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托：“中国制造”20年

　　不到20万人口的普拉托生活着超过3万名中国人，运营着4000余家以成衣制造、服装进出口业为主的企业。去年6月，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视察普拉托说，移民人数已经超出了承受范围，对华人企业的清查由此从去年开始延续至今。

　　记者◎徐菁菁

　　“去年的情况最坏，今年的情况最最坏”

　　距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16公里远的普拉托几乎算得上是意大利最为迷你的省级行政区。只有97平方公里的省会普拉托市，坐落在365平方公里大的普拉托省土地上。但在世界纺织业的版图中，这个弹丸之地却赫赫有名。从中世纪生产精美的羊毛面料开始，普拉托一直是欧洲纺织业的翘楚。这里的纺织业营业额占到意大利全国的1/3，其产品代表着以时髦、精美著称于世的“意大利制造”。

　　而如今，中国人成为普拉托的焦点。“这两个月，英国《卫报》、BBC、美国《纽约时报》、法国《世界报》等都跑来找我。昨天我回国前，法国《快报》还在联系我，说要采访。”在意大利普拉托做了21年服装生意的徐秋林，在他设在浙江桐乡的工厂里对本刊记者说。据统计，1989年以前，在普拉托的中国人只有38名。在短短的20年后，如今，不到20万人口的普拉托生活着超过3万名中国人，运营着4000余家以成衣制造、服装进出口业为主的企业，成为欧洲最大的华人聚居区。

　　2009年，在普拉托连续执政了60多年的左派联盟政府大选败北，右派联盟政府登上执政舞台。意大利总理发言人称，右派的胜利“明显说明，纺织工业区的境况和华人移民问题需要改善”。去年6月，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普拉托视察时说，移民人数已经超出了承受范围，意大利政府决定首先在普拉托市增兵，加强对华人的检查，把这座城市还给普拉托人。对华人企业的清查由此从去年开始延续至今。今年上半年，就有154家华人企业被关闭，仅今年6月28日一天，就有20多家企业遭查封，被查封的资产超过2000多万欧元。

　　“我看到有一家工厂开在一个两层楼上，警察上去包围他们，还来了很多警犬，甚至有直升机在楼顶盘旋。工厂里的工人吓得要死，不管有没有合法身份，都直接就从二楼跳下来，摔断了腿，被抓了起来。”与父母一同在普拉托生活的18岁温州女孩安安(化名)这样向本刊记者回忆今年6月的情况。“去年的情况最坏，今年的情况最最坏。”同样在普拉托帮父母做生意的小任说，“那时候天天都有直升机在上面转，现在偶尔也有，我们基本都不敢开门，只能躲在里面工作。”

　　“在过去20年里，普拉托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人越来越多，现在走在街上，迎面过来的很多都是中国人。路边意大利的工厂一家家倒闭，被中国工厂替代了。”普拉托省前副省长，现省长顾问吉安卡洛·马菲对本刊记者说。

　　变化得从20年前说起。佛罗伦萨大学教授加比·戴·奥塔蒂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普拉托遭遇全球化浪潮冲击，许多纺织品小工厂关闭，留下了大量商业空间。由于当时意大利年轻人对传统手工业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像为开衫制作纽扣这样的服装业次级承包领域遭遇到了劳动力短缺。普拉托的服装业结构以小型的专业细分的企业为主，开办这样的公司从事代工生意也并不需要许多资金。加之1989年意大利对移民实行大赦，普拉托自然成为吸引移民的金矿。中国移民大多来自浙江温州或福建，他们原本就很熟悉的这种小工厂式的分工精细的成衣制造业。“而家庭和乡土关系的支持，也为他们建立自己的小企业提供了劳力和资金的支持。”奥塔蒂说。

　　与许多中国人一样，50多岁的马可(化名)17年前也是经老乡的介绍来到普拉托白手起家的。“那是1993年初，我在国内搞过童装，所以对普拉托一家生产婴儿服装的公司感兴趣。那时我才懂一点点意大利语，就托朋友的女儿一起去说，让人家给单我们代工，想不到同意啦。”马可向本刊记者回忆说，“朋友帮我找了个70平方米的小工厂，月租是70万里拉。我马上找人，雇了3个会点车工的老乡边做边学。我买了几台平车，打边车，双针机，那时买机器可分期付款的，就这样开始接货做。刚开始几个月下来看不到赚钱，我孤身一人搞工厂，吃住都在那70平方米里，可想而知是什么条件。”

　　起步艰难，但由于中国人能吃苦，赶工快，工钱比当地人至少便宜一半，所以很快就站稳了脚跟。站住脚跟的中国人开始从老家叫亲戚来帮忙，老家的老乡也听到普拉托好赚钱跑来找工作。“就拿我的家族来说，我是家族中第一个到欧洲的，现在我的5个兄弟姐妹，已经有4个在欧洲。”徐秋林说，“算上他们的子女就有二三十个人，再加上表亲，由我直接或者间接带到欧洲的就有将近100个人。刚开始创业时，需要自己的家人过来做工、帮忙，这是很重要的。”在普拉托，乡土和血缘关系建立的中国社区于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墙里墙外——普拉托的两种生活

　　建立于中世纪的15米高的灰白城墙环抱着普拉托市的老城区。墙里是大理石砌成的大教堂，巴洛克风格的小教堂和宫殿，一条河流在古代伊特鲁里亚人修建的古桥下流淌。在普拉托人的传统生活中，下午15点，店铺和工厂就开始歇业，当地人有悠长的时间享受生活。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亚洲学院学者福· 安雅从2008年开始每年造访普拉托，研究当地的华人社会。她告诉本刊记者，走出城墙，顺着皮斯托斯大街(Via Pistoiese)往西北方向走，那里的皮斯托斯大街被称作中国街。

　　街边小林超市门口的一片小广场是这里的社交中心。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流动小贩或是开着小货车来贩卖新鲜水果，或是兜售他们自己自行车后篓里的中国食品。在这里，所有人都来自中国，操着不同的地方话，“让你几乎感到自己已经离开了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到了某个中国小镇”。20～30岁上下的年轻人在小广场上讨论新的找工信息，他们盯着小林超市右边的橱窗，超市里，14块亮蓝色的电子屏用黄色的中文字显示着最新的找工信息。他们中不少人所持的护照已经过期，变成了“黑工”。不远处，在被中国人称作“后面那条街”的卢蒂大街(Via Luti)上，一块8平方米大的墙上，手写和打印的招工广告层层叠叠。这里的餐饮业发达，其中1/3是提供外卖食品的小吃店，而餐馆几乎只向中国人营业。“我经常发现，我是餐厅里唯一一个非中国人，而且只有非常少量的几家餐馆能提供意大利语的菜单。”在小广场周围，林立的诊所、理发店、照相馆、旅社和房地产中介也都只使用中文。这片中国人的小商圈，从中国街扩散到周围的六七条街道上。

　　中国人开设的服装和布料公司就隐匿在这些商铺背后，不临街，也鲜有招牌。但它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远远超过了普拉托人当初的预期。原本处于普拉托服装业链条最低端的华人小工厂开始向上游转移。小任的父母1995年时先后来到普拉托，在经历学做衣服、被老板拖欠工资，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千辛万苦之后开了自己的工厂。“快到2004年，我们关闭了工厂，在普拉托一个工业区伊欧拉(IOLO)开了家贸易公司，主要从罗马进国内的服装，再批发出去。生意挺不错的。2005年又开了裁剪公司，主要是请个设计师打板，裁剪师裁剪，拿出去给工厂加工，然后烫一下，再发货给客人。现在我们公司有12个人：模特师，裁剪师，排版的，理货的。我们基本都是早上九十点钟去公司，忙到凌晨两三点，去年很忙的时候要忙到早上7点。为什么这么晚？因为手上还有很多的货要理，装箱、打包、发货，一天可出1万件夏装。这个行业的中国人基本都是这个模式。”

　　“2000年，中国人逐渐了解了当地的运作规律，从事自产自销，不再替意大利公司干活。”徐秋林说，“低廉的价格很快占领了市场。意大利人的服装企业开始倒闭，普拉托本地的意大利人服装品牌只剩下了几个牌子。随着一些意大利人失业，很快就感觉到当地人没有从前那么友好了。”2005年后，情况进一步发生变化，“华人开了几十家面料进出口公司，从国内大量进口面料，对当地赖以生存的面料生产业造成很大的压力。那是普拉托人的饭碗，双方的关系就更紧张了”。据统计，自2001年以来，意大利人在普拉托注册的纺织企业已经减少了一半，少于中国人开设的企业数目。

　　尤其令意大利人难以接受的是，为数众多的华人服装公司并没有雪中送炭地使用意大利企业生产的面料。“意大利公司2009年生产了2.5亿米布料，华人企业生产了2亿件服装，其中部分进口自中国。制作这些衣服的布料中，有超过50%都来自中国国内。”普拉托省省长顾问马菲告诉本刊。一些地方官员由此批评华人更喜欢把在普拉托获得的经济收益转移到国内而不是投资本地。根据意大利银行的统计，普拉托华人每天向中国国内输送的资金达150万美元。

　　“更进一步的，由于语言障碍和两个群体间缺乏沟通，很多普拉托人都认为，中国人在普拉托的成功来自在他们眼中不可接受的劳动强度和工作环境，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这激发了社会矛盾。”奥塔蒂说，“华人由此不再被视为一种资源，而被认为是加深社会经济危机的紧张因素。这导致地方的政治危机，迫使政府改变对华人的政策。”

　　比经济矛盾更难解决的是社会心理上的距离。在马菲看来，两个族群之间的第一道屏障就是语言：“在普拉托的华人中有70%的人不会意大利语。”18岁的安安两年前随父母来到普拉托，现在她只会说几个简单的词。她说：“去邮局的时候，好像你不会说意大利语，他们(邮局员工)就不爱搭理你。”但绝大多数时候，她并不会困于语言障碍，因为中国街上的华人商铺能提供给她几乎一切服务。

　　“我出去的目标不是做工人”

　　在中国街生活，雇用中国人，给中国人打工，吃中餐，这几乎是普拉托每个华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但徐秋林说，他是个异类。在他经营的意大利影响最大的华人企业中，有一半以上员工为意大利人；他是意大利前总统钱皮和前总理普罗迪访问中国时的代表团成员；现在他还是普拉托省省长顾问。

　　1989年，23岁的徐秋林拿着旅游签证去欧洲，正好碰上意大利移民大赦。当时，徐秋林的家族在温州老家已经拥有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汽车配件厂。“那时温州华侨的地位很高，我们家做得再好，也是个体户，而人家是华侨。很多人去普拉托就是想赚点钱，而后回家，但我出去的目标就不是做工人，而是创事业。”他先在佩鲁贾学了6个月意大利语，通过别人介绍，辗转到了普拉托，租了个70平方米的小厂房，雇了两个温州老乡，开始给意大利公司做成衣加工。5年后，徐秋林成了做服装的行家。他说：“我拿起一件衣服，就知道它大概需要多少时间生产，要多少成本，难度在哪里，款式会不会流行，有没有市场。”

　　恰逢其时，徐秋林等来了机会。上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大型服装企业贝纳通正开始向罗马尼亚等地外移生产基地。中国人在普拉托生产服装的名气吸引他们到普拉托来考察，会说意大利语的徐秋林进入了视野。在送货时，徐秋林被贝纳通的厂房震惊了。“那个厂真漂亮，厂房就像浦东机场一样宽敞明亮，几十台货车直接开到厂房里上货卸货，所有的裁剪都是自动裁剪，全部是意大利员工，管理也是一流的，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徐秋林说。

　　2000年，徐秋林开始做自己的品牌，他聘用了第一个意大利设计师，此后，他的意大利员工团队越来越大，时值今日这都是超前的做法。“温州人喜欢雇用老乡，因为语言通，便宜，还觉得老外不可靠。”但徐秋林始终认为他成功的关键是：“意大利的设计师更了解西方市场的审美需求和潮流，营销人员更适合本国情况的营销手段，在财务方面，我也请意大利的会计师，因为他们更熟悉本国法律。虽然雇用意大利人的费用是雇用中国人的两倍，企业刚起步比较辛苦，但结果证明我的路子是对的。”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做意大利人的雇主让他有机会进入了意大利的本土商业圈。“2005年，我的意大利朋友看到我企业做得正规，又有意大利雇员，就建议我申请加入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我想这是个很大的协会，对政府政策方面很有影响，就加入了。结果加入后，意大利媒体开始了铺天盖地的报道，意大利政府部门开关于中国的会议，也请我去参加。说实在的，这也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华人那么多，他们也想找到华人企业为他们创造就业和促进经济的路子，需要我这样的例子。”“温州人的优点就是勤奋，敢于闯，善于发现。缺点就是喜欢待在自己的圈子里。这在中国没问题，但在国外，这样封闭的圈子就不能得到当地人的信任。”

　　未来的疑惑

　　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也影响了普拉托的华人企业，加上同质化竞争严重，小任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应该算忙月，但比起去年闲得多。”小任家的工厂也被警察查封过一次，原因是工厂里有睡觉的房间，而当地规定，工作和住宿要完全分开。谈到现在普拉托的情况，他有些激动：“我们大部分钱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真的，起床时天是暗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天也是暗的。创业容易，守业难，我的父母没有生意的时候睡不着觉，有了生意想睡也没得睡。有句话说，温州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我爸妈也一样，为了节省从家里来回的时间，直接在公司睡觉。”“现在警车整天都会在工业区开来开去，查消防证、急救证、安全证等各种证，这些证全办齐，价值2000欧元左右。说起来就气，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他们说我们抢了他们的工作，说我们偷税，说我们不卫生，说我们不合法，说我们的工厂、公司不安全。”

　　10月，随温州市代表团来访的15家温州企业代表和普拉托企业签订合约，认购了100万米高级纺织品和2万瓶葡萄酒。由此，意大利《民族报》报道说，温州和普拉托已达成政府间协议，在温州市的纺织材料和服装中心，免费为普拉托提供500平方米的展览厅，作为普拉托商品在中国的展示推广基地。徐秋林觉得，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能缓和普拉托的当地矛盾。

　　但矛盾还远没有化解。马菲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普拉托省政府的立场还是促进融合，而市政府则主张用强制力规范华人企业。我想，这种抑制政策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我们非常想和当地的华人企业沟通，但没有这样的途径。普拉托有4个华人组织，包括温州同乡会和福建同乡会，但他们会组织聚餐，却没有组织和我们交流。”

　　9月，普拉托市市长罗伯特·切尼签署政令，正式实施限制中餐馆营业时间的规定，要求华人聚集区的中餐馆，必须在夜里零点以前停止营业。政府解释说，这是为了避免餐馆夜间营业扰民，借以缓解华人聚集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26家中餐馆联合聘请律师，将普拉托市市长和市政府告上了托斯卡纳大区法院，要求取消限令。中餐馆联合聘请的马里奥蒂律师表示，华人区中餐馆夜里零点必须关门，而几米之外的意大利人餐馆可以营业，在一个城市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营业时间规定，显然是不合理、不平等的。

　　一些积极的迹象也在显现。福·安雅发现，近一年以来，普拉托老城内以意大利人为顾客群的华人服务业也开始变得多起来，越来越多的华人企业散布在城墙内，也许是经济融合的好兆头。像小任这样和父母一起做生意的移民二代也越来越多。在福·安雅看来，这些比父母更懂意大利语言和文化的年轻人可能是未来中国人社团融入意大利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