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播种的日本开拓团村民。

伪满时期，东北土地上耕种的日本开拓团村民。

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农村，日本开拓团的生活。

　　本报记者 张子宇

　　2011年7月，新闻曝出黑龙江省方正县为日本开拓团建立纪念碑一事，引发了全国舆论的高度关注。一段尘封60多年的开拓团往事再次从历史档案中浮现出来。

　　满洲开拓团，也曾被称为满洲拓植团、满蒙开拓团，一般指九•一八事变以后，在日本侵略国策的指导下，往中国东北、华北和内蒙古移民的日本人，他们都是日本的穷苦百姓，由于认知的限制，在心理上忠于军国主义，往往以武装移民的形式，在刺刀的保护下掠夺中国人民的土地和财物，并协助日军镇压、清剿中国人民的反抗，充当侵略帮凶。在日本战败后，他们丧失了保护人，流离逃难于东北旷野之中，大量老弱妇孺死亡，造成惨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可以说，满洲开拓团，构成了日本侵略罪行和自身民族悲剧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武装移民侵入东北

　　1904年日俄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辽宁金县的居民惊奇地发现，他们有了一群来自异国的“邻居”，这个名叫“爱川村”的聚落是中国东北的第一个移民村。这些第一代“开拓者”，主要是日本的退伍军人和零散的自愿移民，尚不成体系。但当时刚成立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铁”(满铁)副总裁后藤新平就已经开始了满铁的经营方针：第一是修铁路、第二是开矿、第三是移民、第四是发展农畜牧业，其中尤以移民为要务。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的第一个冬天，正沉浸在国土沦丧之痛中的佳木斯市市民，发现一个名为“佳木斯屯垦第一大队”的日本移民团体在城市中进行武装游行。这标志着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武装移民的开始。这个团队按照军队模式，有4个中队，12个小队，配有火炮和机关枪。直接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镇压抗日军民。1932年到1936年，日本有9个武装移民团侵入中国东北，达3000人，分布在黑龙江各地，此外还有900名其他团体组成的自由移民，分布在中国东北和内蒙。

　　除了日本扩张分子的侵华野心外，源于1929年的“昭和恐慌”，也是促进“满洲开拓”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全球大萧条在日本的蔓延，加之关东大地震等灾害打击，使得日本农村普遍衰败，小农破产后只能卖儿卖女，许多人流落到南洋和中国。“昭和恐慌”在政治上促发了日本文官政府的垮台和军国主义的抬头，也为“满洲开拓”带来了移民之源。

　　这些从日本来的开拓团民大部分来自极端贫困的地区，如鹿儿岛，山形，长野等。战后学者对幸存者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这些团民除了少数狂热分子和御用民间组织外，大部分开拓团民仅仅是为了不在本国饿死或沦为奴工和妓女才前往中国。还有一部分人为了逃避兵役(日本当局开始时候许诺不征团民入伍，后来几乎拉走了所有的青壮年男性团民)。

　　1936年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制定了《满洲开拓移民推进计划》，把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计划从1936年到1956年之间向中国移民500万，同时建设100万户的居民住宅。在同年，于伪满首都新京(长春)成立了“满洲拓植株式会社”(满拓)，标志着移民的进一步组织化。

　　从“收买”变成赤裸裸明抢

　　开拓的一般形式，首先以“匪情恶化”为理由，将中国当地农民已经开垦好的土地指定为“无人地带”，然后将当地农民驱赶到所谓的“集团部落”中，然后伪满政府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购买那些原来属于中国农民的土地给开拓团使用。据《梦碎满洲—日本开拓团覆灭前后》(《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辑)一书记载，日本地方官员濑岛幸三郎回忆：“所买之地全都是以惊人的便宜价格收买的，就连我本人都甚感惊讶。”

　　很多时候“收买”变成赤裸裸的明抢。比如哈尔滨的日本特工曾经雇用500名土匪，扫荡在海伦附近的4个乡村，腾出地方来给650名日本移民。土龙山事件后，日本第10师团的士兵在中国农民家里翻箱倒柜，用刺刀迫使他们交出地契。

　　日方资料承认，以这些形式强制掠夺的土地超过2000万亩。

　　那些被迁入所谓集团部落中的中国失地农民，生活困苦。对于这样公然的殖民掠夺，许多中国农民奋起反抗。为了切断他们和抗日组织之间联系，集团部落以类似集中营的方式建立，中国农民的人身自由亦受到限制，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实际上已经沦为农奴。还有大量中国农民被迫奔赴更遥远的边疆做二次开拓，下场凄惨。

　　大量日本开拓团民在长期的错误教育下，自认为是高等民族，依仗种种特权，对中国人任意欺辱打骂、抢夺财产。当时在东北，居于统治者的日本人地位最高，然后是朝鲜人、台湾人、冲绳人和关东州(即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的旅大地区)的中国人，最低是新征服的东北各族人民。据《满洲开拓史》，日本官员泷本实春记述，由于很多团民违法乱纪，被当地居民唾骂为“屯匪”。甚至日本陆军部也承认，“对开拓民的教育化为蔑视原住满人民族的观念，以至于殴打暴行，甚至杀害。因此，本来对开拓民的感情有所激化的满人民众更加不安，转化为反日感情的事例屡见不鲜”。

　　中国人吃大米是经济犯罪

　　1934年，依兰等地的中国农民为了反抗开拓团掠夺土地，发起土龙山暴动，最终惨遭日军镇压，数千人被屠杀，开拓组织“镜泊湖学园”也因屡遭抗日居民的袭击而废止。面对中国民众的反抗以及半军事化管理的压制，很多开拓团民也感到满洲远非乐土，退团、脱团事件不断出现，甚至出现各团互相火并和自杀的现象。

　　日本官员田岛梧郎记载：“在宁安县镜泊学园，由于饥寒交迫和中国军民的反抗，一些团民患上精神分裂、病死及自杀。”更有在黑龙江甘南县的团民佐佐木源吾因不满日军的暴行脱团，后赴河北参加八路军，最终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其纪念碑在今哈尔滨市)。

　　另外，由于“满洲国”被日本“承认”并建立“邦交”，在理论上并非日本国的一部分，所以开拓团民依然居住在“外国”，但他们依然保留了日本国籍，不受满洲国地方法规的限制，虽然平时和中国人也多有交往，但是同化程度很低。到战败的时候，大部分人依然不太会说中国话，或者只能说一点简单的“协和话”(协和语是日本发明的在东北推行的中日文混合语言)。

　　事实上，当时的日本依旧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大部分人抱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即使生活贫困，对前往满洲开拓也抱有抵触态度。对此，日本当局开动宣传机器，除了“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老生常谈外，主要大加渲染东北的富饶和肥沃程度。比如来自京都的水野百合子回忆当时的宣传说：“中国地很肥，一捏就出油，根本不用上粪，但因地多，开垦不过来，大部分都白白荒芜，开拓团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开发土地，实现日满和谐，大东亚共荣。”即使如此，很多日本民众依旧半信半疑。如长野县的平柳今沙代一家，就是由丈夫先去探路，然后再把全家接过去。

　　1936年以后进入东北的开拓团，往往以家庭(户)为单位，全家移民。在当地形成独立的村社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半封闭式的自给自足。以来自山形县的日本妇女松田千卫所在的依兰县北靠山屯开拓团为例，有移民187户，1000余人，分为11个部落，各部落有部落长。团部设有“本部”，由团长负责领导，另有农指员2人，负责农业生产指导；警指员2人，负责治安保卫；医指员1人，负责医疗卫生，还有一所小学，有7名教师。这是一个较为普通的开拓团，很多地方的开拓团军事性质更强，等同于准军事组织，团民摇身一变就成了宪兵。

　　“满洲开拓”从九•一八开始，一直持续到二战末期，贯穿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主要过程，一直到日军先后失去日本海和黄海的制空制海权后才被迫停止。1942年以后，由于战局恶化，兵员枯竭，日本很难再组织成年男子前往东北，只能改为组建由15－18岁青少年组成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相比于普通团民，等待这些军国少年的是死亡的绝路。

　　总体数量来说，1938－1942年之间有20万青壮年农民移居中国，在期间的1936年，又输送了2万人的完整家庭。到战争结束时，在东北和内蒙大概有34万开拓团民，这与日本统治集团制定的百万计划还是相去甚远。

　　满洲开拓团生产效率低下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几乎没有使用多少机械，全靠人力和畜力。由于很多人对当地实情不了解，依旧沿用日本的耕作经验，导致庄稼歉收，只有那些愿意虚心和中国、朝鲜农民学习的人，收获才有提高。比如在方正县吉兴村本野时兴一家，因为不懂在东北种粮的技巧导致颗粒无收，但是全家依然可以以发的大米吃饱。母亲给孩子们解释是“日本人吃粮、满洲人给，日满协和”。实际上在所谓“王道乐土”的满洲国，中国人吃大米都是经济犯罪。日本开拓团正是靠这种掠夺才能够支持下去。

　　一朝覆亡，惨象触目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红军攻入东北，关东军很快瓦解，随即日本宣告投降。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平民及军属总数有近百万，但散落在东北乡野之中的开拓团民命运最为悲惨。由于军国主义的裹挟，和担心中国人的报复，部分人选择了集体自杀，比如在被称为“鬼子营”的方正县赵炮屯开拓团，团民集体自焚。

　　团民岩崎一家所在的开拓团逃难时，日军要求扔掉小孩，被母亲们集体抵制后，所有母亲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被日军用手榴弹炸死。岩崎一家6口，这一年死去5口人，岩崎本人幸得不死，被中国人救助。在靠山屯开拓团，团民羽贺君枝回忆团长因为不忍心80岁老母继续在逃难中受苦，下跪请求同行的日本士兵将自己母亲开枪打死。日本《满洲开拓史》记载，类似子女杀双亲，父母杀子女的惨剧，在开拓团民南下逃难过程中频频发生。

　　而更多的人则是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携带家中仅有的一点钱财和粮食逃往哈尔滨等大城市，希望在那里找到回日本的路。由于苏联红军炸毁了松花江航道上的船只，日本侨民只能沿陆路前往一些大城市。苏联红军禁止日本开拓团民进入城市，而让他们聚集于郊外原野。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发放了一些最基本的粮食，但是由于冻饿交加，疫病流行和长时间处于荒野之中，开拓团民大量死亡，其中在方正县附近尤为严重。

　　由于开拓团中的成年男子全部应征入伍，而苏联红军在战后又将所有日军俘虏并平民中的青壮年和技术人员押往西伯利亚做苦役(最终有34万人死于那里)，所以战败后流连于东北荒野的开拓团民大多是老弱妇孺。前文所提到的松田千卫唯一的6岁女儿在逃难中病死。她后来幸得中国人救助而不死，最后嫁给了一位中国人，一直在方正县生活到上世纪80年代回国，终生从事中日友好事业。

　　以德报怨，善良救济

　　对于这些团员，在大部分情况下，中国老百姓在自身条件十分困苦的情况下给予了帮助和同情。上文提到的本野一家，三姐妹都被中国人收留，本野时兴嫁给了当地村民张文简，丈夫对她很好，告诉她：“只恨杀中国人的日本人，你们和俺们一样都是受苦人。”他还帮忙接济本野的父母。

　　水野百合子回忆：“因为太饿，就偷偷到中国人地里挖土豆，拔萝卜。中国人知道我们都是一些无辜老百姓，就是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她的丈夫被苏联押往西伯利亚，好心的中国人李春林收留了她母子，仅有的儿子病死后，她嫁给了李春林。

　　由于无法回到日本，开拓团民陆续被中国人收留，有些人嫁给了中国人，有些成了养子养女。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取得了中国国籍，和普通的中国人一起，经历了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工业建设、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从1950年代开始，在中国官方，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一部分滞留的开拓团民开始返回日本。1970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这个速度加快，更多的人返回日本。

　　开拓团遗民，一直是日本社会重要的伤痕。围绕这个主题，产生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它们基本能体现反战、反省侵略和感恩的思想主题。1995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日本NHK合拍的，根据著名女作家山崎丰子同名小说改编的《大地之子》，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由仲代达矢、上川隆也、宇津井健等知名演员出演，至今仍被评为NHK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剧作品之一。而中方主演蒋雯丽，更因为此剧成为当时日本家喻户晓的中国女星。中国一边也不缺乏类似作品，最有影响的一部就是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小姨多鹤》。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开拓团团民的宽恕，开拓团团民及其后代是感恩戴德的，对历史是有着深刻反省的。这些人回到日本以后，构成了目前日本中日友好团体的核心力量，他们的回忆录、谢罪行为也构成了日本社会反战情绪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正县与开拓团

　　方正县在中国黑龙江省东南部，是哈尔滨市下辖的一个县，位于松花江南岸，地处张广才岭和松江平原交会处，是东三省的交通要地。由于这个地理因素，日本开拓团主要在“北满”，所以在日本战败的岁月中，这里成了黑龙江各地开拓团逃亡的聚集之地，他们希望取道这里经哈尔滨乘火车返国。据估计，当时集结于方正的开拓民，约占全东北开拓民的1/8。

　　另外在方正县本身，还有来自日本九州和冲绳的3个开拓团，分别是伊汉通、大罗勒密九州村和大罗勒密尤乡村。在籍总数为1287人，入伍221人，死亡356人，归国359人，遗留572人。

　　由于他们回国不成，只能按照苏军的命令集结于附近的开拓团旧地或者旷野当中。1945年8月至12月，方正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苏军在时曾给过一点口粮，撤军以后，就无人过问。开拓团民有钱者可以进城购买粮食，无钱或钱花完后，只能乞讨活着以及挖野菜度日。在饥寒交迫和流行病中大量死去。善良的当地居民不但对他们尽力接济，还把2000多妇女儿童接到自己家中，当做亲人一般对待。

　　1946年2月，方正县政府成立，目睹日本人惨死之情景，决定为开拓团收尸。最后在雪地里刨出4500具尸体，整整火化了3天3夜。1963年，经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黑龙江省政府拨款1万元，修建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1975年，由于兴建水库，公墓被搬迁到现在的位置。从1980年代开始，多个日本访华团体，先后将各地的开拓民骨灰移到方正日本人公墓，最后这里埋葬的已经不是方正一个地区的日本人开拓民，而是来自黑龙江各地5000多开拓民的公墓。

　　1986年，经中国外交部批准，黑龙江省政府拨款6万元对这里进行修缮。1994年更为现名中日友好林园。1999年1月10日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黑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2007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日本国会发表的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中，提及了该园林中的“中国养父母公墓”等建筑及其意义，称：中国老一辈领导人曾多次指出，那场侵略战争的责任，应该由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承担，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中国人民要同日本人民友好相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聂荣臻元帅在战场上救助日本孤儿美穗子，亲自精心照料，并想方设法把她送回到亲人身边。1980年，美穗子携家人专程来中国看望聂帅。这个故事感动了许多人。战后，有2808名日本孩子被遗弃在中国，成为孤儿。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收留了他们，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并抚育成人。中日邦交正常后，中国政府为这些遗孤寻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至今已有2513名日本遗孤返日定居。他们当中许多人回国后，自发成立了诸如“中国养父母谢恩会”等民间团体，并在中国捐建了养父母公墓和“感谢中国养父母碑”，其中一个碑文这样写道：“我们对中国养父母的人道精神和慈爱之心深深地感激，此恩永世不忘……”

　　温家宝发表讲话后，方正县日本移民问题再次得到中日两国重视。 2008年，时任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到方正县走访了收养日本遗孤的中国养父，并参观了中日友好园林。该园林的维护费用自1963年以来一直由方正县人民政府承担，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从1984年到1995年，每年维修管理费8万到10万元；1995年起，每年县政府拨出维修管理费20多万元。应方正县人民政府的要求，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拨款用于该园林的维护，但不知道该拨款是否能够持续。

　　2011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批准，方正县人民政府在园林内树立“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墙和“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墙。同年7月28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松本盛雄在园林内参观了新竖立的两面墙。

　　由于大量的开拓团民遗留在方正县，在当时他们大部分加入了中国人的家庭并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了中国国籍的身份。在正文中提及的大量日本人均定居在方正县，他们有的是普通工人，有的是农民，语言、生活等都和普通中国老百姓没有两样。而在中日建交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到日本，又帮助在本地的亲属移居日本或者取得日本国籍。在方正县26万人口中，和日本相关联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就达到11万，占总人口42.3%。其中定居在日本的华侨、华人为4.2万人，归侨和侨眷为6.8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