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林衍

　　在江苏植物研究所的学术论坛上，一条帖子被频频转发：“读研敢于选择分类学专业的是‘猛士’，读完研敢于选择这个专业做职业的是‘勇士’，选择在科研圈内为分类学奋斗，固执不与科研圈内游戏规则妥协的人更是‘壮士’，然后死不悔改被淘汰的人遂成‘烈士’。”

　　这段略带调侃的文字，却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文采评价为“实在话”。他所在的植物所标本馆，存有超过200万个植物标本，由于科研人员和经费严重不足，其中至少有20%尚未经过鉴定和分类。

　　同样的窘境也发生在动物分类学领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前所长黄大卫教授告诉记者，相对于鼎盛时期的150余人组成的研究团队，现在研究人员数量已锐减了2／3。在动物界47个门的研究方向中，仅有节肢动物一门尚有充足的分类学研究人员。

　　分类学，这门古希腊时期发轫，通过野外考察、研究生物体的自然特征对其进行收集、描述、命名和分类的古老学科，在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急剧萎缩。

　　“分类学之于生物学研究的意义就像名字之于人一样。”王文采院士形容道，“连自己姓什么都不清楚，怎么做人。”

　　退休了，退休十几年了，去世了

　　一天，一个朋友致电给黄大卫，希望找位专家进行标本鉴定工作。

　　“我想找茧蜂科的专家。”

　　“刚退休了。”

　　“那姬蜂科的专家呢？”

　　“退休十几年了。”

　　“小蜂科呢？”

　　“已经去世了。”

　　青黄不接几乎成了黄大卫等老一辈分类学家的心病。由于项目经费少、编制少等问题，不少研究生重修其他专业，还有人索性进入公司，或者报考公务员。

　　“要是没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动物分类学可能已经完了。”黄大卫告诉记者，除了基金委每年为分类学领域设立的300万元资助基金，动物分类研究几乎很难申请到重大科研项目。

　　相比动物分类学领域，植物分类学专家们似乎要风光一些。在今年年初举行的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由4代植物分类科学家历经半个世纪考察、编纂完成的《中国植物志》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一奖项在过去10年内曾7次空缺。

　　但位列获奖人员第四的王文采却喜忧参半，因为植物分类学同样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尴尬。

　　2002年“五一”劳动节，他到西北植物所看标本，发现当年编纂《秦岭植物志》的那批人全都退休了。一个标本馆的退休教授告诉他，由于缺乏经费，如今连学术期刊都无法订阅。

　　两年后，他又去江苏植物所考察，得知所里只剩下了一个40多岁的师侄，另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帮忙收拾标本。

　　“新疆、青海、沈阳，好多地方都不行了。”王文采重重地叹了口气。

　　中国的生物学研究始于上世纪初，其时重要的研究机构是秉志、胡先骕所领导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当时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拨款很少，但生物分类研究因符合“科学救国”的理念而被大力支持。当时一般大学教授月薪不过300元，而此研究教授则有600元之多，是令人羡艳的职位，这使得该学科在民国时期的自然科学中学术成就仅次于地质学。

　　事实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分类学一直是很多中国植物学家研究的重点领域。从1959年开始，先后有312位植物分类学家共同投入了《中国植物志》的编写。

　　如今，王文采常和四川大学的牡丹花专家方明渊教授通信。方明渊的父亲方文培曾历经40余年创建四川大学植物标本馆，被李约瑟爵士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

　　每次收到方明渊的来信，王文采都会拿红色圆珠笔标注出重点，在最近的来信里，他在一段话下面重重地画了红道：“只是与生产有关的，园林、药材、林业方面的问题才来找我，最近又来了个搞旅游的。想到川西采标本，没钱了。”

　　是世界性通病，还是中国式顽疾

　　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传统分类学的没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一种趋势。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基因技术的逐渐成熟，通过DNA检测研究判定植物类群间亲缘关系的方法正逐渐取代通过形态进行分类的传统方式。英国皇家植物园自2006年一位裸子植物分类学家退休后，该岗位一直空缺至今；并且该植物园也没有人接替已于2007年退休的一位蕨类植物分类学家。

　　但在王文采的眼中，国外情况与国内有很大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1990年他到瑞典进行短期考察，发现当地的科学家野外考察时几乎不再采集标本，只是拿着一个瑞典植物检索表进行对照。他们表示经过几百年的搜集，植物种类已几近完整，近年来只发现过罂粟科的一个新变种，后来还被论证为误判。

　　自1753年林奈发表《植物种志》起，国外分类学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以搜集发现为主的传统分类学鼎盛阶段已经过去，转向利用DNA技术分析几乎成为必然趋势。相比之下，我国的分类学在20世纪初才开始起步。

　　“我们的野外采集和分类描述还远未结束，就急着学外国人藏进屋子搞分子生物了！”王文采为记者举例，在植物所的标本馆里，杜鹃花的品种有20多种，而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植物标本馆里，收藏了超过100种的中国杜鹃花。

　　“英国的植物志每30年就要重新修订一次，中国这么大，不能把传统分类学当做一锤子买卖！”他很激动。

　　面对学科萎缩的困境，另一批科学家则将板子打在了急功近利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上。

　　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馆长彭华告诉记者，SCI评价标准主要以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和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为依据，这也成为衡量中国科研人员的主要标准，进而直接和项目申请、职称晋升挂钩。

　　而分类学属于最典型的积累性学科，长期野外的考察记载才能完成一篇论文。发表一个新的演化理论，也可能得在数十年后才得到重视和承认。因此分类学论文，很难发表在目前国内的重要刊物上。

　　彭华介绍，往往就在同一个植物研究所里，从事植物化学研究的，做一个实验，很快可以写报告，一个研究组一年几十篇SCI；而自己所在的科室，一年不可能写到两位数。

　　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是，一位科研工作者，和一个老一代植物分类学家的儿子是同班同学，后者研究方向并非传统分类学，现在已经是博导了，而那位科研工作者由于投身传统分类学，长期野外实践，书写了不少，却很少能发SCI，至今还是副研究员。

　　“两个一比较，向哪儿发展才对路，年轻人心里都有数。”彭华说。

　　面对一刀切的评价方式，黄大卫直言损失的将是国家利益。有农科院的教授常将农业生产中发现的病虫害送到动物所鉴定，结果不到几年时间，便从“什么都给鉴定”变成了“什么都鉴定不了”。

　　“大家都不是傻子，鉴定一个标本可能要花上一两个月的时间，都忙着搞论文呢！”黄大卫说。他已经将自己的主攻方向转向了生物进化。

　　在研究所的分类学硕士圈子里，大家常把放弃读博或者改变研究方向的人称为进化树上的分支，“拥有稍微舒适一些的生态位”。

　　当然，每届还是会有一些对传统分类学矢志不渝的“傻孩子”，有人便开玩笑说，所里分类学的老师“潦倒并快乐着”，只是为了每届出现的那么几个“知己”。

　　《中国植物志》的编研，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完成

　　自17世纪中叶一直到1949年，我国有近120万份标本被外国人搜集研究，由于植物命名有国际公认的优先权，中国植物的70%都是由外国人的名字命名。

　　在王文采的记忆里，1949年的时候，能用来学习植物分类学的本土教材还只有两本，遇到鉴定不出的植物，便只能找当时唯一讲授植物分类学的先生林镕求教。

　　在采访过程中，这位84岁的老人一直在说分类学“丢不得的”，因为它在半个世纪内的从无到有都是中国的植物分类学家们“拿命换的”。

　　20世纪初，钱崇澍、胡先骕、陈焕镛等第一代植物分类学家毅然从哈佛大学归国，跋山涉水收集标本，越是深山穷谷越要去，越是名山险川越要闯。

　　1938年，吴征镒和周家炽从横山采集归来，在长沙一座大楼上整理标本之际，遭到日寇的轰炸，人和标本一起从四楼飞下草坪。

　　一次在西双版纳的考察过程中，王文采患上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最后昆明植物研究所的4个年轻人每人献了400毫升血，才救了王文采的命。

　　《中国植物志》的第四任主编，吴征镒院士曾经感慨，《中国植物志》的编研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完成。

　　王文采已经将分类学研究萎缩带来的种种恶果视为“第八十二难”，无法鉴定和认知标本，就会影响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识读；无法发现和鉴别新增的入侵物种，将对林业、农业产生重大隐患；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缺乏分类学的基础，将无法得知物种的分布和形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科学家迄今发现、描述和命名的物种仅占我们这个星球全部物种的6%—存在的3000万个物种中了解的不到200万个，而剩余的94%则在快速消失的生态系统中自生自灭。到2050年，仅仅因为气候变化，地球上一些地区有多达37%的物种将消失。

　　为了阻止这一态势，美国科学基金会已经开展了“提高分类学专门技术合作”大规模项目计划，旨在帮助年轻的分类学家。

　　据报道，我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委也已经引入了两个为期4年的传统分类学资助项目，预计从2010年开始实施。

　　这些举措在王文采看来有些不可理解：“时代变了，我那时候根本没考虑过钱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所里曾经给了王文采十几万元的项目资金。这个一辈子就攒了两万元的老头儿一度不知道“这么大的一笔钱”要花在哪里，便托给了一个学生保管。

　　现在，这笔钱终于找到了用途，用于发表论文。一家国内的学术刊物已经明码标价，发现一个新种后要发表论文，得先交500元的版面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