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别人的教育

德国波恩一所公立小学的四年级教学课堂 （摄于2012年）

　　受教育的义务

　　“女儿和侄子年纪相仿，有一天不知道他们俩在做什么比赛游戏呢，我侄子很高兴地欢呼着‘我是第一名！’，没想到我女儿更高兴地喊着‘我是第二名！’”从1988年开始到德国读书起就一直在德国定居的肖云尤其记得带女儿回国探亲时的这一幕。“或许只有在德国长大的孩子才会对排名、对竞争如此不敏感。”

　　肖云的两个女儿都在德国出生，并在德国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待在德国这么多年，自己喜欢德国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觉得孩子在这里更幸福，甚至孩子培养出来的性格都不太一样。”肖云对本刊记者说，“我不愿意让她们受我曾经受过的中国教育的那种苦。”但即便如此，女儿们在不同教育体制中往来穿梭的机会越来越便利，有走出去，就有走回来。2001年，为了让大女儿更好地学习汉语，肖云母女回国了。

　　“回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让孩子学习汉语。”当时正值二女儿出生不久，肖云在德国休着产假。“在德国，生完孩子可以直到孩子3岁再回去工作，保留职位，不发工资。每年年初单位会问我愿不愿意回来工作，我当时为了带孩子就说暂时不上班，专心在家照顾两个女儿。”肖云的大女儿月月当年11岁，在德国刚刚读完小学四年级。

　　“就是这段时间我发现大女儿的中文很有问题。”所谓有问题，是女儿月月虽然认识字，但对于字背后的背景知识一无所知。“她正在学一篇汉语课文《雨花台》，讲的是一个革命志士被国民党抓住了，为了软化他，国民党当局把他儿子也抓起来了，但他仍然不屈服，最终被国民党杀害。”肖云说，女儿特别不理解这件事。“她问我为什么要杀这个人和他的儿子，是因为犯了罪吗？我说这是两党的政治斗争。她一听就更加不理解，当时美国正在进行大选，她说小布什上台也不会把戈尔和他全家都杀了呀？！我说这是专制政府害怕被推翻时动用的国家机器。她马上就问什么是国家机器？这一下子问得我都哑口无言，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清楚。”

　　“我们在家里交流一直用汉语，禁止她们说德语。但即便所有字都认识，女儿没有相应的背景知识还是无法理解，像国内的小孩就不会提这种问题。”肖云这才意识到，女儿需要中国的生活背景。“我跟她说，你想要更了解中国的事情，咱们就休学一段时间回中国去看看吧。”当时正好有国内大学想聘请肖云，并提供了教授的职位。“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女儿能在国内适应，我们就留在国内了，如果不适应我们就还是回德国。”而女儿月月听说回国能够跟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也很高兴。

　　回到老家太原，肖云仍然沿袭了在德国上小学的习惯，并未刻意为女儿挑选小学。“德国的小学入学特别简单，只要你的孩子明年满6周岁，市政厅就会在今年年底给你写信，说你的孩子明年到了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要为孩子选择一所学校。市政厅会把离你家最近的三所学校列出来供你选择，通常分别是天主教学校、基督教学校和普通学校。”肖云说，在德国很少有人自找麻烦把孩子送到远的学校去。“因为德国的教育资源特别平均，小学的教育质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如果你要选择更远的学校，要给出一个正当理由，比如我家孩子的保姆住在那里，或者我工作的地方在那里。”

　　“孩子上了哪所学校必须到市政厅去报备。”肖云说，这样要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监督义务教育。“生病了是没办法，但平时请事假是很难的。在德国人的理念里，这个年纪的孩子有接受教育的义务，在义务教育期间，哪有什么事情比受教育更重要？你要是没有理由几天不上学，警察都有可能找到你们家来。”所以这次带大女儿回国，肖云必须开出女儿在中国学校接受教育的证明，“否则他们会追究义务教育期间你到哪儿去啦？”

　　“女儿回来是为了让她更理解中国的文化背景，所以我们觉得选择哪所小学无所谓，只要离我母亲家近就可以了。”但具体到上哪个年级，肖云倒是颇费了一番思量。“与中国小学不一样，德国小学只有四年，五年级到十三年级属于中学阶段。女儿刚好在德国读完四年级，相当于她已经小学毕业了，接下来应该读五年级。”但由于汉语基础薄弱，肖云最终让女儿在国内插班上了小学四年级。

　　快乐最重要

　　“一开始女儿根本没有多少词汇量。我刚带她回国的时候，当小学老师的表弟媳拿了一篇小学三年级的课文让我女儿读，她根本读不下来。”肖云记得，差不多两三个星期后，女儿朗读课文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她每天回家都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又学了什么字，虽然她不一定完全听得懂，但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她就特别快乐。”

　　“最开始她写不出来作文。”回国第一个月，刚好肖云的丈夫也出差回太原。“她爸爸在家待了三个星期，这三个星期的作文就是她爸爸帮她代写好，只要求她抄一遍。因为她不认识、不会写的生字太多，所以要写出作文挺困难的。”第四个星期，丈夫回德国了。“我说那这次妈妈来帮你写作文吧。结果女儿竟然说：‘不用啦，爸爸写了几次，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写了，要是有不会写的字再告诉我就行了。’她说现在的她已经跟三周前不一样了，还信誓旦旦地说：‘让你看看你闺女的水平！’”把肖云逗得哈哈直乐。

　　“没想到她第一次自己写的作文就被老师当范文在课堂上念了。”作文要求记一件难忘的事。肖云说，女儿有一个好朋友是希腊人，有一年暑假邀请女儿去希腊玩，肖云就在德国把女儿送上飞机，好朋友一家在希腊接女儿，玩了两个星期。“她写的就是这件事，用的是小姑娘那种很夸张的语气，写得特别活灵活现。”

　　有一天，女儿的班主任老师、教导主任和校长同时找肖云去谈话。“三个老师问我孩子怎么教育的？我还以为我们家孩子出什么问题了。他们说不是问题，而是进步速度太让他们吃惊了。一开始来的时候傻乎乎的啥也不懂，他们还担心孩子在国外长大的适应不了国内小学的节奏，因为在德国每天只上半天学，而国内是全天，作业也多。结果没想到这孩子一天一个样，进步特别快。”

　　“老师还说起女儿参加班会时的情形。老师读革命烈士夏明翰临刑前写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结果我女儿不能理解，马上举手问老师。她说我不懂，什么砍头不要紧，哪有比砍头更要紧的事，如果有人要砍我的头，我肯定跑得比什么都快。老师惊讶的同时又觉得女儿很好玩很真实，她说咱们这里的学生从来没有人提这样的问题。”

　　大女儿在国内小学进步飞快。“自从学会写作文后，她很爱写。期末考试的时候，她的数学也考得特别好。据说有一道难题，别的同学都没做出来，她偏偏做出来了。老师也说，让孩子别回德国了，留在这里还给她们班增光呢。”肖云自己也挺想留在国内大学任教，她很热爱科研教学工作。“但留不留下来完全取决于女儿的态度。”肖云问女儿能不能适应国内小学，“她说适应没问题，但她不喜欢”。

　　“我问为什么？她说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能学好多生字，每天进步都很大，她特别开心。但现在这些字她基本上都认识了，学得也没那么快了，然后每天的工作量还很大。她说她不怕辛苦，但辛苦要能学到东西才觉得值得。”虽然年纪不大，但肖云的女儿很有自己的主意。“她不喜欢重复，比如生字，明明写两三遍就会了，非要让她们写20遍。数学题也是，其实早就掌握了，但还是没完没了地做练习。她觉得这太耽误时间，有这些重复练习的时间还可以学好多别的东西，哪怕是去玩儿去休息。这也是我们最终决定回德国的原因。”

　　肖云的女儿之所以反应如此强烈，或许是因为这跟她在德国接受的小学教育有太多的不一样。“在德国读小学很轻松，每天就上半天课，从上午8点到11点半。国家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许考试，基本上就是玩儿。比如算术，一年级的内容是20以内的加减法，二年级的内容是100以内的加减法，学得很简单，也没有很多练习，跟着老师走就行了。”肖云说德国小学也有课外作业，“但一、二年级要求作业量能在半小时内完成，三、四年级能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如果你的孩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不了作业，家长给老师写个条子说明孩子努力做了半个小时还是没完成，老师也会接受，绝对不会强制孩子。”

　　“四年级有考试，而三年级是否考试学校有自主权。我家孩子上的学校三年级要考试，但都很简单，有的就是老师看上课的表现给的平时分。”肖云说，即使考试，在德国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十三年级，都不会有成绩排名。“成绩只有学生本人和家长知道，不可能让别的同学知道你的成绩，否则就是侵犯隐私了，更不可能像中国这样张贴排名榜。”

　　“德国小学不鼓励竞争，他们觉得让每个孩子的童年幸福快乐是最重要的。”肖云说，德国人普遍认为孩子没必要那么辛苦，因为长大了有得是辛苦的时候，童年就应该尊重孩子爱玩的天性。“所以德国孩子每天的睡眠都很充足，他们不会牺牲睡眠来做其他事情。一到晚上六七点钟，大街上几乎看不到闲逛的小学生。如果对德国人说，中国的小孩每天要读书读到午夜还不睡，他们会很惊讶地问：‘那健康呢？’对他们来说，健康快乐是首要的。”

　　差生也幸福

　　相比起中国小学里班主任的青睐和热情挽留，一直成绩优秀的月月却很少受到德国小学老师的特别关注。“我去参加家长会，老师跟别的家长可能谈10分钟20分钟的都有，而每次跟我谈，一两分钟肯定出来，她总说‘你孩子都挺好，没事，你可以走了’。”有时候老师甚至都不要求肖云来开家长会。

　　优秀生之所以在德国小学课堂上遭到“冷遇”，是因为德国小学教育的重点并不是支援成绩优秀的学生，而是着力于提高处于中下等的学生成绩。“德国学校把成绩划分成1至6分，1分最高，5分和6分表示不及格。虽然每所学校的情况不一样，但通常每个班级能得到1分的学生不过一两个人。其次是2分，也就是中上等成绩。3分最多，对德国家长而言，孩子能得3分就已经满足了。”肖云解释道，“上课时，老师会关心成绩在3至4分的学生，如果能把他们的成绩提高到2分，就是成功的授课。”

　　“学习进度方面也同样会以这些学生为参照，如果有必要还会重复授课，直到他们理解为止。这样成绩优秀的学生虽然已经理解，无奈还是要重复听课，在这种背景下就衍生出了跳级制度，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以跳一个年级。”肖云的女儿月月就跳了一级。“相当于瞬间赚了5万欧元，这是德国人的思维方式。”

　　以中下等学生为教育重点还衍生出一项学习铁律——不准预习。“尤其三、四年级的时候，我还接到过学校的来信，信里说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考好分数让孩子预习功课，学校就特地来信明确反对。”信里详细阐述了缘由：假使老师为了诱发孩子的思考而提出问题，这时如果提前预习的学生马上做出回答，其他学生就不愿思考下去，因为已经知道了答案，这种行为是在无意中剥夺了他人的思考权利。“以德国老师的经验，小学四年级毕业没有听说哪个孩子不会写或不会算，所以希望家长不要在课外让孩子预习功课或补课。”

　　“德国的小学不以培养精英为目的，比起单独游在最前面，反而和大家一起游泳更有价值，并为创造这样的生活而努力。”德国人认为学习好的学生凭自身的能力足以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且到了大学还有继续深造的机会，小学教育的当务之急是支援和帮助成绩较差的学生，如果连学校也弃他们于不顾，他们将来在社会上就更不会有立足之地。“咱们中国的老师很大精力则放在优秀学生身上，快马加鞭嘛。”肖云感慨，在中国，即使是业余爱好也无法“业余”，更遑论学业。“女儿在国内学过几次羽毛球，可去了几次之后就不愿意再去了，因为羽毛球班是按专业水平去培养孩子，可她只是想作为业余爱好去玩玩。”

　　四年级决定未来

　　肖云带着女儿回到德国后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小学升中学的择校问题。“德国的小学只有柏林跟勃兰登堡等少数几个州是六年制，其他地区的小学大多采用四年制。小学四年级以后，德国把中学分成三类：文理中学(Gymnasium)、实科中学(Realschule)和主干学校(Hauptschule)。”肖云解释，“只有文理中学是瞄准上大学的，既学‘怎么做’又学‘为什么’。实科中学是提高类学校，将来上咱们所谓的大专、中专，培养有技术的人员。主干学校则是培养普通劳动者，更多学‘怎么做’，不关心‘为什么’，不用特别高的要求。”

　　“之所以把中学分为三类，是因为德国人认为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每个人都上大学。”在肖云的印象中，在德国上大学的孩子也就是1/3不到1/2的比例。“他们觉得将来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没必要学那么多，反而还把幸福的童年错过了。”而对为上大学做准备的文理中学学生要求相对较高。“五年级开始学英语，六年级开设法语课，等到八年级，第三门外语也上了。除此之外，一进五年级，物理、化学、生物课也依次来了，每一年比前一年压力都大一些。”

　　尽管还有转学的机会，但事实上，一旦进入中等教育阶段，想要在不同学制之间转换并不容易。如果进入职业学校，至少要6个月后才能申请转学到文理中学。如果进入文理中学的孩子发现跟不上课程，也必须在念完六年级后才可以转学到实科中学或主干学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学四年级第一学期之前的成绩总和，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人生。”孩子在小学四年级毕业前要填写中学申请书，并附上四年来的成绩单。

　　“除了成绩，班级导师的意见也很重要，由导师和家长共同商量孩子比较适合上哪一类学校。”在德国，只要没有特殊情况，班级导师会从一年级教到四年级，甚至比家长更了解孩子的情况。正因为如此，小学四年级决定升中学的那次家长会，通常会很激烈。“有时候老师和家长的意见并不完全统一，就会争论很长时间。”但肖云显然没有这种困扰，老师和她的想法极其一致，推荐月月上文理中学。

　　“中国的家长往往都要把孩子往高里拔一拔，而德国的家长就没有这种观念，他们觉得安居乐业就挺好的。”肖云对此深有体会。“我有一个德国好朋友，她女儿数学竞赛拿过奖，老师推荐孩子上文理中学，我这个朋友竟然不愿意，她觉得让孩子上文理中学太累了，而且孩子的哥哥上的也是二类中学，想把两个孩子放在一所学校里。”肖云为此还和朋友争论过。“我说你女儿明摆着是有天分的呀！她说她女儿得奖是因为女儿自己很要强很努力，她不想让女儿这么累，上第二类中学就可以了。”在肖云看来，这就是许多普通德国父母的态度，“他们相信，就算不念大学，在德国照样有很多条路可走”。

　　“但是你知道吗？我碰见德国教授，他却说要是有孩子就送到中国去上学。他觉得德国整个中小学学的东西太少了，上大学后就很费劲。德国中学不分文理科，文科有必选科目，理科也有必选科目。比如数学是理科的必选，那么物理、化学、生物就只需要必选其中一门。如果你整个高中选的是生物，而上大学去了化学系，那你的整个理化基础是不够的，大学教授带着这样的学生能不来气吗？而中国来的孩子物理、化学、生物都得学，基础是比较扎实的。”

　　几年后，15岁的月月又再次回到太原上了一整年高中一年级。“德国的高一鼓励学生到国外去交流一年，这次回来完全是她自主决定的。”而肖云的小女儿在12岁时也回国念了8个月国内初中。“她们很认同祖国文化，希望学习得更多一点。”对于曾在两国教育体系中往来穿梭过的肖云和女儿们来说，“这两个国家的教育似乎是两个极端，我一直在想，中间是不是会有一条更好的路呢？”(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均为化名。参考资料：《让最后一名也幸福的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