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3任记者眼中的商职
——《武汉晚报》报道武汉商职医院改革回眸
■ 记者 田巧萍 祁燕 整理
【1997年8月8日本报刊载】
商职医院今起医疗费大幅降价
本报讯(记者龚斌)做手术可以像买东西一样讨价还价吗?市商业职工医院今天开始实施的系列医疗价格优惠措施中明确写道:部分手术可以当面议价。
这是该院继去年在妇产科推出顺产800元、剖腹产1900元封顶式合理举措后的又一大动作。此番在单纯性阑尾炎、疝气、胆囊摘除、胃大部切除等10多项手术项目上实行的封顶式收费,手术价格比同类医院平均低30-50%。在此基础上,患者还可当面议价。此外,优惠措施还包括:挂号费降低至0.3元;所有设备检查费,小到血常规大到CT,在收费规定基础上一律优惠10%。
为何要推出这一系列医疗价格优惠举措?市商职医院党委书记王际德是这样回答的:一是薄利多医,二是为困难职工和居民分忧解难,让群众看得起病。 (此稿有删节)
【2009年1月20日本报刊载】
商职医院悄然试行“议价手术”
本报讯(记者 祁燕 实习生 陈璇)嫌手术费贵了?你来砍!作为非营利性医院,须执行省卫生厅统一下发的医疗价格标准,而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日前率先推行数十种“议价手术”,“潜水”试行阶段就吸引了大批自费的贫困患者。
湖北监利农妇万腊枝在深圳打工时,家中房屋遭大火摧毁,偏偏这时又查出宫颈癌晚期。2008年12月,万腊枝辗转来到商职医院,经宫颈癌根治术和两次化疗,出院结算只花了11437元,相当于三甲医院的“对折”。
市卫生局副局长丁顺清则表示,多年来全社会都在关注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职工医院能拿出针对特困人群的长期优惠政策,是一种积极探索。只要低于政府最高限价,都不违规。不过医疗服务很复杂,成本高低不一,医疗机构从长远发展考虑,价格不是决定因素。(此稿有删节)
【1997年8月8日本报刊载】
此举应予三鼓掌
海洋
市商职医院今起医疗费用降价,此举甚佳,应予三鼓掌。
这家医院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注重医德医风,以优质服务善待病员,在市民中早有口碑。今天,又从减轻群众医疗费用出发,大幅度降低医疗费用价格,必将受到市民欢迎。
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为人民服务要落在实处。在当前医疗界收费上扬,部分医院收费离谱等等不正之风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市商职医院率先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降低收费价格,这不能不说是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是为人民办的一件大实事、大好事。
有人说,这个王际德是个搞商业的,他把商业的那一套搞到医院里来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所说的“那一套”是指的哪一套?但如果他的“那一套”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可行的,而且是非常地受人民大众欢迎的,那么,“那一套”就让他继续存在下去,有何不可呢?
武汉炎夏,市商职医院为我们吹来了一股惬意的凉风。
看这长江边上的一叶扁舟
—— 一个记者对武汉商职医院17年的采访札记
■ 记者 田巧萍
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是武汉有名的龙王庙。每当洪水来临,这里水流湍急,漩涡密布,古人修龙王庙以镇洪水。位于大兴一路13号的武汉商职医院,就坐落在这个防洪险段旁。
从1993年4月第一次走进商职采访,至今已有17年。17年中,我和我的同行们记录了商职改革发展的全过程,也见证了他们前行中的悲与痛。17年来,不管我在哪个岗位,商职从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我总是用一种复杂而悲悯的目光注视着他们。这只在巨大市场漩流中总是用尽全身力气搏击的一叶扁舟,令我常怀隐隐之忧。
1993年,首创“保险医疗”,不盲从肤浅的“点名手术”
1993年4月,我奉报社之命到武汉商职去采访。习惯了其他医院病人进门后的无人理睬,当一位挂着导医绶带的护士迎上来询问哪里不舒服、要看哪个科时,真有点不适应。这是我最早见到的导医小姐。
那次采访的主题是:一个9年没有拨款的医院,是怎样闯市场的?我看到的商职,门诊人潮如涌,病房满满当当,充满活力。“断奶”后,他们不仅仅是活了下来,还活得很滋润。
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成功开拓了4块市场”:商业主体市场、联营市场、全费市场和农村市场。以“保险医疗”为纽带的商业主体市场和联营市场,占到商职的90%。每个职工一年交纳40-60元钱(相当于工资总额的6%),商职包门诊、包住诊、包大病转诊的报销。
在改革之前,我国看病不花钱有两种模式:一是国家事业单位由财政出钱的公费医疗,二是由企业自己掏钱的劳保医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从商业流通领域开始。个体户的出现打破了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很多商业企业效益下滑,有的企业发不出工资了。劳保医疗开始解体。
商职从中看到了商机,适时推出“保险医疗”,既让企业放下医疗费的沉重包袱,又让效益不好企业的职工在“无病帮有病,小病帮大病”的互助中看得起病。到1998年,175家企业5万职工参加了“保险医疗”。国家医保启动后,“保险医疗”才慢慢退出。
1993年前后,武汉一些医院搞起了“点名手术”和“特殊医疗”,这也成为公立医院走向市场的标志。为了让专家做手术或享受好一点的服务,要交点名费或特需医疗费。主管部门承认这种作法。
这种肤浅的生硬的闯市场的做法,在商职看来,是竭泽而渔——只服务于少数,丢了大多数。商职不搞这些伪市场的花招。
1999年,商职宣布免收挂号费,意外解决了“看病难”
1999年7月20日,全国医疗机构开始执行新的挂号费标准:由0.8元提高到1.5元。
这个只有七角钱的涨价,承载着解决“脑体倒挂”的内涵。此前,“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喊了多年,卫生主管部门也为涨挂号费争取了多年。
就在这一天,商职医院宣布免收挂号费。这个举动在武汉医疗界引起轩然大波。少数医院联合反对。有人称他们是“扰乱市场”,是“恶性竞争”。一位卫生行政主管干部对媒体表示要“查处”商职。唯一支持商职的,是武汉市物价局,该局负责人说,只要不突破国家的定价,就不违法。
商职医院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搅局者”,招来同行的一片骂声,骂人的人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到商职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真实的他们。
我采访得知,商职免收挂号费,并不是专门设计的“揽客”噱头,而是为了解决挂号排长队的问题。
取消挂号使商职的接诊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病人随来随看随检查,商职把医疗资源最大限度地提供给了患者,看病难在这里得到有效解决。
1993年-2010年,医院的作派中总能看到一个人的影子
在商职采访,感受最为强烈的是,这家医院的作派太像他们的掌舵人王际德了。
王际德是个事业心和责任心都非常强的人。从1984年临危受命收拾商职医院这个烂摊子到现在26年,他有2/3的时间是在医院度过的,而他的家离医院步行也只要5分钟。
门诊里有的病人为了掉下的一分钱、一角钱硬币满地找;大门外,踩人力三轮车的队伍里有下岗的厂长;门口摆稀饭小摊的农民夫妻正供着两个大学生……
这些小事都触动着王际德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个点。他常说:“我是穷出身,办医院就是要为穷苦人做点事。”
“到商职看病,又便宜又好”,是患者对商职称赞,也是这家医院长期以社会最底层群体的视角和利益为出发点打造出来的品牌。
1999年,当听到一位卫生行政干部说要查处商职免挂号费时,王际德拍案而起:“他来查处时,我一定要问一问他,你同不同情老百姓?”
同情老百姓是商职人行医的一个准则。
商职招聘新人时,除了技术,家庭条件不能太优越,对穷人要有同情心,是两个附加条件。商职的领导认为,家庭条件不太好的人,更了解百姓之苦,与病人沟通不会居高临下。
对普通百姓温和体贴周到,这是商职医院的服务风格。26年,王际德的秉性和作风影响了这家医院。
2007年,31名熟手被挖走,商职遭到市场的强大冲击
2007年,一家享有国家拨款的医院开办妇产科,半年内从商职医院挖走了31个人,从手术室器械护士到病房护士,从麻醉师到助产士,走的人,可以办一个产科。这是市场打来的一排巨浪。
坚持“薄利多医”的商职,医护人员的工作量是其他医院的1.5-2倍,大量的病人,使医生、护士能够很快成长起来。商职的“熟手”是其他医院的抢手货。
由于没有拨款,商职人赚来的钱不仅要发工资奖金,还要添置设备、维修房屋,勒紧裤带过日子是商职的常态。工作比人家累,收入却不比人家多。
“挤得虾子无血。”这是我2010年11月在商职采访时听到的一句话,它说的是医院的便宜药太多,没有空间给医生想点其他心思。医生的额外收入也不如人。
这样的背景下,哪怕只是开出比商职高一点的薪金,让商职一些不坚定的人走是件很容易的事。我知道,一下子走31个人,是商职遭到的来自市场的最大一次冲击,但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因此,我总是隐隐担心:在外界诱惑越来越大的时候,商职的医生能否独善其身?长期的低收入是否能让这家医院有足够的力量支撑下去?
商职人曾告诉我,他们最怕看到听到某某医院又盖了大楼,因为他们盖不起大楼,他们因此担心自己医院发展太慢最终被病人嫌弃。他们对新医改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国家能真正实行分层医疗,给他们这种定位于服务城乡中低收入阶层的医院,也能拨一点款支持,让他们的医院也发展得快一点,让他们的收入状况改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