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庄庆鸿

　　1940年代的中原大地，中国人在战火下四处逃荒。在破烂的车厢里，连车座靠背上都挤满了逃荒者。“人挤得走都走不动，那一年，我七岁。”年届八十的幸存劳工李良杰老人说。

　　如今，他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会长，而与他同样被侵华日军掳走、在日本各地被压榨的4万名中国劳工，今天只剩下约700人。

　　“我们是太君，你们是奴隶”

　　1942年9月，在中国山东东平湖西边，“几万名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刺刀上系着太阳旗，相隔10米的间隔排开，齐声大喊着，慢慢追逼过去。抓住15岁到50岁的男的，就用绳子绑起来。我们大队(约1000人)大约抓了300名中国人。”

　　原日军军官小山一郎，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抓捕劳工”的事实。可见抓捕中国劳工，从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之前就已实施。

　　1942年11月27日，在日军国主义政府内阁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引进华人劳工问题》的文件决议。如今公开的档案上盖着“极密”，左边是东条英机及以下阁僚的签名盖章。

　　当时在中国的日本大使馆、总领事馆、当地的日军、对日本惟命是从的汪伪政府及军队等共同实施了“抓捕劳工”行动，以中国华北地区为中心，将正在劳动中的农民、正在走路的人不加区别地抓起来，或者通过威胁和欺骗手段强掳。他们的年龄从11岁到78岁，大多是农民，也包括医生、教师、囚犯等各个阶层。

　　李良杰被日本兵抓时，才14岁。他们在塘沽等待被运往日本，每天都被日本兵打，一天只给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吃。“很多人喝不上水，只好喝别人的尿，连牲口都不如”。每天3匹骡马拉车运死尸，“来来往往，像流水一样往外拉”。

　　后来他和500多个劳工被日军塞进大船，经大连、旅顺、朝鲜，走了7天7夜的海路。“我亲眼看见，有的人生了病，被日本兵直接扔进海里活活淹死，不到一天就死了十来个人……”

　　1953年，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他们调查出，当时被抓捕的中国人总额为约4万人。报告中写道，“三井矿山集团在北海道、九州各个煤矿中残酷奴役近6000人，死者超过千人，三菱矿业在煤矿、金属矿山驱使两千七八百名中国劳工，死者约450人。”

　　李良杰等297名中国劳工被分派到福冈县三井煤矿。“我们这297人，不到1年就死了56个。”李良杰说。

　　“那时候我被编成6号，日语叫‘咯苦棒’，他们一喊‘咯苦棒’我就走上去，上去就给我一巴掌！还不能躲，我一躲，一棒子就打下来了。翻译拦住了，又跟我讲‘你们亡国啦……’我说‘不可能！不可能……’”

　　有时日本翻译看李良杰小，也会和他“讲道理”。“他就说：‘我们是太君，你们是苦力、是奴隶，奴隶不能不听太君的话……’”李良杰一字一句地回忆道。

　　冬天穿水泥袋，三餐吃不饱

　　从塘沽走的劳工，一人发了一件单衣、一件棉袄，从其他地方被运走的人甚至只发了两身单衣。

　　“只有单衣的人，冬天怎么办？我们那时没有棉被，发毯子，我每天就看到他们把毯子往腰上一系，把脚缩到裤管里，还有人系水泥袋子的，他们就是这样过下来的！”北京昌平的农民赵宗仁在日本度过了两个冬天，而冬天最冷的时候也从来不停工。

　　1944年11月，14岁抓到日本的他被推下船，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此后一年煤矿的生涯，让他以为：“我再也回不到祖国去了，一定会死在这里的！”

　　他们先在福岛县熊谷组矿山，1945年到了长野县，5月到北海道北见市置户村，一直坚持到8月日本宣布投降。到组后，衣服都烂了，半截腿露在外面。

　　当时两个中队共有400名中国劳工，住在一间大平房，分上下两层铺，一层睡200人，和电影《美丽人生》中的德国集中营一样。除了中队长、小队长，大部分劳工从来没有洗过澡，臭味在屋子呆不住，因为它是通风的。可怕的是，这一点在冬天也不变。

　　接近零摄氏度的气温，在只有单层松木板的大屋里，没有任何保暖措施。“没办法！日本人就给你这个地方！”

　　“我们一批136个人，病死了10个。最惨的是有一个得了疥疮，我们都住在一起，听他那个痛的，太惨了。根本没有任何医疗措施，什么也没有，爱死就死呗。”还有一个老头，还能动弹，就被抬起来送去火葬场烧了。

　　有一个同胞是事故死的，赵宗仁至今记得。当时运矿石用的是四个轮子的“轱辘马”，装满矿石推上轨道。矿山工地高处有卷扬机，会把满载矿石的轱辘马拉到山顶，再放下来。

　　“那天中午，我们吃完饭走着去工地，中间要过独木桥，轱辘马和人都从这儿过。那天他们走过时，轱辘马就冲下来了，撞了两个。其中一个抬走两三天就死了。”赵宗仁甚至无从知道那人的名字。

　　在矿山，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点灯吃早饭。工人要抬每块都重达几十斤的花岗岩，当时14岁的赵宗仁总落在后面，就会挨打。他已经无法得知自己是工作到几点，只知道晚饭都是黑暗里点灯吃的。

　　三餐吃的都是黑麦子拌大米糠的馒头，每顿一个，大约三两重。对于每天工作10小时左右的矿工来说，显然是吃不饱的。“大米糠太难吃，饭一端出来啊，满屋子都发酸。”时隔60多年，赵宗仁一提就紧皱眉头，满脸皱纹都缩起来了。

　　13年挖雪洞的“潜伏”

　　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人逃跑吗？

　　“我们老家的农民，就少有逃的，有人是被俘的八路军，就逃。”赵宗仁说。

　　刚到福岛时，14岁的赵宗仁曾目睹过脱逃中国人被抓后的一幕。“逃的八路就被逮回来打。”打完了浑身鲜血淋漓，在矿工中午吃饭的半小时里，拉到矿工面前示众。当这个双手反绑、奄奄一息的同胞站在那里示众时，全体矿工沉默着，没有人说一句话。

　　“那时候能说什么呢？”赵宗仁侧过脸去，“你说什么也没用，也不敢说。”

　　半个小时后，这个人被拉走了，赵宗仁再也没有看到过他。后来他听工友说，这样的人大概被押到札幌去了，那里有个牌子会写着“不良劳工”。

　　在中国被掳劳工中，口口相传着“山东出了个英雄刘连仁”。

　　刘连仁被抓到日本北海道空知管内沼田町的煤矿劳作，就逃，跑到深山老林，冰天雪地里生活了整整13个年头。北海道气候寒冷，一年有8个月下雪，能正常活动的只有4个月。他只有身上的衣物，也无法向外求援。

　　这13年中每年冬季刘连仁住哪里？他挖一个雪洞，像熊一样潜伏起来。

　　刘连仁吃什么？吃的是树叶、树皮、野草、虫子。看到树上好像有鸟，就爬树去抓。“等爬得老高，手掏进窝里，一抓——嚯！出来一条蛇！当时吓得他就跌下来了。这一摔，脚骨折了。”李良杰说。

　　可就是这样，刘连仁活下来了。直到战后在石狩管内当别町，才被人发现，得以回国。2000年他去世了，安息于中国的土地上。

　　“花冈暴动”的过去与现在

　　在反法西斯侵略历史上，“花冈暴动”被每个中国劳工高声说起。

　　其发动者是中国劳工耿谆，河南襄城县人，今年已95岁高龄。

　　1944年8月至次年6月，近1000名中国战俘及平民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为日本企业鹿岛组做苦役，耿谆是其中一名劳工大队长。当时食品、衣物极度匮乏，中国劳工饱受折磨。1945年6月30日，耿谆率领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发动了“花冈暴动”。

　　“当时他们小队986个人，耿谆数了数，能动的、还有力气的只剩200多个。秋田是什么地方？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啊！200个手无寸铁、骨瘦如柴的中国人，就敢在他们窝里闹！”李良杰激动地说。

　　当时耿谆向起义劳工喊出的口号是，“不求生，求雪耻！”最后暴动被镇压，耿谆被日本法院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

　　当时115名暴动劳工被毒打、虐待致死，前后共418人死亡，史称“花冈惨案”。

　　64年后，李良杰重复着那6个字的口号，连连用苍老的手敲着胸膛：“现在的劳工诉讼，就是为了雪耻！我们不差他这几块钱！”

　　他指的是2000年11月，在东京最高法院的促成下，花冈受害者与日本鹿岛公司达成的“和解协议”。根据协议，每个受害劳工可从鹿岛建设领到1.6万多元的补偿，但以耿谆为首的大批掳日劳工及家属拒绝领这笔钱。

　　“协议”的最终文本，原告劳工事先并未看到。“和解”当天，鹿岛建设发表声明，否认了虐待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

　　“当时说要赔偿，耿主任就同意了。结果形成文字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写的不是‘认罪’，不是‘赔偿’。”李良杰老人慢而低沉地说，“说是‘救济’啊！”

　　对日索赔活动家王选对此极为愤慨，称这是“日本人花5亿日元买断了花冈暴动的历史”。

　　“没有道歉，一切都无从谈起。认罪和道歉是前提，而这不能只是口头说说，而是需要诚心诚意表示歉意，那才涉及赔偿。”李良杰说。

　　目前，日本公布的报告书显示，强虏中国劳工人数共计38935人，分别在35个企业的135个工地劳动，其中6830人死亡。计算下来，平均每6名劳工即死亡1人。

　　“我这一生没有别的心愿，只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日本政府谢罪，向我们赔偿，那时候我就瞑目了。”李良杰说。

　　本报北京8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