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未处理之前的垃圾渗滤液（摄影 常昕）.jpg

垃圾水在处理过程中逐渐变得清澈（摄影 常昕）.jpg

垃圾填埋场产生的沼气通过管道收集并应用于厂区供暖、发电等（摄影 常昕）.jpg

在盖好绿膜的填埋场并闻不到刺鼻的沼气味道（摄影 常昕）.jpg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消息 (记者常昕、刘东伟、张军勇、刘轶瑶)：走进郭团会的办公室，立刻被浓浓的暧意所包围。在北京最冷的时节，这位北京朝阳区循环经济产业园负责人不无骄傲地告诉记者，带给他和整个园区温暖和光明的是那些堆在填埋场里不起眼的垃圾。 郭团会表示，填埋场可供利用的最大资源就是沼气，沼气每天总共发电1000千瓦，主要用于污水处理和园区用电。而且发电的余热用于园区供暖，园区食堂将来也会利用沼气来做饭。

　　郭团会与城市垃圾打了20多年交道，在他眼里垃圾是“金子”，而他所管理的园区就是一座储量巨大的“金矿”。郭团会介绍说，朝阳区循环经济产业园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垃圾处理，园区内有一个面积达40公顷的垃圾填埋场，每天为北京市处理几千吨垃圾。记者放眼望去，并没有见到想象中的垃圾山，而只是看到了一座座覆盖着植被的小山包，有的上面还建起了凉亭。与其说是置身于巨型垃圾场还不如说是在一个公园里。对于这一点，郭团会也很骄傲。他说：“我从来过这里的市民那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垃圾场跟他们想象当中很不一样。在垃圾场看不到垃圾。” 

　　郭团会向记者透露了其中奥秘，原来，整个填埋场上只有几百平米裸露在外面，运到这里的垃圾经过摊平、压实后，会被一层绿膜所覆盖，防止沼气外泄。而记者看到的小山包其实都是经过处理后的垃圾堆成的。 

　　填埋场里的垃圾除了产生沼气，还产生垃圾水。这种废水如果处理不好，会对境造成严重威胁。在朝阳区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废水处理车间，源自填埋场的垃圾水、雨水等液体源源不断地流入，浑浊浓稠，而经过多道工序的无害化处理后，流出的是清澈透明的中水。技术人员李超告诉记者，这个园区实现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两个车间每天的垃圾(水)处理能力总共是550吨，每天有120多吨的中水可以出来，我们统一收集这些中水用于园区的绿化等，节约了水资源。剩余的300多吨处理过的垃圾水完全符合北京市的排放标准，可以直接排放。” 

　　在中国，填埋处理是目前大多数城市消解生活垃圾的最主要方式。虽然利用填埋技术处理垃圾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是随着中国城市人口的膨胀和垃圾量的快速猛增，填埋场必需不停地“开疆扩土”。这对于建设用地已经逼近极限的各个城市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占地约5.3万公顷，近年来还在以年均近5%的速度持续增长。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垃圾得不到及时清运，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围城”的现象较为普遍。 

　　很多填埋场不得不超负荷运作，“吞下”自己难以承受之重的垃圾。在北京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宣传处处长王清文看来，处理设施的消化能力与垃圾增量之间的反比正在加大。 他说：“北京的垃圾处理措施严重不足，现在每天的处理能力接近1.4万吨，实际产生量是1.8万吨，还有很大的缺口。比如某个垃圾填埋场按规格处理，每天只能处理500吨，但实际需要处理七八百吨，一旦超量处理可能有的工艺就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产生味道。” 

　　一方面，垃圾填埋面临用地压力，另一方面猛增的垃圾量以围城之势向处理环节发出挑战。于是，垃圾焚烧这一长久以来在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垃圾处理方式也日益受到政府管理者和中国民众的关注。焚烧可以使垃圾转化为灰烬、气体、微粒和热能，能够减少原生垃圾近八成的质量和九成以上的体积。虽然有诸多好处，但垃圾焚烧在中国的推进却是举步维艰，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民众对垃圾焚烧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不高。家住浙江杭州市的孙青就向记者明确表示，不认同这种垃圾处理方式。 “垃圾焚烧应该会导致大气污染吧，如果政府要在我家附近建焚烧厂的话，我可能不太赞同。” 

　　实际上，民众反对在自家附近建垃圾焚烧厂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怕“二恶英”污染。近些年，这种无色无味的东西不断“闯祸”，其所造成的污染事件经常见诸报端。很多人担心，垃圾焚烧会产生有毒的二恶英，威胁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正因如此，垃圾焚烧厂的选址问题一直以来争议不断。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垃圾处理问题专家徐海云经过长期调查发现，如果必须做出选择，很多人会选择垃圾填埋场。 “很多人内心深处有一种博弈：我情愿让你在社区附近建填埋场，也不想你建焚烧厂因为埋上几年没空间了你就走了，但焚烧厂要一直存在。” 

　　对于民众的这种心理，徐海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他说，民众对垃圾焚烧的认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实际上垃圾焚烧没有想像中的那样可怕，国际经验证明焚烧比填埋对环境造成的压力要小得多。 徐海云表示，垃圾焚烧并非二恶英产生的主要渠道，堆放、填埋等处理方式同样会产生二恶英，垃圾焚烧过程如果能够达标，实际上是削减了二恶英的产生，这在国际上也是公认的。 

　　早在2005年，北京市城市发展规划中就提出要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建立一座大型垃圾焚烧厂，但时至今日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却远不如预期：有的厂区仍处于环评阶段，有的正在招标，有的选址还未确定。真正建成投入使用的只有位于北京东部的高安屯的一座垃圾焚烧厂。这家焚烧厂的正式名称叫高安屯垃圾焚烧有限公司，坐落在朝阳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内，总投资约9亿元人民币，从今年5月起正式投入运营。 

　　朝阳区循环经济产业园负责人郭团会介绍说，垃圾焚烧所需费用由政府来“买单”。 郭团会说：“这个厂烧一吨垃圾要花150元钱，由政府付给焚烧公司。” 

　　目前，这家焚烧厂每天可以焚烧2100多吨垃圾，占整个产业园日处理量的八成左右。郭团会透露，自从焚烧厂投入运行以来，填埋场负荷骤减，明显“冷清”了许多。他介绍说，焚烧厂使用之前填埋场承担的处理量在三千吨以上，现在每天处理量不足一千吨，减少了填埋场的填埋量，增加了其使用年限。按以前的处理量，也就能再填三四年，每天控制到一千吨之后，还能使用七八年。

　　对于民众关注的二恶英排放问题，郭团会介绍说，焚烧厂的设备和处理技术都是最先进的。根据最新检测，这里的排放指数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先进水平。 “从它的设计到排放可以达到欧盟的最高标准，即排放物中二恶英含量不超过0.1纳克(换算成克或者相当于多少分之一克)每立方米，这里现在是0.07纳克每立方米，最好的时候可以达到0.03。” 

　　为了更好地让民众了解垃圾焚烧，高安屯垃圾焚烧有限公司主动“出击”，敞开大门接待四方来客。公司副总经理杨臻介绍说，半年多来，共有三千多人到访参观，其中不乏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和环保人士，而厂区的排放指标也通过多种方式明确地对外公布，接受社会监督。他说，焚烧公司的烟气指标在主控室和厂区门口的大屏幕上都有同步显示，公众也可以从北京市环保局网站上同步检测这些指标。 

　　杨臻还向记者透露，他们公司每天还可以利用热力发电60多万度，一年下来相当于节约7万吨标准煤。焚烧厂自用不超过两成，其余电力则并入电网。对此，政府也给予了相应的补贴。 “焚烧发电的上网电价是0.595元，已经享受国家补贴了。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政策，比普通火电的上网电价高0.25元。” 

　　在距离焚烧厂不太远的地方就是当地的政府所在地和居民区。在此经营着一家小饭馆的老板娘冯俊洁知道附近新建了一座垃圾焚烧厂，但她并没有感觉到周边的环境质量有变化。 她说：“这里闻不到特别的气味，而且我们旁边就是乡政府，大家喝的水一样，呼吸的空气一样，问题不大。” 

　　虽然阻力重重，但是随着垃圾对城市的步步紧逼，中国各地政府正在加快垃圾焚烧厂的建设速度。目前，北京市政府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垃圾焚烧厂，计划到2015年垃圾焚烧率达到四成；广州首座垃圾焚烧电厂的建设规划也于今年9月正式出台；在上海，中国运行最早的焚烧厂――江桥生活垃圾焚烧厂正在为扩建工程进行努力。 

　　在政府和专家看来，要想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垃圾之困”，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北京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卫潘明认为，公众垃圾减量意识的提高和垃圾处理设施的填空补缺是当前消解城市垃圾的两大关键。卫潘明表示，一方面要进行前端的垃圾分类收集，主要是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开，分类收集、分类运输才能做到分类处理。另一方面现在的末端处理能力也远远不足，需要加快设施建设，才能满足垃圾处理的需要。

　　与垃圾打了多年交道的郭团会用一场“革命”来形容山雨欲来的垃圾处理行业变革，他期许企业的工作能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支持。他说：“企业是愿意投资的，关键是建焚烧厂，从国家重视程度、社会认可程度来讲，需要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