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同志，于7月15日12点55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
除此外，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和闯将，在其百年生涯中，还被赋予很多很高的评价：“新中国城建的开拓者”、“包产到户，万里第一”、“安全正点万里行”，“解决难题的能手”，当这些评语再映入眼帘，仍能感知到万里一生做过和经历过的实事震撼人心。
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两次斗争
“万里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经历的是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曾跟大儿子万伯翱说过，老大，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嘛，这就是一出戏啊。”
安全正点万里行
1975年1月18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59岁的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整顿当时国民经济最薄弱的首要环节。此时，他已是一个有着39年党龄的共产党人，也是在"文革"中几经沉浮的老干部了，此刻临危受命，他面对的是比战场和工地更为复杂的局面，因为这是一个"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的特殊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正在危及着党的事业和经济工作。而此时的中国铁路，正处在半瘫痪的状态，党性丧失，派性作祟;指挥不动，调度不灵。号称是大动脉，却不通不畅，恶果已经波及整个国民经济。
第三任铁道部长万里（资料图）
万里不自觉中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面对危局，万里没有让党中央失望，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牢牢地抓住问题的核心，他认为:派性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解决派性斗争，铁路复兴无望。很快，在他的主持下，中发（1975）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经毛主席审阅后，下发实行。
随后，万里携令出京，他以政治家的魄力和果敢，一战徐州，再战郑州，三战兰州，用霹雳手段，果断清剿各种派性力量，拨乱反正，迅速打通陇海、京广、兰新等铁路枢纽。万里提出了“四通八达，多装快跑，安全正点”的口号，人们估计要3年才能整顿好的目标，他力排“四人帮”的干扰，用半年时间就实现了。半年过后，铁路正点率大幅上升，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正像毛主席评价万里的一样，铁路开始"日行万里"，成为邓小平治理整顿的"开路先锋"。而万里作为党内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业已深入人心。
可是不久，随着邓小平的又一次下台，万里再次受到冲击，被剥夺了领导权，被批斗和气得患了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
安徽改革岁月
1977年夏，被解放出来的万里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已经可以自由行动，尚未公开露面。听万里说要去湖北，他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去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主政安徽。他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万伯翱说：“父亲到了基层，对当地穷的程度大吃一惊，他看到农民没裤子穿，孩子都藏在地锅里取暖，临近年关，却为没有一两白面，吃不上饺子而发愁。父亲讲，《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穷成那样，过年了也要给喜儿扎根红头绳，也要吃顿饺子呀！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放粮，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万里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身边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一把夺过稿子，不听他们讲形式主义那一套，自己直接到农民家里去看。3个月后，安徽省委出台了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
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始疑惑很大：六条说“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么，“阶级斗争”这个“纲”还要不要呢？不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吗？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省委六条”吸收有些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广大农民认为“大锅饭”变小了，手脚也松了绑，对此特别高兴。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想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
邓小平和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黄山
万伯翱说：“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父亲绝不会冒这个风险。1977年还在提倡‘农业学大寨’，父亲却想，现在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学不起啊。他对‘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淡然处之，对极‘左’的形式主义那一套深恶痛绝。”会议要求各省第一书记参加，但万里就是不去，叫下属去，万里还交代：“你去只带着耳朵，什么话也不要讲，回来也不要传达，回来就抗灾、救命。”
不久，全国各地对安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有人说：“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也有人告诉万里，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来势很凶，你可要小心点儿！“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群众拿着报纸来找父亲，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父亲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力排众议，才帮助父亲完成了改革。”万伯翱回忆，“当时父亲还跟母亲说，做好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小岗村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有民谣称“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成了中国农业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现在被称为“农业改革开放第一村”。
新中国城建的开拓者
1958年3月，万里调北京市工作，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要建设一批“国庆工程”，包括“十大建筑”：即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火车站、北京农业展览馆、北京华侨大厦、钓鱼台国宾馆、工人体育场。这些重点工程，由总理周恩来领导，万里具体负责。
1958年9月8日，万里出席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他要求“设计、施工质量，到世纪末以至下个世纪都用得上看得过。一定要超过过去，超过我们的老祖宗，做出无愧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好的设计来。”会后，根据中央指示，北京市委向各地建筑专家发出邀请信，请他们进京共同研究设计“十大建筑”。
到9月10日，分散在各地的建筑专家已齐聚北京。北京市委要求专家在5天内拿出第一稿设计方案。9月15日如期完成。到10月中旬已完成8套设计方案，送周恩来审定。周恩来最后确定了第8套方案，并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10月底国庆建筑工程陆续开工。
万里指挥修建的十大建筑之一——人民大会堂
万里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国庆工程上。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国庆工程，必须贯彻实用、经济和在可能情况下注意美观的原则，尤其是安全问题必须切实做好。大会堂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起码不应少于300年”的指示，万里组织成立了大会堂结构安全小组，专门负责监督、检查结构安全工作。
经过10个月的艰苦奋战，1959年9月10日，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并交付使用。与此同时，其他几项“国庆工程”也陆续建成。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的前一天，毛泽东视察了人民大会堂，当他看到只用10个月13天就完成了比故宫总建筑面积还大的工程，而故宫花了10多年才初步建成时，毛泽东称赞万里：“你是万里嘛！别人是日行千里，而你是日行万里。”1994年3月29日，在《万里论城市建设》一书出版之际，李瑞环为此书作序，称赞“万里同志是新中国城市建设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元老们的故事
万里与邓小平
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曾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中写道：“万里同志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
习仲勋和廖承志（中）、万里在一起
谈起父亲和邓小平的情感，万伯翱告诉记者：“父亲从入党开始，便长期追随邓小平，成为邓的得力干将。父亲跟邓小平一起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敏锐眼光、处理事务的辩证方法等等；而邓小平之所以信任父亲，也因为危急时刻，父亲都能够扛得住，出色完成任务。”
1949年，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新中国成立后，万里一直跟着周恩来、邓小平搞经济建设。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万里当第一任城建部长，1958年组织搞“首都十大建筑”；邓小平“三下三上”，有两次是万里与他风雨同舟同下同上的。
万里与习仲勋
在叶匡政著的《大往事》一书中提到，“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仲勋同志，而叶帅则是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勋谈话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同志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耀邦同志原话)。”“仲勋恢复工作后，在万里邀请下随广东省黄静波副省长去安徽取经，学习农村经济政策。当万里谈到仲勋在广东面临的形势时，十分关切。尤其是当他得知仲勋随行没有带一名干部的时候，急得拍了大腿。”
据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回忆，“2002年春节老爷子最后一次去广东，有点英雄暮年的意味，他说我来跟广东人民告别。整个春节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待着父亲，他们激动地拥抱了。老爷子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一定要保重身体。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老战友了！两人谈笑甚欢。另外一个就是在李长春的陪同下去看了任仲夷，他们也是老相识了。”
万里与家人
万里不平凡的感情世界
万里的情感与家庭生活，外界鲜有人知。1937年10月，东平县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东平县工委在万里家成立，他担任书记。次年8月，东平县陷落，万里先后调任泰西特委、鲁西区党委宣传部长，尔后又担任了运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不仅表现出职业革命家超人的才能和胆略，而且吹拉弹唱写样样都会，是冀鲁豫边区三大才子之一。就在这时，万里结识了边涛，并产生了深深的爱情。
边涛当时不满20岁，是一个出身贫苦家庭的知识分子。她从小深受鲁迅著作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是冀鲁豫边区的“三大美人”之一。万里和边涛的志同道合，在党内被传为佳话。1940年8月18日，他俩在抗日游击战争最残酷的“反扫荡”中结为连理。在10年艰苦卓绝的战火硝烟中，边涛与万里一起出生入死，感情更深挚，先后生下了万伯翱等5个子女。
万里和家人。自左至右：万里、孙女万宝宝、儿子万季飞、夫人边涛、儿媳。
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位上退下来后，与夫人边涛的晚年情爱更加深挚。边涛晚年行走不便，有些老年痴呆症。当年，是边涛对万里照顾得精心有加，如今是万里对边涛无微不至地照顾。
然而，2003年10月19日上午9点55分，边涛在家里病情突发逝世！87岁的万里难抑悲情，趴在老伴的遗体上放声恸哭:“你走了，我怎么办呀？”闻讯赶到的李瑞环看到这一幕也不禁泪流不止。
边涛离去后，万里每天都放边涛生前喜爱的音乐———《五月的鲜花》。而她的房间，至今丝毫没有改变，床边摆放着鲜花，床头挂着她的遗像，房间里挂满了她和家人的照片。在她生前，家里吃饭的桌子是一个直径1.6米的圆桌，来人时就搭成径长2米的大圆桌；在她去世后至今，家里再也没有换过大桌子；她吃饭的位置至今没有动过，万里和孩子们在饭桌前一直留着她坐过的扶手椅，桌上摆放着她的餐盘碗筷，日日如此，餐餐如此。
万里和边涛的5个子女
在万里和边涛的熏陶下，万伯翱5兄妹在苦难中成长。三子万季飞成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长子万伯翱则长期在体育宣传界担任重要工作，业余时间创作出版了《三十春秋》《四十春秋》《五十春秋》等文学专著和电影剧本《三个少女》、电视文学剧本《十三妹除暴》《少林将军》等，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主持过《中国体育》《运动与休闲》《车王》3本杂志的工作；后来，他先后任国家体委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其他3个儿女也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一颗平常心努力工作。儿女们引以为豪的是，他们不以父亲的职位谋私利，靠着自己的奋发而一步一个脚印地成熟起来。
“一遇动摇，立即坚持”
1962年秋日的一个傍晚，北京东城区演乐胡同一个小四合院，万里的家中，聚齐了全家老小八口人。气氛显得颇为严肃，每个人都沉着脸，万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时不时发出抽泣声。
万里说,自己的孩子,不是我不爱,爱孩子,要看怎么一个爱法,怎么对待。长期生活在暖房里是一种爱,放在农村去锻炼也是一种爱,为此,我决定让老大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到农业第一线去,到生活的激流中去。
奶奶和弟妹们都哭了,奶奶说给他多带点钱和生活上用的东西。万里说,不要,什么也不要给他带,一毛钱也不要给他,就是要他自力更生。今后家里不会给他寄钱。
1991年12月，祖孙三代在中南海家中欢聚，共庆万里75岁寿辰。
万伯翱出发时,妈妈边涛给他带了三样东西——一件是万里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发的一床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旧被子,一件是万里穿了多年的灰棉袄。而万里则送给万伯翱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不爱题字的万里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一遇困难、立即坚持。”
“我们家多一个非党群众也好”
万里的女儿淑鹏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某单位工作。她工作努力，认真负责，颇得领导赏识。单位领导想培养她入党。可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太深，她对政治不感兴趣，表现虽好，但也没有申请入党。有一次，单位领导进行家访拜会万里，他们对万里说：“小万在单位表现不错，虽然还没有写入党申请书，但我们想将她作为发展对象培养她，让她早日入党。”
万里听后，很平静地对他们说：“不要培养，我们家多一个非党群众也好嘛！”
淑鹏后来问过父亲，怎么从来不问她关于入党的事。万里对她说：“参加革命入党要靠自觉，我问你干什么呢？”
万里的养生秘诀
在中央领导人中，万里算是较为长寿的。万里年近90岁时，读书、看报还不戴老花镜；走路很快，不用拐杖，也不用人搀扶；和别人谈话，思维敏捷，一语中的。
万伯翱说，父亲的养生秘诀是：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
其实万里年轻时也曾是文学青年，从幼年起，读书便成为万里的爱好和习惯。青年时的他充满幻想，非常喜爱文学，当时他很想成为一名文学家。大学时，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读书上，尤其酷爱外国名著，最喜欢法、俄两国的文学，对大仲马、雨果、莫泊桑、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都爱不释手。这些作家的作品他都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让他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人生，《九三年》使他看到了革命的力量。中国文学中，他最喜欢鲁迅的作品，尤为喜欢鲁迅杂文。
网球和桥牌是万里的两大爱好
“文革”期间，万里也像其他老干部一样，受到严重打击。一段时间被“监护”在北京卫戍区，每天面壁思过。他就让家人捎来《鲁迅全集》，利用那段时间，万里将其细看了两遍。“文革”中，万里通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从中寻找解决中国现状的理论依据。万里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能够坐下来读书是不幸中的万幸。”
万伯翱介绍，父亲退休后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午饭后要睡上一觉，一般两点钟起床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万里的桥牌水平比较高，牌友也多，老的少的都有。万里说，他下来之后，什么职务也不干了，唯独桥牌和网球协会名誉会长，他还愿意当。
万里的桥牌水平很不错，曾经和世界桥牌名将、美籍华人杨小燕女士共同合作获得了1984年度世界桥牌最佳牌手奖——所罗门奖，这个奖是发给当年世界最优秀的桥牌手的。
万里自少年时代爱上网球，80余载一直钟情于此，从未放弃。直到94岁时，万里还活跃在网球场上。他曾亲自创建了安徽省第一支专业网球队伍，修建了6片室外网球场。万里曾经与美国总统老布什、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及其他国际友人、爱国华侨等交过手。在访问澳大利亚时万里输给了霍克总理，他风趣地说：“本来旗鼓相当，在中国我赢了他，不能都赢，要互相给面子。”他开玩笑地说，在外交场合，没有妥协是不行的。老布什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时，和万里经常在国际俱乐部相遇。他当选总统后，来中国访问时又专门约万里打网球。
桥牌和网球是万里生命的重要一部分，他永远重复的口头禅“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诸多好朋友，国泰民安久，晚年乐悠悠。”
综合环球人物杂志、南国都市报、人民网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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