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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第689期封面
12月8日，黄洋父亲黄国强抵达上海高院。当日，“复旦投毒案”在上海高院公开开庭二审。图|CFP
林森浩父亲林尊耀走出法庭。 图|CFP
如果不是因为一桩投毒案，复旦大学医学院2010级研究生黄洋、林森浩两人的人生或许早已掀开了新的一页。
但如今，他们一个已经离世，另一个因涉嫌杀害对方被送上法庭。事到如今，最不能相信这件事的，就是他们二人的父母。
两人的父亲都天然地相信，自己是最了解自己儿子的那一个——事发后，他们才有机会感知，孩子对于他们而言是如此陌生。——比如，除了学习，两对父子间几乎都没有话题可聊。
即使如此，父子间天然的血脉相连使俩人都笃定相信，并一遍又一遍对自己和外人强调：“我是最了解我儿子的，他从不与人结怨。”
悲剧已经难以挽回，却给了父母一个更多地揣摩、了解成年后身在异乡儿子的机会。
实习记者/杨楠(发自汕头、自贡、上海)
2013年4月16日，复旦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黄洋遭室友林森浩投毒后死亡事件，引发巨大波澜，被检方定性为“一起罕见、而又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的恶性犯罪案件”。10个月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林森浩死刑。林父对一审判决不服，当庭提出上诉。
再隔10个月，12月8日上午10时，该案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第二次公开审理。
两个10个月间，两个当事人身边最亲的人如身处炼狱，一方面，在公众视野里他们承担了各自儿子在事件中角色的继续；另一方面，同为父母，尤其父亲，面对儿子突发不幸，这个生命中曾经最引以为荣的血脉基因，却成为了后半生最大的痛楚。
事发六百余日来，两个父亲对失去或可能即将失去的儿子，除了伤痛，他们内心是如何看待发生在儿子身上的命运突变？
他们是否哪怕偷偷地问过自己“为什么是我的儿子”？面对变故，父亲又会怎么重新审看自己的角色，和对儿子的重新认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程前往四川自贡荣县和广东汕头和平镇和平村，分别采访黄、林二人的家庭，与黄洋的父亲黄国强、林森浩的父亲林尊耀及他们的亲友多次长谈。
或许只是无关联的巧合。两位父亲同龄，他们都缺席了儿子大多数的成长经历。他们生命中最大的荣耀都来自这个儿子，两个儿子也都沿着父亲最满意的道路出色前行，可是路途中，他们很少彼此交流，除了学习，父子间几乎没有话题可聊。而两位父亲都天然地相信，自己是最了解儿子的那一个——直到事发后，他们才有机会感知到儿子是如此陌生。
这一年半，两位父亲都在为发生在儿子身上的变故寻找一个合理的缘由，他们有各自的答案，即使答案中存在各种疑惑，但他们依然彼此避而不见，拒绝其他可能性。黄家奋力砌起无形壁垒，林家不敢去触碰。儿子之间的芥蒂，增加了仇恨，在两个原先互不认识的家庭中延续。
二审历时13小时，直至接近午夜才结束。林森浩当庭翻供，称自己曾稀释过饮水机里有毒的水，辩方律师也提出黄洋因身体原因导致身亡的新辩论方向。这一突变，让黄洋一方措手不及，父亲黄国强也更加愤怒和不安，而精神状态一直很差的林森浩的父亲林尊耀则开始萌生希望。
双方都在期待法律“公正”的宣判。但不论结果如何，他们都早早把自己的未来置于永远无法走出的悲伤之中。
是这场悲剧，给了父母一个更多地揣摩、了解成年后身在异乡儿子的机会。
黄、林两家都在12月的第一天接到了律师消息：12月8日上午10时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五号庭，“复旦大学投毒案”进行第二次公开审理。
这条消息就像摇晃的火烛，给10个月来两家人在未知黑暗中的期盼与担忧带来光亮，却又忽明忽暗，让人彻夜难眠。
二审前的等待让黄洋的父亲黄国强心里很难受，“每次跟法院打电话，都叫我们放心，会依法办事，都是这样，但是叫我们放心时间却拖得这么长，就是放不下心来。”
黄国强太想为儿子讨个公道了，黄洋“不能冤死”。但他的担忧越来越多。黄国强几次查阅林森浩二审辩护律师斯伟江的履历，他尤为在意斯伟江今年参与的“念斌案”。念斌无罪释放的那一周，黄国强每晚都睡不好，他怕黄洋的案子也出现变数，“斯伟江以为黄洋案也是念斌案那样的冤案。”
另一个父亲林尊耀更急着等待二审的到来，这是儿子林森浩生的机会。但他却害怕二审真的到来——一旦维持原判，他这一年来的希望就被掐灭了；林森浩的叔叔林尊荣则担心哥哥真的就此一蹶不振，丧子，并且将永远背上投毒犯父亲的十字架。
再抵上海
林尊耀提前四天抵达上海，上海气温在12月初骤降至零度，林尊耀穿着一审时的黑色夹克，中午到达虹桥机场，下午赶往律所，他已经可以熟练搭乘上海的地铁。等待二审的几个月间，林尊耀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律师身上。
他按律师嘱咐带来几件林森浩的衣服，“让林森浩出庭穿，不要像一审穿旧的军大衣那么狼狈。”但这些衣服都“不成样子”，还不如林森浩在看守所里的藏青色夹克——这也是林森浩唯一像样的衣服。
林尊耀依然害怕媒体，在二审之前拒绝了所有的采访，也特意选择远离法院或复旦医学院的住处。一审前他住在法院附近遭到了记者的堵截，“有些问题都是有恶意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事发后，几次见到林尊耀，他都只有一副表情：眉头深锁，嘴唇紧抿，垂着脖子，总是没有合适的地方放自己绞在一起的双手。
这一年半，他说自己孤立无助，“真的很茫然，我们都是农村人，出了这种事真的不懂要做什么”，他反反复复表达对两位二审律师的感激，“他们很好，我真的很感激，他们去找专家，为我做很多事情。”
在上海的这几天，林尊耀每个凌晨都会突然醒来，“无缘无故，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在黑暗中静坐着。至于吃饭，林尊耀好像感觉不到饿，吃几口稀饭也就饱了。1米75的人，林尊荣看着哥哥从“原来有130多斤，到现在只有100斤左右”，整个人都变形了。
到上海的第二天，林尊耀去了看守所，这是事发后他第二次来这里。因为亲属不能会见犯罪嫌疑人，林尊耀就一言不发地在外面等着会见儿子的律师。
黄国强和妻子杨国华12月6日晚从自贡到达上海。黄洋生前的好人缘和不幸的遭遇，使他们在沪生活得到更多的照顾。黄洋同学的母亲为他们提前找好了日租房，还开车去机场接他们，后备箱里放齐了包括碗筷、电饭煲、大米等生活用品。相比林家的清冷，听闻黄国强他们来了上海，黄洋的同学们和过去一样，陆陆续续都来看看两位。每个人都和黄洋父母很亲，和他们分享自己的近况，以至于他们能从黄洋父母这里了解到不少其他同学的情况，“小张过年后就要生孩子啦，你们还不知道？”
上海的餐馆价格比老家高，四川人又吃不惯味甜清淡的上海菜，黄家人自带了酱料，要自己做饭。黄洋父母都擅长烹饪，去年在上海时，每晚都有黄洋同学来吃饭，“就像做给黄洋吃。”黄洋母亲包过五斤饺子皮，也卤过七斤凤爪，“孩子们吃饱了还想带走。”有孩子喜欢吃她做的饭菜，黄洋母亲就很高兴。
黄国强决定步行去听庭审。日租房在复旦大学医学院附近的中山医院旁，出门右拐30米的小红楼，就是黄洋生前最后15天住进的重症监护病房。去年4月至今，黄国强在中山医院附近待过的时间累计起来有三四个月。他和妻子杨国华有散步的习惯，已把徐汇区兜了好几遍。一听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肇嘉浜路上，黄国强就知道怎么走。
二审前，媒体更多是围绕黄洋父亲黄国强的采访，他的态度同一年前的一审一致：杀人偿命，无法原谅。
二审
12月8日二审当日，林尊耀低头，双手插在口袋里，一言不发跟在唐志坚律师身后，穿过层层围堵的媒体，直接进入法院。10分钟前，黄国强在法院门口接受了各家媒体的轮番提问。
二审开庭前，林尊耀躲在卫生间哭了一会儿，“这一年来，往事一幕幕就想起来了，忍不住。”林尊荣比哥哥小10岁，他说，这事儿之前，从来没见过哥哥哭。
白天的庭审过程中，黄洋母亲一直靠在亲戚身上抽泣。轮到中午休庭，她去储物柜的包里摸出了速效救心丸。“看到林森浩就想到黄洋”，当庭播放林森浩模拟投毒实验的录像，作为林森浩投毒过程的复原，黄母别过头去，不敢看。
林尊耀也没留心这录像，他觉得这些对林森浩或许不利的录像“很可能经过剪辑”，他并不想了解。
庭审中，林森浩曾回避检方问题，表示“说这个会牵扯到别人，我在(审讯)录像里说了，可以看录像。”林尊耀听闻两次在庭上出声，用方言提醒儿子“实话实说”。他希望“儿子将知道的都说出来”，他担心，“他在我眼里还是个孩子，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审判长也曾制止了检方的诱导性提问。
二审从林森浩阐述上诉理由开始，林森浩当庭提出了两点意见，这是第一次庭审时没有说到的：一是自己并无故意杀害黄洋的动机，仅是为了愚人节捉弄一下对方；二是有些事实需要向法庭进行澄清，主要是自己在投毒后曾数次从饮水机内舀出混有毒物的水，并两次接自来水对饮水机内的水进行稀释。
辩护方也围绕林森浩所言，就关键性事实提出3点质疑：林森浩并非主观故意杀人；其次黄洋饮入的二甲基亚硝胺的剂量和浓度多少、能否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不清，客观上无法完全证明本案毒物为二甲基亚硝胺；同时专家证人出庭，称黄洋死于爆发性乙型病毒肝炎。
在庭上看到律师摆出几个疑点并举证，事发至今一年半以来，林尊耀第一次用“欣慰”形容自己的心情。
黄国强则感觉被泼了脏水，“黄洋身体很好，一点事都没有，怎么会有乙肝！”对当庭变供的林森浩，他觉得“更不值得原谅，更不能原谅”。
林森浩说，自己最初没有跟黄洋说出投毒的事实，是想看黄洋被“恶作剧”之后的反应。林尊耀听了很悲愤，他觉得自己儿子的恶作剧过火了。而黄国强感到了寒意，“他说看反应，就是想看拿黄洋做他的实验对象。”
庭审分成了上午、下午、晚上三场，林尊耀只有在林森浩三次被带入厅内时匆匆打了三个照面。整个庭审历经13个小时，结束时，林尊耀看着林森浩被带走后，顿觉精疲力尽，一下哭出来。“儿子读了这么多年书，我这么大年纪，两年来却要在法院相见。”林尊耀说这种痛心外人没法理解，“就是在滴血。”
二审结果将会择日宣判。这次庭审林尊耀觉得自己许多疑惑得到了解答，比如他一直怀疑对“毒杀”这一事实如何进行科学认定。
二审后的黄国强更愤怒了，更无法原谅林森浩当庭变供的行为，但律师提出的焦点问题和林森浩的言行并不让他意外，“为了脱罪，一定会有一些方法的。”
辩护律师曾向记者表示，对此案的科学鉴定越来越成为焦点，“这以后可能就变成一场专家间的争论。”
黄国强的心被悬得更高了，他开始像林尊耀在庭审前那样，不断向周围人解释医学问题，“口腔的血管是最多的，即使黄洋只喝了一小口，经过口腔也是很快就进入血液了。”
黄洋去世之后，荣县籍上海律师刘春雷联系了黄国强，表示愿意免费为黄家代理此案。一审时案子的调查和起诉工作，都由检方完成。二审前后，黄家代理律师刘春雷除了通知法院相关事宜，也给了黄国强一些鼓励打气的话，比如“法院会公平的”。
黄国强变得越来越紧张，他试图通过另两条最高量刑为死刑的条款找到能判林森浩死刑的理由：盗窃危险物质罪及投放危险物质罪。“他还有一个故意杀人，三罪并罚，必须死刑。”虽然这些都未有被检方和辩护方列入考量范围：数个犯罪行为，仅成立一个罪名的犯罪形态，选较重罪行量刑。
“我相信法院会公正的。”他反复地说，像是重复多了，自己和来访者就能更相信。
第一次到上海
黄洋在复旦读了8年书，但黄国强第一次到上海是去年4月3日。前一天晚21：50，黄国强接到黄洋师兄的电话：“黄洋可能要换肝，您尽快来上海吧。”黄洋当晚因肝功能损伤入院，次日转入重症监护室。
2006年下岗后，黄国强通过黄洋高中化学老师介绍，在自贡荣县中学做巡查学生宿舍的宿舍管理员，“老师们都喜欢黄洋。”宿管工作是按照日结算工资的，缺勤、半勤都不计工时，当晚黄国强巡查宿舍直到23:30结束，才离开。
重庆飞上海的廉价航空的价格是自贡飞上海的一半。黄国强3日从自贡转车至重庆江北机场，乘坐下午17：35的航班，两小时后落地上海浦东机场。他从机场二号线换乘地铁，直到晚上23点，黄国强到达中山医院。第一面很短暂，黄国强只在重症监护室的玻璃窗外看看黄洋。
出中山医院大楼，西行不到300米，由医学院路进入福庆路，便到达复旦医学院西区。凌晨过后，便宜的小旅社已打烊，同学带着黄国强进了西区20号楼421室，那是黄洋和林森浩的寝室。
那晚，寝室里只有林森浩和黄国强，两人话不多。林森浩问了黄洋的情况，黄国强说看起来很不好。黄国强想起前天和黄洋通电话，黄洋说身体不舒服，他问黄洋吃药没，黄洋说吃了药，但不想吃饭，回想起来黄国强觉得“心里头挺难受的，一人在外也没有人照顾，寝室里面也没有人。”
直到在庭审中听到林森浩供认投毒事实后，黄国强对林森浩的恨意直接了起来。虽然在警方批捕林森浩后的半年里，黄国强对媒体克制自己的情绪表达，表示自己对林森浩没有偏见，可对那个晚上始终不能释怀，他喃喃自语说，“如果当时知道是他，我肯定冲上去揍死他。”
林森浩用害怕和愧疚形容自己当晚见到黄国强时的感受，“想起他(黄洋)父母就更觉内疚，老是想起他父亲那淳朴的样子。黄洋是很无辜，我对不起他和他父亲。”
从第二天开始，黄国强每天都在病房门口守着，医院规定家属只能在下午三点半探视，黄国强说守着也是白守，但可以第一时间知道黄洋的情况。黄国强说，好像看到儿子望着自己流泪，他接通监护室外的电话，对黄洋说：“坚强点。”
林森浩在二审时出现两次情绪失控。在提及去医院探望黄洋时，林森浩说他看到黄洋躺在病床上，隔着玻璃窗对他和同学们微笑。说的时候林尊耀开始啜泣。随后林森浩被问及，有什么想对黄洋父母说的，他突然痛哭，长达两分钟，无法作答。
4月7日，黄洋开始鼻腔出血，血氧饱和持续往下降；他身体的抽搐越来越剧烈，为防止抽搐，黄洋的手和脚都被绑在床上。黄国强给黄洋大姨打了电话，让她带黄洋母亲杨国华来医院看看黄洋。杨国华晕车，很少出远门。次日，黄洋陷入昏迷。
病情恶化得非常快，中山医院一度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没有人想到是中毒。直到9日，黄洋的师兄收到来自黄、林第三位室友的短信，提醒注意化合物N-二甲基亚硝胺，黄洋突然恶化的病情使他想起了实验中的大鼠，这种猜想很快得到证实。
4月11日，林森浩被警方带走，并很快承认了投毒的事实。
16日下午，黄国强用黄洋的微信号在几个关心黄洋的微信群发出了一条四川话语音：“关心黄洋的朋友们，黄洋已经离开我们了。”父母看着医生一个个拔去黄洋身上管子，和黄洋告别。
也就在这天，林尊耀也第一次到达上海。
林尊耀曾以为自己接到了诈骗电话，当电话里的女老师说林森浩出事时。他“嗯嗯啊啊”几句后就挂断了。就像在村治保大队的弟弟提醒他的那样，那些说“外地的儿子出事了，已被警方带走”的，多是骗钱的，林尊耀有点怀疑。十分钟后，老式直板手机的荧光屏上再次显示一通来自上海的电话。这次来电者自称是复旦大学保卫处处长张阳勇，“刚才那位女老师说的是真的，你应该到上海来一趟。”至于缘由，对方表示不便告知，先来上海一趟。
林尊耀在复旦大学订好的宾馆里见到了校方。校方只清楚表达了基本事实：林森浩被查明对同寝室室友投毒，已被警方带走。“当时真的是……”14个月后，在广东汕头市和平村治保大队，弟弟林尊荣的办公室里，林尊耀抱着脑袋，努力想向《中国新闻周刊》形容当时的感受，“天塌下来一样，几天都无法吃饭。”他不断说自己不善表达。
林尊耀认定是警方弄错了，“经常能在报纸上看到的，冤案很多的。”他决定请律师。
经上海市潮汕商会推荐，林尊耀与上海聚成律师事务所的周波红、江沁洪律师签订委托协议。商会告诉他，周律师今年65岁，曾代理多起重大案件，与商会关系较好。在第一次会见林森浩后，律师告诉林尊耀：“你儿子已经承认了，能保住命就不错了。”之后，林尊耀与两位律师摩擦不断，周、江两位律师认为证据链完整，坚持按罪轻辩护，他们告诉林尊耀，最多就是“死缓”。林尊耀则希望无罪辩护，他认为此案疑点重重，黄洋可能并非死于林森浩所投毒物。双方矛盾升级，以致在一审开庭之前一周，辩护人资格在24小时内曾两易其主。
林尊耀所坚持的疑点，很多来自网络上的议论。案发后，关于黄洋的死因、林森浩的作案方式，曾一度引发网友长久关注，人人都成了福尔摩斯。面对检方给定的案情分析，网友们更爱挑战其中的疑点。他们聚集在百度贴吧、天涯论坛等地发表个人观点。林尊耀也就此给一审律师发短信：“请求排除非法证据。对于二甲基中毒的现状国际专家有多年研究结论。听说网络上有专家在‘林森浩吧’登了有关文章作阐述。”也有不具名的网友将黄国强的电话号码告诉林尊耀，提醒他快去道歉。
林尊耀始终不喜欢上海，他怕来上海碰到的是和林森浩永别。去年至今，除了两次庭审时的几次照面，林尊耀从未再见过林森浩，那些他想问儿子的问题，亦无从解答。
可事发后，替儿赎罪的十字架，从此就被套在了林尊耀脖子上。
林尊耀在上海乘地铁时，总会站在面对车厢连接处的角落，他自觉会被旁人认出来自己是复旦投毒案嫌疑人的父亲。有时候坐在小饭馆里，他感觉周围人的眼光都带着探究的意味，直直地指向他。有时，林尊耀甚至跟弟弟林尊荣说不吃了，转身离开。
回家之后，林尊耀尽量少出门，他怕人议论。除了亲人，少有人同情他很可能即将“丧子”，更多的是，“那个会读书的林仔杀人了。”林家本族人对此事的同情也已经逐渐转为不满，“毕竟是脸上无光”。
这一年多来，林尊耀不是独自思索案情，就是看电视，饿了才吃饭，不饿就不吃。他只看新闻和科技栏目。有时候在家里闷得难受，林尊耀就在和平村中花园坐一坐，然后绕到和平镇和谷饶镇交界的谷饶路口走一圈——那里认识他的人少。
至一审宣判前，林尊耀往返粤沪十余次——林尊耀已记不清具体的次数，有几个月是月月往返，都是红眼航班或者长途大巴，这样可以省点钱。每一次他都希望从律师那里获得更多的信息，却总是空空而返。
去年4月后，黄国强暂停了在荣县中学的宿舍管理员工作。“没心思，有时也会接到法院通知，突然就要去上海”。黄国强往返川沪八次，为了处理黄洋后事，还有和复旦大学沟通赔偿事宜。黄国强要求复旦为自己未能保管好剧毒药品负责，黄家不能接受复旦说这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事：“那几千块钱(学费)交给你们学校，你们就是有责任啊，你们就是代表父母管好他们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不满。复旦方面表示，等检方判定责任后，校方将承担起应付的责任。但双方就补偿方案始终未能谈妥。黄家也就不大来上海了，“上海是个伤心之地”。
“公道”就是“杀人偿命”。判处林森浩死刑。
2014年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一审认定林森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判决后，林森浩委托辩护律师提起上诉。
一审宣判的下午，林尊耀接到了唐志坚自荐的电话，觉得“他令人信任”，在两小时的交谈后，林父选择唐志坚为二审代理律师。唐志坚后邀请“念斌案”的参与律师斯伟江加入。因为案情在全国范围的巨大反响，此案的代理律师成了“香饽饽”，一审前林尊耀就接到近十个提出愿意免费代理的律师电话，据称，一位北京年轻律师向林家苦求代理资格，直言：“我要的是出名，求你给我这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