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

　　2010年7月14日

　　对话人物：

　　刘念远(谷牧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某部退休少将)

　　刘会远(谷牧次子，深圳大学退休教师、区域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因为办特区，他被称为“特区建设的总工程师”，到达人生的又一个高峰。

　　因为办特区，他曾经遭受巨大争议与政治压力，“准备让人火烧赵家楼”，幸得老帅叶剑英力撑———“顶不住我就飞回北京支持你”。

　　谷牧的人生荣辱，与特区、与广东息息相关。

　　1979年至1988年的主管特区工作十年间，谷牧先后12次到深圳经济特区检查工作。特区初期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在他的参与下制定实施的。谷牧晚年深情地说，我是广东的党代表，因为办特区，我连党的关系都转到了广东。

　　1989年初，已经“安全着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谷牧到汕头经济特区视察时，引用北宋改革派名相王安石两句古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作为题词。

　　十年甘苦，冷暖自知。

　　在1988年3月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谷牧发表“告别演说”说，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将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有这个信心”。

　　如今足以告慰谷牧的是，现实比他的信心走得更远。

　　小平说叫“特区”后定为“经济特区”

　　1979年4月下旬，中央召开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

　　党中央、国务院责成谷牧带队到广东、福建调研，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提请中央讨论决定。谷牧在广东18天，同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王全国、曾定石、梁湘等同志座谈讨论。当时叶剑英在广东住，他专门去作了汇报。

　　回京后他向邓小平汇报，小平脱口而出：还是叫特区好。

　　南方日报：特区的名字，据说谷老向小平同志请示定下的？

　　刘念远：当时父亲向小平同志汇报说，国外有的叫“出口加工区”，有的叫“自由贸易区”，有的叫“投资促进区”等等，我们究竟叫什么合适？小平很赞成，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时就叫特区嘛！当天，父亲晚饭后到中南海散步时又见到小平，小平同志说：“谷牧，今天下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你一定要抓紧，抓细，把这项工作做好。”

　　1980年3月下旬，父亲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不少同志提到特区不但要办工业，也要办商业、旅游、房地产等行业，“出口特区”这个名称，难以概括其全部功能和作用。父亲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最终改名为涵盖面更宽的“经济特区”。

　　当习仲勋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时，父亲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他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

　　准备让人“火烧赵家楼”，幸得老帅力撑

　　“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1981年第四季度广东、福建走私贩私愈演愈烈以来，改革者开始受到类似“忠告”。一位领导从深圳回来后说：除了五星红旗还在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1982年，中央将两省的负责人召集来，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在这次座谈会上，一位领导要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作为附件一并下发，特区被影射为清末上海的租界。谷牧明确表示反对：“这样做徒自造成思想混乱。”但文件还是下发了。

　　谷牧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的压力也很大，本该进入草木芳菲阳春季节的经济特区，却有点风雨萧瑟的味道。“街头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这桩事向前推进。”

　　直到1984年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为两个特区题词，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的是是非非的议论，才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南方日报：特区创业非常艰苦，深圳至今流传着谷老当年住迎宾馆“一把抓住25只蚊子”的故事。

　　刘念远：父亲晚年到深圳，总喜欢住在深圳迎宾馆的桂园，到附近散步，回忆特区创业的艰苦。

　　说个小插曲，建市初期，深圳最好的宾馆是新园招待所(即今迎宾馆)，因为靠近布吉河，蚊虫肆虐。《深圳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起来！不愿被蚊子咬的人们》。父亲当年入住，晚上一抓，就是几十个蚊子，密密麻麻。1982年7月，他特别表扬：“这一次来深圳，一个明显的感觉是蚊子没那么多了，说明深圳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大成绩。”当时宾馆附近就是施工棚架，吃的也是一个盆子几个菜。但就是这样恶劣的环境，他还是每年都要去。

　　刘会远：父亲对深圳感情很深，但不让我们去深圳工作。他对我说，我负责经济特区，子女就不要到经济特区来。我是由于去深圳大学工作和学习，比较特殊，所以他才同意。在武警部队工作的三弟刘历远就惨了。当时公安部边防局派他去深圳，他都不敢跟父亲说。每次出去两三个月后回来一进家门，被父亲问起，他军装还没脱就敬个礼说“下边防了，下边防了”。也对，深圳也是边防嘛。

　　刘念远：更为艰难的是当时的政治气氛。1982年初，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国家进出口委和其它几个委撤了，父亲选了何椿霖等8个人组织一个小班子，叫特区工作组。父亲第一次召集八个人开会时，特意讲了一番交心的话。他说，对办特区的议论很多，很敏感，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你们谁要有顾虑，可以另行分配，我不勉强你们哪一个。不过我也告诉你们，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

　　1982年，中央领导同志连续有两个批示，要求特区认真总结经验。父亲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调查研究。他在向中央的汇报中提出，特区是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的一条特殊渠道，是观察、研究国外经济活动的阵地。它是我国自主举办的，我国政府行使完全的主权，与旧中国的“租界”根本不同。深圳办特区之后，过去大批人员偷渡外流的状况基本没有了。这些都提示着特区有发展前途，应当办下去。当然问题也有，属于管理问题和经验问题，是前进中可以解决的。

　　汇报总算“通过”了，发个《纪要》下去。这个文件发下去以后，特区的干部和群众受到很大的鼓舞，深圳还有鸣放鞭炮表示庆贺的。特区要办，并且一定要办好的鲜明旗帜又举起来了。

　　南方日报：据说叶帅也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刘念远：1983年4月，父亲到广东考察，吃午饭时听任仲夷同志提到“叶帅正在温泉休息”。谷牧要求马上联系。下午赶到叶帅住处时，他已经坐在轮椅上等候。“我要单独和谷牧说几句。”隔着桌子，叶帅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不放。

　　“听说你遭围剿了。我们有些同志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不允许你在经济开发区搞试点？”叶帅问：“你顶得住吗？”父亲激动地站起来说：“只要中央不调整分工，仍然让我抓改革开放，管特区，我一定把特区干出个名堂！”叶帅说：“那就好，那就好！你顶不住了，就来电话，我叶剑英立即调飞机飞回北京，支持你搞改革开放！”

　　父亲晚年多次回忆起此事，依然非常感动。老帅一字千钧，“那就好”这三个字使我父亲感受到了强大的支持力量。

　　曾批深圳转型不力要求“壮士断臂”

　　1985年深圳经历经济转型，市场不景气，宾馆入住率下降，饮食业清淡。一时间，“深圳办先进工业难于上青天”、“特区工贸前途堪虑”、“谷牧对深圳发展前景过于乐观”的说法四起。

　　在谷牧的鞭策下，那一年，深圳果断地从基建计划中削去18层以上的高层楼宇51座，基建规模比上年压缩了30%，撤并了数百家经营不规范的公司。

　　“阵痛”之后，当年就听到了“落地婴儿”的欢啼。各经济特区从此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

　　南方日报：现在我们都在提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但其实谷老很早就提了。谷老还曾就此严厉地批评过深圳特区的转型不力。

　　刘念远：1985年2月，父亲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座谈会，指出了若干需要认真注意解决的问题，包括基建铺的摊子大，消费资金增长过快，还有违反政策发不义之财等等。他强调，特区不能满足于盖大楼，不能只是个一般的工业城市，要办成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特区。要爬好一个坡，更上一层楼。

　　但效果不明显。1985年12月25日到翌年1月5日，又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会议。父亲在这次讲话中批评话说得较多，而且主要是对深圳。他说，深圳市领导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铺摊子、扩大基建规模上。我长期搞基本建设，在压缩基建时，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基建战线长了谁都承认，但让我这个项目下马不行。华君武有幅画讽刺这种情况：一匹马，上面骑了五六个人，每人都打着一面小旗，上写“你下我不下”，结果把马压垮了。不能总讲“我这个项目是很需要”，还有个国家整体承受能力问题。非得有“壮士断臂”的精神才行。这些话对于现在的产业升级转型，也有现实意义。

　　南方日报：当年还有一个特区货币的争议，是怎么回事？

　　刘会远：这个问题，从1981年就提出来了。从那时起到1985年的4年中反复研究，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对此花了不少功夫。一些经济学者、金融专家都参加过调查论证，甚至还做了币样设计，图案是炎黄二帝像。

　　从特区的发展看，发行一种在特区流通的可以自由兑换的法定货币，有其一定的作用，但是需要国家提供巨额外汇作为发行基金，而且发行之后如何管理，是只在深圳发行还是4个特区都发行，如果在4个特区发行，就将在其它开放地区以至全国引起连锁反应，涉及面很宽，问题相当复杂。父亲与大来佐五郎等顾问和专家经过反复研究再三考虑，决定还是搁置。如今实践证明，我国的货币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开放，特区货币确实没有必要发行。

　　●南方日报记者 陈枫 段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