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著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有事生非》等。）

　　王彬彬不介意别人说他以批评扬名：“批评别人的学术，不必自己一定特别有学问。指责饭店的菜做得不好，不必自己是高明的厨师；指责别人的歌唱得不好，不必自己是帕瓦罗蒂或邓丽君。我虽然写了些学术批评，但做梦都不敢自认为是有学问的人。”

　　文_张莹琦 南京报道摄影_杨晞

　　四年前，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在一波巨大的争论中有些狼狈。他未曾料想，自己会以这种方式“轰动”国际。

　　争论始于一篇文章。王彬彬的《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最初发表在核心期刊《文艺研究》上，2010年3月底被《南方周末》再次刊载后演变成公共议题，学界如同刮起一阵旋风。国内乃至国外的学者被席卷进来，或站队发声，或中立围观。

　　文章指出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的成名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多处存在抄袭。国内六七十名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调查，紧接着六七十名国际学者联名担保汪晖没有抄袭。王彬彬有些吃惊，“事先，我知道文章会有‘轰动效应’，但没想到‘轰动’得如此厉害，更没想到‘轰动’出了国界，‘轰动’到了欧美。”

　　《反抗绝望》是汪晖198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名著。文学教授王彬彬说，不少学生写论文都会引用这本书，“不看就觉得跟不上形势”。但他读了之后很快发现，这本书不但文理不通，还至少抄袭了李泽厚、勒文森、林毓生、张汝伦等四人的五部专著。

　　四年后，这场风波重回大众视野。《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及后来发表的另两篇批评汪晖的学术文章，被收录进了王彬彬的新书《有事生非》里。“这些文章，或多或少给我自己带来些麻烦，所以名之曰《有事生非》。”

　　学者丁东形容王彬彬是学界的“独行侠”，“做事独来独往，拒绝拉帮结派；说话快人快语，不愿吞吞吐吐；下笔行云流水，讨厌佶屈聱牙。他本来想以一己之力，为端正学风呐喊一声，收到激浊扬清之效，结果招来无数咒骂。”

　　同济大学学者王晓渔回忆起四年前的学界激辩，仍有感慨——联名担保的六七十名外国学者，是否真的对照着看过汪晖的那本书？虽与王彬彬素未谋面，但就事论事，他认为王彬彬做得对。

　　7月11日，南京大学校园外，王彬彬接受了《南都周刊》记者的专访。“汪晖事件”后，他曾收到过恐吓信，也接到过谩骂电话，而如今回过头去看，他摇摇手中的折扇，表示早已云淡风轻。他说这件事带来的麻烦也许存在于晋升之路，但他几乎没申请过课题经费，也不去申报什么称号，“不走这条路，不就简单多了吗？”

　　暑期不看世界杯足球，也不去旅游，王彬彬说自己没什么爱好，大部分时间宅在家里，看看文史类书籍，写写批评文章。谈及学术界的沉疴，他的语调明显提了上来——“荒谬”，是他重复最多的词，“学术界荒谬的东西很多很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京城里，上海滩上，冒出一批‘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所谓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看到他们一夜之间膨化成这样，我往往目瞪口呆。他们或许以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但我却觉得，这是一个不需要妄人但却产生了妄人的时代。”在新书《有事生非》里，他这样写道。

　　他批大学学术体制弊端：“人文的科研成果，不是以量胜的，一辈子写一篇真正的论文就可以了，如果写一千篇全是垃圾，那就没有意义。”他批研究生招考的条件限制：“逻辑上是荒谬的，北大毕业的(学生)一定就比南大、南师大毕业的强吗？”

　　也因批评文化界名流，这些年树敌不少。王彬彬自评有种不识时务、不会做人、缺乏现实感的“书生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建军说，跟王彬彬相识十余年来，觉得他可爱的细节很多，但不方便告诉记者，因为“可能涉及到批评，总有人要不高兴了”。

　　王彬彬不介意别人说他以批评扬名：“批评别人的学术，不必自己一定特别有学问。指责饭店的菜做得不好，不必自己是高明的厨师；指责别人的歌唱得不好，不必自己是帕瓦罗蒂或邓丽君。我虽然写了些学术批评，但做梦都不敢自认为是有学问的人。”

　　南都周刊X王彬彬

　　我捅了“马蜂窝”

　　南都周刊：“汪晖事件”中，学界只是激辩，最后并没有实质性的结果。回过头看，有没有失落感？

　　王彬彬：没有失落，在中国这很正常。我的本意不是要达到现实的结果，是让人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把真相揭示出来。这个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

　　南都周刊：你收录在新书里批评汪晖的三篇文章，都引起了巨大的影响。

　　王彬彬：这跟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汪晖在学术界的地位有关系。他被人称为学界领袖，地位非常高，如果他是第一名，那么第二名与他的差距会很大很大。将近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就是神一般的人物，好像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一个思想库，年轻人写论文，一定要引用他的东西。我后来才知道，很多人内心其实有想法，读得莫名其妙但是不敢说，有一个原因就是怕人说自己没学问。所以当大家突然知道这个神一般的人物原来是这么回事，当然会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这个事情本身也值得学术界反思，整个学术界、这么大的中国，怎么会把这样一个人捧上天？汪晖的文字极其晦涩，而且文理不通，一句话，主谓宾、定状语就是不通的。

　　南都周刊：这件事算不算是你学术批评生涯中的重要节点？

　　王彬彬：那也谈不上。这件事对我个人，如果说有什么，就是可能处境比以前更差一些。因为你捅了一个马蜂窝以后，得罪了很多过去捧他的人，当中有一些文化界大牌。牵涉到很多利益关系、面子关系，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有些东西很难去确凿地说，只能说给自己造成很多麻烦，平添很多障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踩到地雷。

　　大学问家都把话说得平易

　　南都周刊：在《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里，你表达了对文理不通的痛恨，觉得话都写不通的人没有治学的资格，为什么揪住文法这一点？

　　王彬彬：严格来讲，语文问题不仅仅是学风问题，甚至是人品问题。一个人写文章，是要给别人看的，那尽量要把话说得准确。文理基本通顺，这是我们对一个完成了高中教育的人的要求，理论上，做到这一点，才是合格的公民。大学问家如果连话都是不通的，逻辑是荒谬的，那还谈什么深刻的思想？

　　南都周刊：故作晦涩是学术界的通病？

　　王彬彬：对，就是唬人嘛，忽悠。大学者，大学问家，古今中外，都是把话说得非常平易的。深刻的哲理一定用平常的方式表达出来，因为一个人只有把某种理论某种观念完全理解透了，完全融进了自己的血肉，才能用很平易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学术界有这种毛病，一定要把话说得越别扭，就显得越深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那是一只小狗”，大家都听得懂，但是有人会说，“那是一具狗的幼体”。

　　南都周刊：为什么中国的学术界追求这种文风？

　　王彬彬：我们的学术方式是从西方过来的，中西学术有不同的理路，西方人思考的方式，跟中国人是不同的，比如西方人会认为，逻辑的推演推到极端，可以跟现实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中国没有这种传统，我们往往把西方纯思辨的东西套到中国的现实，这就是荒谬，走了一种极端。

　　南都周刊：有人说你的很多批评文章里，抓住别人的小错误不放，而且也有学者公开说文风是习惯问题，不是学风问题。

　　王彬彬：我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人说这是习惯问题，比如说我有时候喜欢把话写长一点，有时候短一点，这就没有是非问题，只有优劣之分，但如果说我习惯写不通的话，这不是胡扯么，好比说，我就习惯闯红灯。至于错误，人都会犯错，但得看看这个错误是不是你研究范围内的常识。比如我不是专业的驾驶员，交通标志可以不懂，但如果我是公交车司机，看不懂标志，那怎么行？

　　专批名家是我的治学方式

　　南都周刊：你在《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中批评王蒙和王朔深通世故又极为世故，早年写那篇文章的起因是什么？

　　王彬彬：那是1994年写的，当时就是一种感觉，对那样一种人生观念、人生态度提出一些自己的不同意见，主要从作家的角度来讲。如果作家过于圆滑，会影响文学创作，因为文学创作需要一种赤子之心，需要作家心灵当中有一块始终是抗拒世俗的，不然创作的理由在哪里呢？好的文学一定是反抗世俗的。

　　南都周刊：为什么专门批评文化界名家？

　　王彬彬：我的本行就是文学批评，难道研究对象只能歌颂吗？那么多人已经在歌颂他们，为什么不能有一个人来批评呢？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说这个不正常，那就只能说我们整个环境不正常了。这些年来，很多被吹得很响的人，就是学术泡沫。不是说很好很好只是有一些局限，而根底上就是很差很差。一篇文章、一本书里面，有大量的常识性错误，那还能说是一个好东西吗？我们学术界最近几十年来就有大量这样的学者。

　　南都周刊：因为你批评的都是名家，所以有人说你用这种方式使自己出名。

　　王彬彬：学术批评本来就是一种治学的方式。再说，我怎么没有好好治学呢，又不是主要写这些东西，还写了很多其他的。只不过平常我写了100篇文章，有3篇是骂人的，但别人看来我就只写了3篇骂人的文章，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以批评来出名是笑话，因为有人要找一些理由来抵抗你，“想出名”是最容易找的理由。

　　南都周刊：虽然树敌很多但还是继续做批评，是专业使然还是基于一种责任感？

　　王彬彬：要说责任感也可以吧。文化共同体里面有这么一些人，其实问题很严重，但又掌握很大的话语权，然后被年轻人仿效，你必须要戳破他。

　　学术界荒谬的东西很多很多

　　南都周刊：文化批评圈里，你好像是独来独往的，这是刻意为之么？

　　王彬彬：这是对的，我从来不拉帮结派。因为文化界本来就应该这样，又不是江湖、黑社会。每个人都可以独立发表自己的看法。文化事业是个体的活动，不是踢足球、打篮球。如果在观念上相同，互相见面赞美一下，就已经很好了。

　　南都周刊：学术界还有什么问题？

　　王彬彬：学术界的问题很复杂。主要是在大学。大学的学术体制问题很严重，最严重的是用理工科的方式来管理一切。理工科我也不太懂，有很多量化的要求，但是扩展到整个文科那就不对了。文史哲，是要在脑子里消化很久的东西，应用科学就不一样了，如果是有价值的，早一天表达都是贡献。人文的贡献本来就不是立竿见影的，怎么可以那样要求呢？

　　比如说大一点的学校，要求副教授必须有一年国外深造的经历才可以升为教授，这是条件之一。这针对有些领域可能是对的，比如理工类前沿学科，中国跟西方的差距很大。但是扩展到文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还不是全世界最牛，那你不是一头撞死算了吗？去外国进修有用，但是不能作为一个必备条件。还有量化的指标、项目，各个校长也没办法，因为社会和教育机构在要求他这样做。这是非常严重的。文科，尤其是人文的科研成果，不是以量胜的，一辈子写一篇真正的论文那就可以了，如果写一千篇全是垃圾，那就没意义了。

　　南都周刊：对此你会感到焦虑么？

　　王彬彬：中国存在的问题很多，知道了就不要过于焦虑，不然怎么办呢？很多事情物极必反，一定要坏到顶点才能改变。一定要走到极端以后，荒谬性充分暴露出来，才有可能有一些改变。中国的问题都是这样，我觉得这是非常悲哀的。就像我们都在一辆车上，车上的人都知道这个方向是错的，但没办法，一定要开到此路不通为止，才想着掉头。所以没必要焦虑，就让这个车一直开下去好了。

　　南都周刊：当年为汪晖辩护的人说上世纪80年代学术不规范，现在学术规范了没？

　　王彬彬：抄袭问题和学术规范是两回事，今天的学术比过去规范多了，但抄袭的现象也比过去多得多了，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现在，有那么多的量化指标压在那儿，不抄袭，怎么办呢？比如我今年必须发表两篇文章，明年才能升教授，但我实在写不出怎么办呢？过去没有这种要求，当然抄的动力就没那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