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大陆

　　1950年3月，父亲乘坐飞机离开大陆，他的离去，也宣告了国民党在大陆军事力量的全部瓦解。关于国民党为何失去大陆，现在已有很多史料来研究论述。我想大家都认同，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个人。但是因为父亲是最后一个撤出大陆的国民党将领，所以他的名字几乎成了国共内战的象征性人物，我想这对父亲也是很不公平的。

　　1949年12月9日，蒋先生乘飞机从成都飞到台北，自此永远离开了大陆。而离开的最后一刻，他还跟我父亲交代，要他稳住四川和西昌。但是那时第1军只剩下不到1000人了，他们从陕西进入四川后，人生地不熟，既无冬衣，又无粮饷，更无兵源，连军火弹药的补给都断绝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父亲带着部队死守了3个多月。

　　到了1950年3月，解放军马上要攻占西昌，蒋先生从台湾派了最后一架飞机，到西昌接父亲走。但是父亲坚决不走，他说自己要战死在这里，遭到部下们反对，最终参谋长罗列等人把父亲强行架上了飞机。第二天，解放军向西昌发起总攻，父亲在台湾以为罗列已阵亡，把罗列母亲当成自己母亲侍奉。没想到，罗列死里逃生，后来又辗转逃回台湾。

　　父亲撤到台湾后不久，汤恩伯帮他在花莲租了一套房子住下，但他没想到，他到台湾立足未稳，便遇到了弹劾案(注：1950年5月，台湾“监察院”李梦彪等46位“监察委员”以胡宗南失去大陆为由，提出弹劾，经蒋介石、蒋经国、顾祝同等周旋，“立法院”108名委员签名上书“行政院长”陈诚，为他求情，陈诚将弹劾案移交“国防部”处理，8月，“国防部”答复“应免议处”)。弹劾案一出，舆论沸沸扬扬。台湾报纸对此也大做文章，对父亲讥讽挖苦，甚至不少歪曲之词。父亲的手下们觉得很不公平，他们说，当年和共产党的战事是集体行动，政府责成数十个军事首长，划分成数十个地区作战，胡宗南只是其中一个，为什么对其他战败的军事首长没有责难，而对他如此非议？再者，军人都是以服从命令为最高原则的，父亲的一切战斗都是奉命有据。还有人说，当年国民政府有那么多贪官污吏，可是他们没有被弹劾，反倒是坚守到最后的一个人被如此抨击？因此他们建议父亲开记者会申辩，或者上书。

　　但是父亲把他们拦了下来，他只是淡淡的一句话：是非自有公论，假如应该我负的责，我当然要负责。关于弹劾这件事，父亲生前只字不提。

　　那时一方面有人弹劾我父亲，另一方面又有100多个“立法委员”在替他说话。后来还是蒋先生发了话，说：“如果不是胡宗南，我怎么出得来？如果不是胡宗南，你们怎么出得来？”弹劾案才不了了之。

　　“反攻”梦灭

　　弹劾案尘埃落定之后，父亲在家闲居了一段时间。1951年，我刚出生不久，父亲被派到大陈岛，组建所谓“江浙反共救国军”。国民党政府撤到台湾时，还有一些残余部队留在浙江沿海一带，蒋先生希望父亲能到那里，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反攻大陆”。

　　在很多人看来，父亲以前是堂堂军政公署长官，统领几十万人马，威风了得，现在却要在荒凉小岛，指挥散兵游勇，肯定会非常失落。但父亲却毫不介意。其实在此前蒋公曾经让父亲出任“参谋总长”，被父亲谢绝。

　　9月，他化名秦东昌登上大陈岛。当时大陈岛十分荒凉，解决“游击队员”们的一日三餐都是一个问题。他的手下后来告诉我们，在那里每天基本上吃青菜和盐水泡饭，吃了一个月后，体力差到连木马都跳不过去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父亲在大陈岛组织了六支陆上突击队和一支海上突击队，先后训练了总数约7000多人的“挺进队”，发动了39次袭击。每次战斗，不管是100人，还是200人，他都亲自去，不但去，还要上岸。

　　1953年6月，父亲调离大陈岛，不久，解放军在距大陈岛约14公里的积谷山岛强行登陆成功，“反共救国”成了泡影，父亲忙了两年的游击战，到头来一场空，又回到了台北。

　　1955年，蒋先生又派我父亲去澎湖任“防卫司令”。

　　1959年，蒋先生召见父亲，征询他接任陆军总司令的意愿。父亲谦辞不受，他向蒋先生推荐了罗列，罗列随即奉调“陆军总司令”；几年后，罗列又升到“副参谋总长”，蒋先生又让我父亲推荐一个人做总司令，父亲就推荐了刘安琪，那刘安琪就做了陆军总司令。

　　1959年10月，父亲从澎湖离职回台北，任“总统府战略顾问”。虽然还保持着军人身份，但并不担任什么实职，自此淡出军界。

　　那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一共4个，他经常和妈妈带着我们游山玩水，这是他一生中最悠闲、最自由的一段时光。可是我长大以后，看到他日记里的那些话——今天下午我陪太太去看电影，明天下午我陪太太去打桥牌——我才渐渐悟出，对父亲这样一个以战场为全部生活的人来说，他的内心该有多么痛苦。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带我爬山，他经常一个人在山里声嘶力竭地大叫，我只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没面子。长大后我才理解，这是因为父亲压抑得太久太深了……

　　落寞岁月

　　父亲刚到台北定居时，蒋先生送给他一幢房子，但被父亲拒绝了。我们自己住的房子非常旧。底下人说，到我们家都不敢坐沙发，一不小心沙发就坏掉了。但是他对部下却非常好，很早就为他们在台北安置好了家。

　　那时候我周围的同学家里都有冰箱，只有我们家没有，我很羡慕那些同学。有一天回到家，发现家里多了一台冰箱，原来是父亲的老部下罗列将军送的旧冰箱。我高兴极了，就在旁边跳舞。第二天父亲回来了，一看冰箱，脸色一沉，问母亲：“冰箱哪来的？”母亲说是罗列送的。父亲很生气地说：“不可以！退回去！”于是我只有了一天的冰箱。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妈妈记账，那时我常常问她一个问题：“收进来的钱没有支出那么多，该怎么办？”她告诉我，要用红笔来记。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赤字”，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会走财务这条路，知道不赚钱不行。

　　母亲是留美博士，在大陆时，光华大学请她教书。可到了台湾，父亲一直不同意她再出来教书，全家6口人的生活都靠父亲一个人，母亲时常为钱发愁。无奈之下，母亲就靠写文章赚稿费。她第一次向《中央日报》投稿未中，接到退稿信，非常沮丧，还哭了一场。可是母亲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她再写、再退，终于有一天，她的文章上了报，稿费来了，我们的生活才得以改善。

　　我和哥哥后来才知道，父亲每个月的薪水分成三份：1/3留给“长官部”当公费运用；1/3发给澎湖长官部两位各有七八个孩子要抚养的部下；剩下的1/3寄回家里。

　　最近我哥哥收到其中一位部下的子女写的一封信。信上说，他的父亲原来在部队的时候犯了错被革除军职，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我父亲后来把他的薪水按时送到他家，所以他小时候每到月底就在那里等着有人送钱上门。他父亲一直到临死前才告诉他：你要记得是胡将军帮助我们，你要记得他的恩惠。

　　我们几个孩子真正和父亲朝夕相处，也就是父亲退休回到台北后的短暂时光。我小时候爱哭，父亲很不喜欢我这一点。有一次我因犯错挨打哭泣，他教育我说：“男儿流血不流泪，丈夫有泪不轻弹。”我小时候有点怕他。父亲对我和哥哥要求比较严，我要考到3个100分，他才会给我奖励，奖品也仅仅是几张邮票而已。

　　父亲的身体本来一直很好，可是1960年左右，他开始感觉心脏不舒服，到医院检查，也没有查出什么大病。1961年的2月，他开始感觉不舒服。起初是咳嗽，咳得很厉害。医生检查他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但他自己都不承认，也不愿意住院。春节过后，他咳得更厉害，还有呕吐。在妈妈的百般劝说下，他才勉强同意住进医院。

　　1962年的大年初七那天，蒋先生带着侍从医官出现在病房。看到蒋先生来，父亲很意外，也很感动，他努力支撑着坐起来，眼含热泪，感谢蒋先生来看他。

　　父亲走得很突然。2月14日那天是大年初十。父亲在医院里的情况比较正常，晚上睡觉前还吃了半个苹果。为他主治的丁医生告诉我母亲：将军没什么问题，你可以回家了。母亲就坐车往回走，我们几个小孩子还在家里睡觉。还没等到家，医院的电话就来了，告诉她父亲情况不好；母亲又匆匆赶过去，可是已经来不及。父亲最后是突发心脏病，就这样走完他66岁的人生。他的病当然跟心情有关系，他后来的状态就是抑郁而终。

　　父亲去世的时候，穿在身上的背心都是破的，这个背心妈妈也没舍得扔，后来又穿在我身上。

　　按父亲生前所愿，他的墓庐建在面向大海的一方，以便能“看见”遥远的家乡。蒋先生在世时，还经常到父亲的墓地去待一会儿，他坐的石凳子现在还在。

　　父亲去世时，哥哥15岁，我才11岁，还有两个妹妹。母亲要独自一人撑起这个家，我长大后才意识到，她当年是多么不易。妈妈很少在我们面前掉眼泪。我印象中，她只哭过两次，一次是父亲去世的时候，还有一次是我生病的时候。那时候我得了肾结石，尿出来的全是血。妈妈让我躺在她的大床上，我疼得在床上滚来滚去，突然发觉正在安慰我的妈妈怎么一下子没有声音了，等我滚到床的另一边才发现，她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为我祈祷……

　　母亲很好强，她给我们的教育是，永远不要去抱怨社会、抱怨别人是否不公，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当年，台湾有一桩很轰动的案件，是黄伯韬的儿子黄效先谋杀他人被判死刑，传言说黄百韬的夫人把青天白日勋章拿出来，换了一命。我记得案件被报道出来后，妈妈把我们几个孩子叫到一起，很严肃地说：“你们绝对不可以犯类似的错误，如果犯了，你们就自己死吧，我不会把你们父亲的青天白日勋章拿出来换你们的命。”

　　母亲去世前，只留给我们一封信。信上说，要在我的墓碑上刻着：这里安息一位艰毅不拔、永不屈服的女士，我们的母亲。她去世后，我们就在她的墓碑上刻下了这样的字“永不低头的女性”，她的墓就在父亲的墓下边，他们终于获得了永远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