从而承受巨大压力。

　　因此，尽管中国政府多次敦促日方相向而行，但也不再片面幻想“中日友好”，而是做好了万全准备。

　　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东京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及钓鱼岛问题。邓神态自若地回应：“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而在35年后，当日本祭出“购岛”闹剧时，中国政府却不再沉默，而是果断采取了反制措施：划定领海基线，并派公务船只进入钓鱼岛海域进行“常态化”巡航。

　　学者卓南生分析，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主要依赖四张王牌，即“中国威胁论牌”、“两岸分裂牌”、“经济牌”及“北京怕乱牌”。可是中国经济崛起，再加上海峡两岸关系日趋正常，“经济牌”和“两岸分裂牌”相继失灵。

　　目前日本惯用的就是玩“中国威胁论”和“北京怕乱”这两个伪命题牌。从一年多看来，面对挑衅，中国姿态日益强势，反制也更具针对性，日本已是黔驴技穷。

　　另有学者认为，事实上，中国的强硬态度，为日本划定了清晰的活动空间，反而降低了战争的风险。

　　回顾近60年的历史，伴随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对于中日关系的掌控力正在日益增强。而两国间虽历经冷热起伏，但渐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

　　可以预见的是，在目前或更长一段时间内，中日双方仍将保持“强强型”的关系。但只要中国和平发展的脚步继续，“中强日弱”定是大势所趋。

　　又逢甲午年，纵观东北亚局势，如果日本采取理性政策，两国间依旧可以重修旧好，互利双赢。如若日本一意孤行，以情绪化左右政策，甚至挑起军事对抗，中国却也并不怕事。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政府已非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也不是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