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市场成熟是最重要的；

第二，对投资国各种文化的了解也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到美国去投资，从第一个项目投开始到现在用了20年。现在只是三个小公司在美国。

这次是美国的汽车厂一定要让我们过去投资。前两年答应他我们会在2016年以前在美国有工厂。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那边投，订单现成，条件成熟了。

俄国跟美国不一样，俄国是大众公司叫我们过去投资的，我们去开发市场。

如果当初中国只有福耀等几家（玻璃制造商）出口美国的话，我相信也打不起来。

后来中国有很多玻璃企业看到我把玻璃拿到美国去卖，不考虑自己是否可以卖，就把玻璃给运到美国去，到美国才知道卖不出去，怎么办，就卖得比玻璃税的价格还低。

这样就把美国人吓倒了，这破坏了美国的产业，因此开始搞“反倾销”。

事后我打官司，而且打赢了，但我们打赢不等于我们特别伟大，是美国查清楚了，不是反倾销。这时候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生意做法对不对。

作为美国来说，便宜的玻璃把本国的产业搞垮了，如果以后中国的产品不卖给美国，该怎么办？还得再去重建一个行业。第二，行业搞垮后，需要安置功能和赔偿银行贷款等问题，所以作为国家的总统当然会考虑这个问题。

有时候，很多问题不能简单认为美国在排挤我们，应该反省我们自己的产量是否做得太多、质量是否有保证。

美国要保证美国企业的生存，美国进口只是想补充一下，而不是想全部依靠。就好比我国进口粮食一样，也是拿来补充，一方面进口粮食，另一方面每年“一号文件”强调把粮食种好就是这个道理。

要做好一个企业，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追求，关键是追求什么，不要一开始就把钱看得那么重。投资，首先要拟定好投资战略，为什么想要投这个产业，做什么产品，在这个产业里占了多大优势，这是非常关键的，弄清楚再做；

第二，弄清客户是谁，为谁服务，他的个性是什么，他喜欢什么，包括颜色、大小各个方面；

第三，自身能力，把自己定位为管理专才、技术专才还是市场销售专才，这个问题解决完后，其它问题怎么解决。比如你是市场专家，市场缺什么样的产品，然后你用什么办法达到市场的要求，如何做到生产技术、用户、产量、生产管理能够达到你想生产的产品工艺标准要求，这都应该系统考虑。

当一旦踩进去真正投的时候，一个产业从小到大、从不会到会是一个过程，这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

我开始做玻璃是在1976年，1976年到1996年，我花了20年时间，才学会怎么做一块玻璃。当我学会了做玻璃，才知道这个很珍贵的东西不能轻易丢掉，我只做玻璃，不做其它东西，所以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关键。然后很辛苦地做到2006年才能轻松地做玻璃，这时候我们已经有完整的运作体系形成，才进入了轻松的状态，不需要我怎么管了。

不是坚持，做一件事要非常艰苦地去努力，不是一进去就有好成果，成功是努力的同时，还要时间沉淀你的文化。

从我个人体会来说，要想事业成功，作为“领头羊”非常关键。

这个不是中国“富二代”不好，而是中国人会创造术语，国际上就不会看到“富二代”、“富三代”的陈述，二代就是二代。“富二代”是出了一些不争气的人，确实如此，但不是所有“富二代”都是不争气的人。为什么“富二代”会出名？是因为他父辈的名称让他变得出名，我认为不能称为“富二代”，应该总称为“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

今年是深化改革的元年。那么你要记住，邓小平是在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问题是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深圳真正动起来是1995年，在邓小平的推动下花了17年。

李克强总理、习近平主席这次提出了“深化改革”，今年是元年，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改革开放前30年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缩短一点时间，用它的1/4、1/5，肯定要一两年时间才会动起来，因为深化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改革”就是革除旧弊，现在产生出来，改什么，问题在哪里，什么时候改，从哪里改是一个过程。

我认为这种政策是积极的，能够给社会带来正能量。但做起来还是艰巨的，需要从上到下的每个人统一思想，而且改革会牵涉到利益集团，希望他们能以国家利益为重。

即使改到我，我也会有这样的理念。

政策环境，不是说现在的环境不能发展民营经济，经济发展不起来不是因为现在这个制度限制了。

有说要做这样那样的改进，你说怎么改？把原来审批注册制改成注册备案制就解决问题了？我不认为能够解决，只是说明观念进步了一点。

我们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几年了，现在还讨论民营、国营，这个观念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民营跟国营，企业就是企业，这不是所有制的问题。

把民营、国营分开来说，本身带有歧视的性质在看这个问题。

当然了，福耀集团本身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机会每年都有，就看怎么做。

去年积极地反腐败，出了“八项规定”，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

出台了“简政放权”，简政放权要详细地规定，像“八项规定”一样做出来，怎么批？凭什么批？批给谁？由谁来批？这些都应该进行规定，应该要有规则；

第二，进行市场经济，能源、资源市场化，由市场决定分配，如果真正这样做的话，不是放权，而是取消审批项。如果只是完全把北京不批的放到另外的地方去批，必须出台文件告诉地方由你来批，怎么批，凭什么批，由谁来批，批给谁。

如果中国不执行一场严厉的反贪，就没有中国的明天。

很多人说中国政府官员贪，实际上我跟你讲，其实是不良老板贪，是老板坏。那些老板，为了拿一块地，占一点便宜，请客送礼什么花样都有，变着各种花样。

影响不大，现在最流行的是“互联网金融”。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要弄清楚到底要在互联网做金融，还是发展金融机构的互联网？这个事情比较重要，今天应该发展金融机构的互联网。

银行有规矩，如果不是银行来做，我相信有一天中国会死得很惨。因为银行有银行的监管规矩，有很多的条约来保护存款。现在互联网做金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国家没有保护条换。

一些所谓的“互联网金融”，最终也是把钱存在银行，跟银行谈，以13%的利息放在银行，存款13%的利息，国家没有这个规定，这不算存款，而是委托理财，委托理财实质就是影子银行。这跟吴英的做法差不多，她只不过没有用互联网。

13%的利息委托给银行，银行贷出去至少有18%，那么，企业贷款高达18%的利息，谁还会做企业？只有高风险的企业才会入水，才喝这个露水。这些高风险企业，等倒掉三两家，金融危机就跑出来了。

因为互联网金融没有保障，银行有规矩，钱存在银行，100万，必须给央行报告这个月收了多少钱进来，按规矩必须上交20%作为存款准备金放在央行，剩下的钱才可以贷款。

去年我的提案是希望能给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去年提案不但反馈，落实的也不错，后来出台了两万亿小微企业的专项贷款。

但问题没有解决，今年更难。

不是中央的问题，是我们基层管理者对这方面的认识不够，有了大企业，所以小企业全部不办了，这要小心一点，因为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小微企业的产值占整个GDP总量的90%，10%是大企业的。我们中国大企业占的比例太大了。

大企业太大时有风险，风险在哪里？小微企在平衡经济结构，为大企业提供原料，这些企业倒了，大企业怎么办。

我的意见是，个调税收的起征点，现在最少要提高到1万5以上来做。

当初开征个调税的时候，第一年起征点是800块，当时我的员工才赚200块钱。现在我们的员工工资6000块钱，3500是起征点，一发工资就征税。

所以我的意见是把起征点提高，把税率提高。1万5开始征，税率从25%可以提高到50%，有钱的人多征一点，工资高的人多征一点。

我们发工资要考虑到实际落到员工袋里的有多少，打工的有成本的，从乡下到北京来要不要花路费？要不要租房子？要不要吃饭？如果扣除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怎么待下去，所以要算一下打工人的成本到底需要多少。

我没有研究过经济硬着陆的事情，我要提醒中国人，需要靠每一个人的风险意识，不是说硬着陆，软着陆的问题，你不小心什么事情都会困难。

第一，李克强总理是非常有才气的年轻人，《政府工作报告》也不是一个人铸就的。

第二个因素，国家政策向好的发展，或者货币政策宽松会刺激消费者的信心，也会带来一股热情。

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经济不会有什么波动，但是这不等于问题解决了。 我希望他改革的力度更大一点，调整的力度更大。但作为政治家来说，他还要考虑一个承受能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