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2014年中国正式迈入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个完整年份。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经济形势下，习近平作出了“适应新常态”的重要战略判断，这将对宏调取舍、结构升级、企业转型以及各省的区域性经济发展方针，产生决定性的、方向性的重大影响。而在政治领域，随着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的落马入笼，中央八项规定、整顿四风的深入实施，以及党政军一系列重要岗位人事布局，中国正进入“新权威主义2.0”的时代。经济新常态与政治新权威交相辉映，相辅相成，将推动各领域继续发生深刻变革。

新常态：习近平经济哲学的“世界观”

从5月份习近平视察河南时正式提出，“新常态”无疑已经成为描述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特征、前瞻未来发展走向的头号热词。7月底，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平稳增长期过渡，经济增速的适度放缓和合理波动，正式被决策层接纳。政府的更多注意力将放在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方面，而不再动辄下猛药来维持高增速，“强式温刺激”取代“温式强刺激”。

速度的回落是“新常态”最直观的表达、最基本的特征。经济增速从多年来的10%左右下降为7%至8%。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更是从1998年到2008年高达35.6%降至2013年的12.2%，以及今年前5个月的5.8%。

人民日报从8月4日到8日，连发《新常态，新在哪?》、《经济形势闪耀新亮点》、《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和《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4文，堪称是“新新相印”。而在地方省市层面，进入下半年以来，湖南、山西、辽宁、贵州、海南等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经济形势汇报分析会，与新常态“心心相印”，从表态到措施加以贯彻落实，令“新常态”成为全党全国范围的共识。

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指出：“要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成效来适应新常态，向改革要动力。”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表示：“要把科学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作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要前提。”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更是连用三个“新常态”，强调：“要有适应新常态的自觉，把强化发展责任作为新常态，把迎着矛盾和困难上作为新常态。”

要让各地官员真正自觉适应新常态，必须要有“指挥棒”即政绩考核方式的调整，因为“唯GDP”的政绩观与追求经济增速的发展方式是密切相关的。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在习李屡次强调不简单以GDP论英雄的背景下，目前已有福建、山西、宁夏、河北、浙江、陕西等多个省份对市、县考核进行了调整。习近平工作17年的“政坛老家”福建省，近期取消了对34个县的GDP考核，实行农业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考评方式。山西省取消了对36个国家级贫困县GDP考核。贵州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县也取消了GDP考核。

简政放权：释放改革红利的“方法论”

如果说“新常态”是研判中国经济形势的世界观，那么“改革”就是下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法论。如同人民日报所指出的：“改革作为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在经济的‘新常态’状态下，正在卯足马力加速推进。”国家发改委在七月底八月初连发13篇文章，解读当前经济形势，“改革”一词出现多达145次。

进入2014“深改元年”，三中全会确定的多项重点改革任务一一落地，势大力沉。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公车改革、国企改革试点有序启动，金融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司法改革、纪检体制改革有关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之中。

在所有改革之中，“简政放权”居于特殊重要的核心位置。实际上可以说，其他几乎所有具体领域改革，都贯穿着简政放权的思路主线。这四个字出现在中央全会、全国两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出现在习李基层调研、出席大型国际会议、会见外宾以及给企业家回信之中。仅2014年上半年，国务院取消和下放145项行政审批事项，今年年内还将取消下放200项。

新常态的重要要求之一就是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同样离不开简政放权。但必须看到，中国经济几十年发展，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体制惯性、思维定式，各级官员津津乐道于审批管理、盖章管理、画圈管理。简政放权，尽快建立“权力清单”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任务急迫，阻力巨大。在日前国务院八大督查组对省市、部委的督查中，简政放权就是重点内容。

而新一届中央班子在改革开放上的重大手笔——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简政放权、负面清单等方面为全国探路。目前，上海自贸区的一些经验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复制，7月份成都成为首个正式开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革的副省级城市，清单共涉及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区域发展、环境保护四大领域。

早在去年，山东省长郭树清就提出，本届政府行政审批事项要减少二分之一，实现行政审批数量在全国各省份中最少目标。7月25日，李克强到山东交通政务大厅，现场视察交通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情况，给予肯定。

新棋局：区域经济视野更开阔

自十八大以来，习李高层在区域经济方面的大手笔不断，陆续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等四大国家级区域经济战略。

与以往东南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区块性的划分不同，习李的区域经济战略视野更加宏阔，形成了横亘东西、呼应南北、贯穿中外、沟通陆海的区域经济新棋局。其突出特点是点面结合、梯次衔接、有序递进、互补互通、更为均衡。将各个经济板块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放在同一个战略棋盘上进行审视、落子。如长江经济带，绵延东、中、西数千公里，将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几大经济区连成一体。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亲自调研、拍板、部署的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将极大程度改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厚南薄北”的不平衡状态。虽然天津滨海新区的建设，曾打出了中国经济第三极的旗号，但无疑就总体规模、发展水平、辐射带动能力、区域融合程度而言，北方一直欠缺一个像珠三角、长三角那样的发展核心区，环渤海的整体发展仍然非常松散。因此，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三省市本身发展的重大机遇，更是推进中国城镇化发展、优化全国经济布局的重大战略，也可为全国纾解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人口密集等“大城市病”，提供试水经验。习近平在这一战略当中倾注的大量心血，格外坚定了外界对这一战略前景的预期和信心。

在习近平亲自搭建的这方大舞台上，京津冀“三方演义”已经紧锣密鼓展开。7月31日，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省长张庆伟率领党政代表团到北京考察，京冀双方签署了共同打造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共建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共同推进中关村与河北科技园区、共同加快张承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交通一体化、共同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共同推进物流业协同发展等七项协议。

一周之后的8月6日，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市长黄兴国率团进京，京津两市签署了《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进实施重点工作协议》以及在交通一体化、环保合作、共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市场一体化等方面的五个框架协议。“共”字当头，“一”字托底，京津冀着手在一体化之中共进退。此外，京张联手申奥、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大红门和“动批”外迁等都已步入“进行时”。

新权威主义2.0时代

今年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正紧锣密鼓地展开，8月下旬中央还将召开隆重的纪念会。按照有关政治学者的划分，邓小平可算是“新权威主义1.0时代”，而习近平则是“新权威主义2.0时代”。

这种权威的形成，首先来自于其在整顿吏治方面雷厉风行的铁腕政策。周永康、徐才厚两大老虎的入笼、落马，将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推向了高潮，也树立起公众对中央反腐的空前信心。四川帮、山西帮、江西帮、石油帮、政法帮等一个个互相勾结、盘根错节的腐败集团也陆续被瓦解。而从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到以反对四风为核心的新整风运动，中央的反奢力度丝毫不亚于反腐。

周永康落马之后，各省近期陆续开会表态支持中央的打虎决定。四川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强调：保持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上下级关系，不搞小圈子和人身依附，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河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还指出：要及时有力地反击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恶意炒作，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按照中央的反腐廉政建设新方针，各省省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在反腐方面承担起更加明确的主体责任，反腐不再是纪委书记的“自留地”，而是省委书记、省长等共同的“责任田”。为种好“责任田”，各省因地制宜进行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加强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提升纪委规格和地位，进行机构改革，强化一线查办案件的力量，推进省委巡视组工作，层层传导反腐压力。广东大规模清理“裸官”、陕西对新提拔领导干部实行个人重大事项和家庭财产申报备案、湖北明确纪委书记排名其他常委之前、甘肃市县两级试点按同级正职配备纪检组长等措施，都开始在“责任田”里生根发芽。

有破就有立。对腐败利益集团强力查办的同时，习近平也对权力运行体制进行了优化与加强，组建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互联网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一系列新机构，并亲自领衔。与中央相对应，各省陆续成立了深改小组、网安小组、改革办、网络办，加强对改革的专门领导，建立起互联网管理新体制。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宣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安邦的政治定位。当前中国确实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内外环境，权贵寡头资本对改革的阻碍，严峻的反恐形势，海权纠纷和周边安全的复杂性、敏感性，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也对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适应新的历史特点、新要求、新挑战，中国逐渐形成的新常态经济与新权威政治相结合的路径，正在深刻影响省级政经新生态的形成。（大公报副主笔马浩亮，北京分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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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创下了常规政治生态下的晋升纪录，他是为数不多的60后正部级官员之一，他是千万维吾尔族中唯一的中央委员，他是学而优则仕的典范，他叫努尔·白克力，讲着标准普通话的新疆自治区主席。

2014行进至此，努尔·白克力的治疆经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经济治理上风生水起莺歌燕舞，社会层面暴恐不绝愁云满城。

他赶上了一个极好的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启了“西进战略”的“国家战役”，经济新常态缓解了新疆生态脆弱的痼疾，19个援疆省市提供了不竭的后发动力。

好时代并未让疆人治疆顺风顺水，频繁的暴恐让拥有维吾尔身份的努尔·白克力屡屡神色凝重，这个好时代里的大挑战考验他爬坡过坎的能力，文人也需要铁面。

疆局

由各级党组织自上而下层层传导是中共执政的秘钥，当下更复如此，习近平统领全局，顶层设计下的执行力空前强化。作为距中南海最遥远的省级行政单位，新疆局面亦完全在政治局常委会笔端下行事。

新疆各个面向的复杂程度或许是大多数人难以想象的，这种局面的由来混杂着历史、现实和自然的各种成因。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166万平方公里的疆域约占全国六分之一，足有四个日本大小，北西南三面5400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毗邻八个主权国家，且部分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内外敌对分子时有勾连。

2200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60%，共有47个族类，以伊斯兰教为主导的多宗教长期并存，风俗习惯带有明显的差异性。新疆也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区内又有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市与兵团实行“师市合一”的独特模式。

自然资源极其丰沛，石油、天然气、煤炭皆占全国总储量的30%以上。

凡上种种，在内地31省市区中独此一见，这种全面的复杂性导致了当下新疆的独特存在，“一把手”高配和援疆模式造就了政治、经济上的“双重特区”。

也因为这种独特性，习近平自十八大之后就对新疆的治理模式进行了调整，最明显的当属在5月底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是次会议上，治理新疆的总目标被定义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而2010年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确定的总目标则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字面的变化真切地反映出了顶层设计的调整，由唯GDP马首是瞻到社会的结构性稳定转变。

这种对疆政策的调整不仅仅表现在字面上，习近平上半年的新疆之行以行动诠释了这种变化。

四月底，习近平完成了25年来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第五次新疆考察，随行人员有俞正声、王沪宁、范长龙、栗战书，一政治局常委，三政治局委员，规格史无前例地被拔高。但真正的变化体现在习近平的行程上，没有像以往的领导人视察北疆的能源类企业，而是直奔南疆喀什，被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地区，暴恐分子极其活跃，这种硬碰硬的视察路线背后是国家战略层面的调整，亦即社会的稳定和谐权重超越跨越式发展，某种意义上，这种转变也是被现实所倒逼。

经局

8月11日，兰新高铁最后一根500米长轨完成铺设，全线实现接轨铺通，在经过一系列的联动调试之后，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投入运营。兰新高铁全长1776公里，新疆段为710公里，通车后将此前兰州到乌鲁木齐的运行时间从16小时缩短至9小时，而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时间从40小时跨越到20小时之内，新疆自此进入“高铁时代”。

新疆一直肩负着陆桥国际通道的使命，但长期以来的运力紧张、时间及物流成本高居不下，这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西进战略”，但这条设计时速为250公里的“钢铁丝绸之路”将会扭转此前的不利局面。

高铁对新疆经济的转型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努尔·白克力来说，同样也意义非凡。早在2009年一场在清华的演讲中，努尔·白克力就曾以新疆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十分美好来介绍高铁，以期吸引到在京的高端人才。

“钢铁丝绸之路”来得恰逢其时，2014年最火热的一个政经热词叫“一路一带”，这是习近平亲力亲为推动的一个国家级战略，但将视野放的更长远一些，新疆无疑是这条古老商贸走廊中最璀璨的明珠，起到了一个起承转合的大支点作用，是丝绸之路中国段的终点，是世界部分的起点。

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大通道，集聚了30亿人口，这样一个庞大的集消费与生产为一体的商贸通道被完全打通，且都需要经过新疆的陆路口岸来实现货物运转，对新疆的产业转型将是一剂及时到来的强心针。

努尔·白克力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发展可谓倾尽全力，举凡有宣讲的机会，便会一再提到，强调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排头兵，把新疆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以此来推进信息通道及交通枢纽的建设，改善民生，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在2014年新疆政府工作报告上，努尔·白克力着力最多的便是此，全文近十处提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

新疆在推动丝路建设的实践层面也屡有收获，在刚刚过去的六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管辖的霍尔果斯市。而在更早前，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获权挂牌，确立了“一区三园”模式，霍尔果斯是丝绸之路新疆段北道上的重要驿站，现成为与中亚国家经贸交流的国际大通道，与喀什经济特区南北呼应，构成了带动新疆经济发展的一体两翼和重要增长极。

在上半年的全国GDP排名中，新疆以10%的增速位列第六，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4%，在西部五省区中排名第三。但新疆的GDP构成一直是努尔·白克力所忧心的，他曾经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坦言，新疆“成也石油，败也石油”，但同时又说宁愿霸道，也要将高污染的企业给关了。新疆一直依赖石油化工和能源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较低，低耗能的高新技术产业一直推进不力。但努尔·白克力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新常态，降低速度提高质量，不要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GDP，这为努尔?白克力调整新疆的产业结构带来了时间机遇。

丝路建设的推进、高铁开通、亚欧博览会的聚热以及特区和口岸经济的发展，给了新疆经济和努尔?白克力更多腾挪的空间。未来，配合顶层设计的新疆特色经济发展将是其着力点。

恐局

3.1昆明暴恐案、4.30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暴恐案、5月22日乌鲁木齐暴恐案、6月21日叶城暴恐案、7月28日莎车暴恐案、7.30刺杀大毛拉案，这是发生在2014年与新疆有关联的暴恐案，这一系列案件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相继消失，这里没有民族与老幼之分，只有屠刀与硝烟。

将暴恐分子嚣张气焰和赤裸野性推至顶峰的无疑是4.30案，彼时习近平脚步刚刚离开这片土地，完成为时四天的新疆行。习近平在得知消息后的第一时间作出指示，称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而在事发一个小时之后，努尔?白克力便出现在医院，看望受伤人员，并在其督导之下，案件于5月1日下午告破。

历来都有“治疆难”的说法，这种悲情的局面便是屡打不绝的暴恐案一手造成的。对于现在新疆的执政者来说，这种局面多少让他们有些委屈，尤其是作为“一把手”的外来者。但对努尔·白克力而言，可能意味着另外一种深层的含义，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官员，身体中还流淌着维吾尔族的血液，多少有些尴尬，每每暴恐案发生之后，他总是一脸的凝重。

然而，正义不分民族，没有国界，每次暴恐案发生之后，素有“儒将”之称的他也会展现出铁腕的一面，第一时间发声严厉谴责暴恐分子，亲赴现场为一线警察提振士气。

每当暴恐案件发生的时候，总能在新疆日报的头版看到署名为努尔·白克力的文章，正色厉声地指责暴恐分子得惨无人道，这也是抢占舆论制高点的一招后手棋。揭盖子、端窝子、挖根子、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天罗地网，这些都是出现在努尔·白克力文章中的关键词，身为维吾尔族，他也有义务给同族的党员干部下令，经常强调少数民族干部要主动发声，敢于亮剑。

暴恐案件频发的深层次原因决定了这并非能靠一人或一代人之力来扭转，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庞大工程。定点清除和事后的追捕注定了都是被动应付，在中央高层那里也是看清了暴恐的本质，习近平上半年的新疆行充分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要治本就要从经济、民生及教育等基础层面做起，所以，各民族互嵌、南疆全面实行高中免费教育、着力发展南疆经济等一系列治本之策应势而出。

努尔·白克力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其身上天然的维吾尔族特征在中共高级干部中也独特如一，这也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是考验反击同类异端的决心，二是被广大汉族干部和民众的认可度，目前观察，他至少在两个层面都不失分。

前路

努尔·白克力1961年出生于一个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小乡镇，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他以高一在读生的身份参加高考，最终虽然没能如愿上北大，但还是被新疆大学抢先录取。喜读书、有组织天赋的他一直受到旁人和老师的青睐。大学毕业后留校任职，十年之后正式踏入仕途，在一段喀什经历后回到乌鲁木齐，一路拾级而上，37岁出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行政主官，48岁任新疆自治区主席，被称为60后政坛新星。

上段经历中努尔·白克力顺风顺水，一路创纪录升迁，也曾赢得乌鲁木齐市民对其“环保市长”的美誉。但纵观正在进行中的2014年，对其的挑战和机遇并存，未来能走多长的路，取决于当下的执政成果。

经济层面，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将生产方式及产业结构彻底转变，扭转成也石油败也石油的局面，以新常态为契机，打破传统的GDP构成，提升第三产业的比例，发展生态产业、旅游业。同时，要不惜代价，引进人才，留住本地的人才，想发展创新及高科技产业，人才的权重强过了硬件设备。同时要利用好19个对口援疆省市区的天然利好条件，引进来走出去并举。最后，必然是抓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机遇期，不失时机地推进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当好国家“西进战略”的桥头堡角色。

在民生层面，积极推进基础的保障制度，从教育、医疗、住房等基础性的民生工程入手，做好统筹兼顾，不留死角，尤其是边境及农牧地区更需要着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打通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行政事务上，需积极配合中央简政放权的改革政策，结合本土情况，将权力之手放置于阳光之下。反腐、整风、治吏多管齐下，完成由传统官僚治理模式向现代法治治理模式的彻底转变。

最棘手的一面，定是防控和根本上改变暴恐案件频发的局面，从治标入手以治本为根，舆论与行动双轮驱动，清除掉滋生暴恐之恶的土壤，布置全局，着力南疆，以拉为抓手以打为辅助;同时积极配合国家甚至是国际层面的反恐部署，从根源上切断，将暴恐灭化在萌芽之前。另外，作为维吾尔族的本土行政主官，努尔·白克力需要培养更多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只有他们拧成一股绳，以正义和公共利益为做事原则，暴恐分子的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狭窄。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外来者的理想如此，作为疆人治疆的努尔·白克力更应再进一步，不仅迎得春风，而且要在天山南北孕育出更加富饶和谐的青山绿水与人居环境。（大公网评论员 马俊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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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戟是古代的一种兵器，其由镔铁打造。分量与杀伤力这两个矛盾因素统合在了双戟这个兵器上。该兵器非有力者不能用。但对能拿得起它的武将而言，双戟则是一件杀敌破阵与建功立业的利器。

于浙江省长李强而言，他也有这样一副“双戟”——简政放权与环境生态。一方面，这副“双戟”足够沉重，简政放权与环境生态的塑造都会面临一定阻力，能够挥动“双戟”没有一定的力度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完成“四换三名(四换即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三名即名企、名品、名家)”，促进浙江模式转型升级，就需要依靠这副“双戟”。故而，只有“挥得动”，才能“转起来”。

浙江省在挥动“双戟”上既有决心，也有力度。在今年浙江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14年重点工作”的前两项就是“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与“加快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创新，促进生态环境全面好转”。对于李强改革的力度，新华社有着这样的描述：这样一位在公众眼中好脾气的省长，在抓工作的时候却雷厉风行，面对触动政府自身利益的改革，更是毫不含糊。

简政放权 为政务插上云翅膀

简政放权如同“割肉”，常常是“刀刀见血”。李强的改革也是由此发轫。自履新浙江省长之后，李强就一直把简政放权作为其任内的主打牌。李强称“我到省政府工作后，抓的一件大事、开的第一个大会就是审批制度改革。努力把浙江打造成为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的省份之一”。

作为此次“革命”的总设计者，浙江省省长李强指出，凡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就让市场去解决，凡是社会或社会组织能办的事就让社会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凡是基层能处理的问题就依靠基层去处理。

李强推动的这项简政放权工程被形象地称为“三张清单一张网”。所谓“三张清单”，即企业项目投资负面清单、政府权力清单和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一张网”，则指省市县三级联动，集行政审批与便民服务于一体的全省网上政务大厅。同时，它也是展现“三张清单”成果的平台。

浙江的简政放权也获得了中央媒体的点赞。4月份，浙江省获得了《人民日报》连续两日的重点关注。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24日的头版——《浙江变速度领跑为质量领先》，作者为新华社浙江分社常务副总编辑沈锡权和《人民日报》浙江分社社长王慧敏。到了5月12日，《浙江——权力减法换活力加法》作为“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系列报道的内容再次出现在了党报头版上。由此看，浙江的改革已经获得了中央层面的注意和肯定，被视为某种意义上的典型省份。

李强将简政放权作为其执政破局突破口也是一种治理文化的传承。实际上，浙江在简政放权层面，是具有首创精神的省份。1999年，全国首家行政服务中心在浙江上虞市成立，浙江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率先在全国破冰。

浙江的开明治理创造了浙江模式的繁荣。“浙江模式”在社会治理上具有明显的“小政府、大市场”特征，政府的“无为而治”产生了巨大的作为。不过，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以及国内外宏观形势的变化，其原有优势也出现了减弱甚至消失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官员不再满足于“开明政府”，希望成为“高明政府”。简政放权即是让“高明”回归开明的过程。

年初，浙江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李强讲到，过去改革的重心是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的再造，今天深化改革是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自我完善，要求深化新一轮政府自身改革。着力点是“三个大幅度减少”：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和干预;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要素价格的干预。

在各种刺激观层出不穷的今天，浙江政府主官李强亦有自己的刺激观——深刺激。2014年7月23日，李强在全省政协主席读书会上作专题报告。他表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种关乎现在、更关乎长远的“深刺激”。在这次报告会上，李强系统性地阐述了深化改革的突破口、路线图和下一步改革思路——“浙江省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纵向撬动政府自身改革，横向撬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繁荣来自于活力，活力来自于制度。”这是诺贝尔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做的精辟论断。

通过与阿里巴巴的合作，李强为浙江省的改革插上了“云翅膀”——开通浙江政务服务网。浙江政务服务网为省市县一体化构建，共享一个“云平台”，开始建设至今累计花费资金2000万元，甚至不及以往某个部门的信息化建设投入。

虽然构建浙江政务服务网是一个技术变革，但技术变革的背后实质是政府治理理念的变革。政府运用互联网思维改革行政体制、推动职能转变，由智慧政务入手，倒逼政府改革，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五水共治 “约束”才能发展

生态，则是李强执政的另一戟。具体落实到政策层面，就是“五水共治”等政策。所谓“五水共治”是指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具体布局落子方面，“清三河”则作为了整项工程的“当头炮”。所谓“清三河”即清理垃圾河、黑河、臭河。而“五水共治”是统摄在“两美”建设之下的一个工程。“两美”建设即“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

治水工程同样属具有传统的政治工程。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对治水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和部署，一再强调要用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用水、治水、节水工作，认真抓好安全饮水、科学调水、有效节水、治理污水等“四水工程”建设。

治水只是李强打造生态浙江系统工程的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在今年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五水共治”被列为“加快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创新，促进生态环境全面好转”中的首条，且占据有关内容的近二分之一。

有关治水方面，在去年两会上还有一个有趣的段子。2013年3月7日上午，浙江代表团开放。审议结束、接受媒体采访前，李强先介绍了浙江省情，提到“生态环境是浙江的优势之一”。未料，他的话音刚落，第一个获得提问的记者就此发问，“既然生态环境是区域优势，那么，为何浙江的多个城市，接连有民间人士‘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

对于这一提问，李强的回复也十分坦诚，“环境治理速度还是不够快，执法监督还是不到位，距离每条河都能下去游泳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

对于生态治理，李强的观点是有“约束”才能更好发展。2013年1月28日，时任浙江省代省长的李强在参加湖州代表团审议时表示，从一定意义上讲，良好生态，是动力源，同时也是约束棒。这里说的“约束”，是对“低小散”的钳制，是对落后产能的淘汰，目的是为了经济更健康的发展。为了保持青山绿水，该约束时就必须约束。不加“约束”地发展，不是可持续发展，还会将发展成果毁于一旦。有“约束”才能更好地发展。正确地处理好了约束和发展的关系，经济质量才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大公网评论员 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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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年过半之后，“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依旧是高层对于宏观经济发展的十二字总纲。虽然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当下越来越显示其判断经济面貌的局限性，但至少在目前，GDP仍是反映一地区最重要、最直观的经济晴雨表。

就此来看，张庆伟省长和他主政的河北在2014上半年有些“压力山大”：一季度和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是4.2%和5.8%，均排在倒数第二，后面垫背的也都是黑龙江。

而年初1月8日，张庆伟在河北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年度目标是8%。现实距离目标确实差距较大。不过，河北自己不这么认为，省统计局发言人认为，上半年河北是“经济运行稳中有升，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质量效益稳中向好”，而且还特别提到节能降耗成效明显。

河北的“四大攻坚战”

早在2013年5月6日的河北省委八届五次全委会上，省委书记周本顺就指出，要认清河北存在的“五低一大”难题，摸准发展潜力脉搏，全力打好“四大攻坚战”。

这是河北首次提出四大攻坚战这个概念。在这之后，省内绝大多数政经活动均围绕这一路线图开展。对于拱卫京畿第一要地的行政主官，张庆伟在深改开局之年的作为，同样也可以从这个路径中窥视一二。

四大攻坚战其中之一，便是“下大决心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和环境治理”。单从上半年河北GDP的增速来看，这一战在上半年确实卓有成效。众所周知，落后的工业产能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成为困扰河北发展的一个最大悖论。年初，雾霾再次席卷中国大地。不少省市主官纷纷立下治霾军令状。张庆伟也是其中之一。1月开两会期间，张庆伟在多个场合强调，要下定过几年紧日子的决心，并立下“军令状”，三年让大气质量有所好转，五年有所改善。钢铁、水泥、玻璃不能再新增一吨产能，新增一吨，党政同责，就地免职，必须执行。

在2014农历新年过后主持的第一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上，张庆伟就把议题对准化解产能严重过剩、推进产业优化升级，以达到建设生态河北、绿色河北的目标;全国两会召开前的2月25日，他又与各设区市政府签订《绿色河北攻坚工程责任书》。

次日在北京召开的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打破京津冀“一亩三分地”思维，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从这次座谈会后开始，我们会发现，河北与张庆伟的工作重心也开始转移到京津冀一体化上来。

战术与战略的齐步走

产业升级和环境治理之外，“全力打造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增长极、大力培育环京津地区新的发展增长极、下大力量把县域经济和县城搞大搞强”亦是四大攻坚战的各条战线。这三条战线，最后其实和第一条可以汇聚成一条大战线，就是全面推进京津冀一体化。从近期《人民日报》在头版连续从不同维度对于京津冀一体化的报道可以看出，过去的京津冀“体连心离”的状态，导致河北的资源被京津强大“虹吸效应”抽调，导致了环首都贫困带的出现，导致河北沿海地区的发展掣肘，最后导致整个河北的产能、资源、生态问题的全面浮现。

不过从2014年，或者是从去年11月三中全会开始，这种情况开始了一个根本性的扭转，这或是这个中国近现代史上饱经磨难的大省新时代的来临。这个背景下，张庆伟在上半年的工作，便已从四大战线中最棘手的环境治理和产业升级开始，逐渐在各种行动的交错前进中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逻辑。

6月16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记者对张庆伟的专访，他说有两件事使河北的转型发展在思想上和路径上真正发生了转变，一个是习近平去年在民主生活会上指出，必须加快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并要我们卸下包袱，不为GDP排位纠结;第二个就是上文提到的习总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国家战略。“有了这样的路径，河北转型发展就有了强大动力、强大信心、强大希望，就能在大的发展战略上实现进退有序。”张庆伟如是说。

而就在前一天，张庆伟会见了交通部部长杨传堂一行。8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生动的例子告诉人们旧有的交通现状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困境。“交通先行先导”在这个背景下自然成为三地从干部到百姓的广泛共识。正如杨传堂与张庆伟座谈时说的，经过京津冀之间交通综合立体网的建设，要使该地区“成为全面深化交通运输改革的试验区、区域交通一体化的示范区、交通运输现代化的先行区”。

当然，最精彩的还当属从6月底开始的一系列京津冀三地针对协同发展开展的密切行动，张庆伟自然也全程参与其中。这在大公网16、17期《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多个栏目中已有详细内容。这里不再展开。值得一提的是8月5日张庆伟主持召开的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这是在国家部委透露国务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后，由地方首次召开的相关专题会议。可见河北在其中的积极性。

在7月16日主持的省政府常务会议上，张庆伟总结了上半年的各项经济工作，并指出下半年的压力受制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增长后劲乏力、压钢减煤任务重等因素”。但正如上期政经生态周报“省域政经”栏目中结尾提到的，国家发改委明确表态下半年将“抓紧推进京津冀等重点区域规划的编制”，京津冀一体化的顶层设计文件或将在10月左右出台。河北的综合发展在下半年将有更大的机遇化解压力，实现跃升。

以“四大攻坚战”为战术，以京津冀一体化为战略，河北描绘出了未来该走什么样发展道路的基本轮廓。作为曾经长期主持航空航天工作的科研“少帅”，张庆伟在地方行政系统的履历还尚浅。2014下半年也是其在河北履职第四个年头的开始。面对河北省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这位“60后”未来能给河北老乡带来什么，也颇值得人们期待。（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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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3月调任河南省长，谢伏瞻这位中原经济的新“操盘手”已经度过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宏观语境之下，今年上半年谢伏瞻的成绩单仍称得上可圈可点;GDP同比增长8.8%，比去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夏粮生产实现“十二连增”，总产量达667.76亿斤，比上年增产20.72亿斤;新增贷款2294.9亿元，同比多增503.7亿元;合同利用外资增长28%;进出口分别增长7.5%和5.2%。

河南是中国第一粮食大省、第一人口大省、GDP第五大省，地位举足轻重。随着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划的批复实施，河南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而除此之外，在习李提出的四大经济战略中，在东西方向，河南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上;在南北方向，河南则是沟通京津冀一体化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连接部。中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两获孙冶方经济学奖的谢伏瞻，是公认的经济专家。从国研中心副主任到国家统计局局长，再到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成为直接为总理服务的中枢智囊班子的负责人，参与了诸多重大经济决策的工作，这也为他主政地方，提供了非常开阔的宏观视域。

三大产业支撑中原

“农业大省”曾是河南留给外界的第一印象。在谢伏瞻上任之后，河南省委、省政府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要“做强工业、做大服务业、做优农业”、“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高成长服务业大省、现代农业大省”即“三个大省”的工作思路，以此来推进结构优化升级，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服务业。河南省老省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新引擎”。在河南，这已经迈出实质性步伐。7月10日，谢伏瞻出席河南省服务业发展大会。随后，河南省政府又下发了《关于建设高成长服务业大省的若干意见》，谋划3000个服务业重大项目，力争完成投资6000亿元，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成高成长服务业大省。

按照河南雄心勃勃的计划，在现代物流领域，力争到2020年，全省物流业增加值达到4000亿元，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达到150万吨;信息服务领域，将郑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建成全国重要的区域性数据枢纽;金融领域，推动中原证券公司、万达期货公司等上市融资，完成省级银行组建，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内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适时开展综合经营试点。

但农业大省、粮食大省，仍然是中央赋予河南的战略性使命。今年5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为把粮食生产主动权抓在手上，河南省从2012启动高标准粮田建设工程，致力于打造“粮仓中的粮仓”。谢伏瞻2013年履任河南之后，对此项工作倾注极大精力。至目前，河南已建成高标准粮田2958万亩，今年建成区小麦平均单产达1000斤以上，比非建成区高200斤左右，为粮食稳定增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利用河南地处中原的地理区位优势，河南还大力气推进“铁公机”配套的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特别是推进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快速铁路网建设，目前郑徐高铁正在建设，郑州至太原、万州、合肥、济南四条高铁线路已列入国家规划。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近6000公里，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郑州航空港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无疑为未来河南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的对接及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三大企业同台共舞

除了“工业、服务业、农业”这“三大产业”的齐头并进，谢伏瞻还对民营企业、中央企业、外资企业这“三大企业”给予不同定位和扶持。近期，他更密集与各类企业进行沟通交流。

8月7日，谢伏瞻出席河南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座谈会时表示，政府将在人力资源、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上对创新型民营企业给予重点支持，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清理各部门不合理的中介服务与变相收费现象。第二天，他又在郑州会见出席“2014年中央企业河南行”的央企负责人，承诺为央企在豫发展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和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14日，他在会见IBM公司高层时表示，希望在电子信息、服务外包、云计算和大数据等高科技领域加强合作，支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并得到IBM的积极回应。

可以说，谢伏瞻的这一连串活动，从一个侧面显现出其充分盘活各路资源的思路与能力，这为民企、央企、外企等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提供了舞台，也为开掘中原经济活力提供了充沛源泉。（大公报副主笔，大公报北京分社副总编辑 马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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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时点，无论是基于官方的读本抑或民间的记录，2014年上半年，无疑都将载入史册。在这半年，以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落马为标志，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执政团队，重塑了自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中共政治生态。

之于媒体、之于大众，周永康的落马，是最大的传播噱头与话题谈资——既有门户网站推陈出新的技术新产品、更有传统媒体谋划一年之久的数万字特稿。而对于本报告的主角——执掌省府的班长们来讲，在不断变动、且某种程度上难以预测的政治生态变迁中，如何谋生于当下、谋升于未来，遂成为其2014年上半年的施政主轴。

一、以“团队”为切口，习近平重塑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一词，新近见于6月30日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在是次以“加强改进作风制度建设”为主题的学习会上，习近平指出，“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从政环境、政治生态，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罕有地以一个中性的、甚至学术性的语词，来定义党员干部的工作环境。与之相比，此前更多的是“官场风气、官场规则”等诸如此类相对带有中国传统官僚体系色彩的语汇。

政治分析人士向大公网表示，习近平使用“从政环境、政治生态”等此类中性的语汇来定义官员的工作环境，有助于中共从之前的革命党向现代型执政党的转变、有利于中共去意识形态化——尤其是对身处其中的中、基层官员来讲，这种转变对中共转型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正是围绕这一政治生态的重塑，中共十八大、尤其是2014年上半年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团队，着力开展了几项工作：

1、反腐：定点清除+全面浸透

2014年上半年，自十八大之后的反腐不断延伸，并以前政治局常委、政法“沙皇”周永康和前政治局委员、“军头”徐才厚的落马达至封顶。此外，中共上半年以定点清除的方式反腐，包括令政策等多名现任正省级、副省级官员落马，覆盖了过半省份。

此番定点清除的大背景，则是巡视工作的全面浸透。正如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此前曾刊文指出，自2013年5月以来的四轮巡视，全面覆盖了31个省份，做到了对省级权力机构的逐一扫描、逐一过关，实现了中央与地方31个省级领导班子的一对一交底和中央权威对地方的加速浸透。

2、晋升：核心岗位续子布局

继2012中共十八大、2013全国两会之后两轮大幅度的人事调整，新一届执政团队大抵成型。进入2014年上半年，则是在关键的核心岗位，继续续子布局，一批有着沿海发达省份工作经验、有着纪检工作背景的官员，陆续调整进入更加核心的岗位，因应目前深化改革以及强化反腐的政治主轴。

其中，尤其与习近平、王岐山有着工作交集的官员调任，受到本港媒体关注。包括上海市委副书记李希执掌辽宁省府、天津政协主席何立峰进京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浙江常务副省长蔡奇进京出任正部级的国安委办公室副主任等等，均属于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工作经验的资深官员;而面对反腐这一当前的工作重心，操盘手王岐山也同样不断招兵买马：今年4月，曾任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副秘书长的崔鹏，调任中纪委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局长，成为王岐山的大管家;而最新的案例则是，有着市政法委书记经历的北京市委常委赵凤桐在两个月前被任命为中纪委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长。

3、组织：“一对一” + “点对点”

如果说反腐和晋升，这“一升一降”的组合拳是“点”上的作为，那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党员管理的加强，则可称为“面”上的布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省到县，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七常委，一对一的具体指导、参与民主生活会。

在普通党员管理方面，中央办公厅于6月发布《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首度提出“适度控制党员发展规模”，并进一步明确党员退出机制。值得一提的是，上一次此类党员工作细则，则要推溯到1990年——中共刚刚经历1989年政治风波、党员队伍良莠不齐之际。

2014年上半年，反腐与晋升，一降一升，两面一体，构成了团队建设的主体;而组织建设，则以点带面、连面成体，形成团队的基石。基石+主体，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最高领导层，不断夯实执政团队、提升团队的职业化水准，成为习近平重塑政治生态的重要切口。

二、深化改革为抓手，省府班长全动员

重塑政治生态、打造职业化执政团队，只是前提;深化改革，则是重要抓手。

继十八届三中全会抛出改革60条之后，中央深改组分别于今年上半年的1月22日、2月28日和6月6日召开三次会议。从官方披露的新闻通稿来看，第一次会议作为中央深改组成立后的首秀，明确了小组的工作规则、组成人员等制定规则的规则;到了第二次会议，内容不断深入，涉及立法、经济体制、生态文明、文化、司法等;到第三次会议，见到了具体成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两个方案获得通过，并在同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党内授权;其中的户籍制度改革，已由国务院于7月30日通过，成为中央深改组首份“落地”作业。按惯例，后续料将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出台具体落实细则，而各地方则会陆续出台符合本省实际的执行方法。

作为一个案例，户籍改革方案走出了一条公共政策制定新路径：(深改)小组研究、执政党(政治局会议)授权、人大立法(重大且属于立法层面的议题)、国务院执行，这样三级抑或四级的政策路径。

在这样的公共政策制定新路径中，作为本报告的主角——省府班长们，承担着前置与后置两个角色：前置的改革试点和后置的政策落实。在前置试点方面，正如大公网此前在《中国省府班长的势、道、术》一文所表述的观点，如果将观察中共政治发展的时间轴扩展至未来五到十年，那么目前这31位省府班长中，未来的仕途走势也必然与改革有着直接关联。对省府班长来讲，随着深化改革的全面铺开，各种可预料或未可预料的、浅层次的或深层次的困难，料将逐一浮出。在这一过程中，正如贵州省长陈敏尔曾言，“要做改革的马前卒”，在面对错综复杂的改革局面之时，中央确需一些试错抑或试对的“马前卒”。在这场改革大局中，谁先“试错”或“试对”出一些有益于中央开展全盘改革部署的成功经验，诸如此前的“浙江经验”等，其在未来的仕途锦标赛中料必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

对于省府班长来讲，在改革进程中的后置任务——改革举措的具体落地方面，更决定着整个改革的成效。随着诸如户籍改革等一系列涉及广泛的具体政策经由深改组研究、政治局授权并经全国人大、国务院转化为具体的公共政策，省府班长们将其如何落地，将成为考验其政治忠诚度、政治执行力的关键指标。在中共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中，对中央政策落实的积极性、实际效果，尤其是最高领导人亲自抓的改革项目来讲，占据有较高的权重，此项务必成为省府班长执政的指南针。

深化改革全面铺开，“顶层设计师”习近平以深化改革为主要抓手，将在未来六年多的时间里(按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表述，到2020年，将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推进60项改革，这对于31位省府班长来讲，无疑是一个激烈的竞逐过程：宏观上争取更有利于本省的政策取向，微观上如何出彩并为自己的仕途加分，都是决定未来五到十年政坛人事布局的重要考量。

三、竞争性回归：一个团队+一个抓手

通过上述对2014年上半年以来政治主轴的梳理，以团队建设为切入点、以深化改革为主要工作抓手，“打造一个团队、拟定一个抓手”的习式执政模型浮出水面。而这一“团队+抓手”的模式，更加趋近于一个竞争性政党的特质。

中共建党百年历史，大致可分为三段：

第一阶段，1921建党到1949建政，这是中共竞争性最强的年代。这一阶段的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上争夺政权的政党特质。无论是资本主义模式下的议会式竞争，抑或中共与国民党的暴力式党争，某种程度来讲，都是夺取执政权。

第二阶段，1949建政之后，中共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解救民族于危亡之中、带领民众迈向共产主义的革命型政党，东方之子、人民救星的形象通过执政党的文宣系统灌输全国。

第三阶段，由于此前对革命党特质的过于强调，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1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不断崛起等要素，官方学者提出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的命题。这一命题的核心是，除却革命党这一概念笼罩下的意识形态光圈，回归政党政治之本质，即：执政党作为政治活动的主角之一，履行执政行为;作为多个主角之一，执政权是通过竞争获来的，现在所拥有的执政权也“并非一劳永逸”。

这就是中共竞争性的回归，再次回到了需要对执政权进行争夺或继续拥有进行竞争的政治状态。这第三阶段与第一阶段竞争性的不同是，在第一阶段时，中共有着明确的竞争对手，包括早年的各派军阀、尤其是国民党的竞争。而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挑战中共执政权的要素，则更趋复杂——在官方话语体系中，这一复杂局面被描述为“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

在如此的背景之下，“一个团队、一个抓手”，成了习近平破解当前复杂局势的模式。更完整的论述是：打造属于自己的、具有高度竞争性的执政团队，用10年左右时间，通过深化改革，完成包括法制、社会体制等领域在内的基础框架构建，提升中共作为执政党的竞争力，从而使得中共具备进行政党、国家制度转型的前提性条件。（大公网评论员 陈国栋 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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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是新一届政府使用最多的一个政策概念。2013年3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两会”闭幕后的首次记者见面会就提出，170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本届政府要削减三分之一以上。截至今年年中，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已达到468项，达到本届政府任务目标值的四分之三。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事项，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单列一章，要求在行政审批制度、投资体制等方面大刀阔斧地“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微观管理，赋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同时，通过工商登记管理等制度改革，简化创业手续，提振民间经济活力。

进入今年上半年，“简政放权”贯穿于整个国务院的工作之中。截至7月底，国务院召开23次常务会议，会议通稿中提及18次“简政放权”，相对于金融、国资等其他领域的改革，政府改革推进的速度更快，力度也更猛。

国务院对“简政放权”的定位是“当头炮”、“先手棋”，展现出新一届政府同以往历届政府在改革顺序选择上的差异，打破了过去从具体经济体制入手的惯常做法，在大规模铺开新一轮市场化改革(如金融、国企领域)之前，先进行政府改革的自我革命，先限制自身权力增强市场活力，然后再进行深度的经济改革。

国务院的指向，也成为地方改革的重点。本报告对地方官员对于简政放权的论述情况，以及出台的相关文件进行了全面梳理，从中可看出该项改革在地方的开展情况及各个省的表现。

各省“简政放权”提及情况分析

各地官员在政府工作报告、重要会议、考察调研、媒体采访等多个渠道提及简政放权。从统计看，今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政府首长至少125次谈论同“简政放权”有关的话题。这一数字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90次和去年下半年的78次。

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载入了同“简政放权”有关的内容。专题会议是提及“简政放权”最多的活动，包括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廉政工作会议等。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主要围绕去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在地方的落实情况，而廉政工作会议，则重点强调“简政放权”，压缩政府权力，减少行政审批，对于减少权力寻租的意义。

横向比较，2014年上半年，有8个省的行政首长提及“简政放权”的次数超过5次。分别是黑龙江省长陆昊、上海市长杨雄、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广西自治区主席陈武、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宁夏自治区主席刘慧、青海省长骆惠宁和广东省长朱小丹。

黑龙江省省长陆昊是2014年上半年谈及“简政放权”最多的地方政府首长，提及相关话题的次数多达8次。上半年，黑龙江省经济增速仅为4.8%，在全国各省份中垫底。这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资源型大省，在本轮经济下行中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民间经济活力不足，民间投资疲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已成为黑龙江省必须面对的关乎其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问题。陆昊具有经济学背景，有企业管理和在发达地区任职的经验，如何释放民间活力，促进经济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是他深入思考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陆昊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出于北大，研究生专业相近(李克强是经济学、陆昊是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都接受过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指导，后来又先后担任过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在知识结构和经历背景上颇多相似。黑龙江在执行国务院简政放权的改革理念方面执行得比较彻底。

上海、广东两个发达省份的负责人，提及“简政放权”相关话题的含金量更高。杨雄和朱小丹都强调，要充分发挥两地在改革开放中的引领作用，在“简政放权”相关改革中发挥好先行先试作用。从理念上，两地主官都强调，要从“事前审批”为主逐渐转向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通过政府权力清单、负面清单等更具有公开性特点的体制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从而避免政府“有形的手”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相对而言，沿海省份对政府转型更具整体设计。一些西部省份的负责人在提及“简政放权”相关问题时，切入的深度不及沪、粤等省份，主要是在谈及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时，顺带提到“简政放权”，或者是谈具体的“简政放权”项目推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八个省的负责人中，有5位都有经济学专业背景(陆昊、杨雄、刘慧、朱小丹、骆惠宁)，这可能也是影响这几位省长执政思路的因素之一。

分析经济总量最大的十个省份行政首长最近一年半发表“简政放权”相关言论的次数，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有8个省的省长今年上半年提及“简政放权”的次数比去年下半年多，其中有5个省创下最近一年半以来的最高值(另有三个省和去年上半年持平)。在这十个省份中，广东提及“简政放权”的次数最多，这也表明广东在新一轮改革中的紧迫感。

各省“简政放权”相关文件的总体情况

除了省长的公开活动以外，省政府和省级部门出台的文件，也是观察地方在政府转型和简政放权上的动向的重要指标。

从纵向时间来看，关于简政放权的文件数量，同省长提及“简政放权”相关问题的走势一致，呈明显上升趋势。2013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及其主要职能部门(发改委、经信委等)出台的关于简政放权的文件总计14份，2013年下半年上升至44份，2014年上半年更增加到69份。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取消、下放和简化的审批项目绝对数的趋势走向有所起伏。

2013年上半年，全国省级政府共计取消、下放或简化的审批项目总计285项，2013年下半年飙升至2804项，2014年上半年回落至1261项。

数量的减少，并非意味着简政放权推动力度的减弱。根据对“简政放权”相关文件的结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2014年上半年出台的文件类型，和2013年已有明显的不同，改革重点已经从削减“行政审批”的“量”，转向推动政府转型的“质”。

从领域来看，与简政放权有关的文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工商登记制度的调整(包括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第二，投资体制的改革(主要是投资核准项目的调整);第三，审批流程、平台以及收费标准的规定;第四，扩大特殊区域(如特区、试验区)的经济管理权限;第五，事后监督的加强;第六，直接的关于审批权限的下放或取消;第七，其他(包括一些总体性的改革意见和行政审批新规则的出台)。

2013年全年，各地出台的和“简政放权”有关的文件，有三分之二都是关于取消、下放和调整审批项目的，有四分之一关于机构设置和政府改革的顶层设计，以及控制新增审批项目的通知等。

进入2014年，各地出台的“简政放权”文件，在类别上有了很大变化，涉及到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审批的大幅减少，工商登记、投资核准的数量增加明显。与投资体制改革相关的文件，占到全部文件总数的接近七分之一，相关文件都直接指向鼓励民间投资，这不仅是完善经济体制的要求，也有在经济下行条件下促投资、稳增长的短期考虑。

“简政放权”相关文件的地区差异

全国多数省份今年上半年出台的与“简政放权”有关的文件，都较此前更多。有5个省份今年上半年出台了4份以上的涉“简政放权”的文件，分别是安徽、浙江、甘肃、广西和海南。

也有部分省份出台的文件数量比去年下半年有所减少，其中北京、天津、山东等发达省份，属于在“简政放权”改革中步子迈得相对比较快的，所以去年下半年出台文件相对较多，今年出现了减少。而中西部省份在推进“简政放权”过程中，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有梯次推进的特点，有相对滞后的效应，因此去年出的文件较少，今年上半年步伐加快。

就出台文件的类型来看，内陆省份出台的文件和沿海省份有较为显著的差别。内陆省份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出台的文件主要集中在取消、下放审批权限方面，新疆、河南、山西更是所有文件都是关于审批权限取消和下放的。而沿海发达地区则不再单单聚焦于减少审批，而是突出对整个市场管理体系的整体调整，包括工商登记制度的简化，从“先证后照”向“先照后证”的改变，从事前审批管理转向事中事后监管的改革。投资体制的改革，主要是鼓励民间投资，简化投资审批、核准和报备程序，以更好发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作用。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出台的文件大多与这些制度调整有关。（“智谷趋势”研究员元淦恭、钟毅森、高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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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已成为今年上半年的热词之一，前有2月习总书记对京津冀一体化提的七点建议，后有4月底李克强总理南下重庆力推长江经济带，两者都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在新一届政府执政一年多以来，在国内至少形成了六大区域发展战略，构成了较完整的战略新版图。其中，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开场合提出的有“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而李克强总理负责重点阐释的是“长江流域经济带”、“东北-蒙东地区”以及“北部湾经济区”。这表明，习李两人重点主导的区域发展战略各有侧重。

习近平提出的三大战略具有明显的政治主导特征，也就是说，这三大战略既是经济战略，更是政治战略，政治意图比经济意图更强。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事关中国在亚欧大陆的总体战略布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关乎中国的海洋战略;“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也是典型的政治任务。李克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点阐释的三大战略，则关注经济与社会层面，注重在经济增长、就业保障上发挥重要作用。习李两人各有侧重，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国内经济发展和政治拓展的主要“抓手”，体现了中央“以点带面、以区域带整体”的战略思路。

笔者近年来在全国各地调研考察，在我看来，区域一体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级的就是基础设施一体化，即道路、水电气等硬件设施的联通;第二个阶段是产业一体化，区域内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产业选择等方面，需自觉差异化发展，避免恶性竞争;第三个阶段是公共服务一体化，即居民在区域内的任何城市看病、上学等民生待遇能够基本一致，无障碍自由流通。目前而言，长三角和珠三角基本进入了产业一体化的阶段，而京津冀、成渝等地，还处于基础设施一体化的阶段。

然而，要实现三大要素的一体化，需跨越两大障碍：一是地方行政壁垒，二是产业断层。

早在20世纪80年代，京津冀都市圈的区域协调工作就已经开展，区域协调过程中，不同时期关注的重点问题也在不断变化，但实质性的推进却不容乐观。30年过去了，京津冀三地的交通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在产业一体化方面却举步维艰，今年的重头戏就是把京津两地的产业、人口和城市功能向河北等地疏解。实际上就是以行政之力，去疏解高度市场化的人口和产业，难度可想而知。

与长三角相比，京津冀三地协作的难度很大。长三角虽然地跨江浙沪，但区域协作多由市场推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产业链条的前后向联系，所有参与主体都认同上海市的龙头地位，自觉地错位发展，更容易构建产业一体化的格局。

京津冀地区涉及的主体地位、层级更加复杂，其中首都北京地位尤其特殊，使区域间的协调难度增大。以北京与天津为例，两者之间既缺少民间经济互补的动力，又缺少官方协商机制，也曾出现过互争北方经济中心的事件，竞争多而协调少。某种程度而言，京津冀的关系，不是三方平起平坐的关系，而是涵盖了中央部委、北京市、天津市与河北省四方参与的关系。没有中央的参与和沟通，三地很难沟通协作，游戏失去了主角，结果就难以预料。但是，如果事事都需经中央政府协调才可合作，必然降低效率，失去发展的先机。

不仅如此，产业协作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程度来看，河北无疑是三地发展中最短的木板，从地域面积来看，河北地域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小，人均GDP却是三地最低的，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京津的40%左右;不仅如此，公共资源也相对薄弱。全国211大学，北京有26所、天津4所，河北仅1所。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北京已经是后工业化时期，天津则是工业化中期，河北则刚刚迈入工业化中期，产业梯度落差大, 存在明显的产业链断裂。从人均GDP、公共资源和发展阶段综合来看，京津和河北之间已经形成了极端的“核心-边缘结构”。

表格：京津冀三地差距对比(安邦城市战略组整理)

形成这样的经济格局，有历史沿革、地理区位、行政政策和市场推动等多种因素的叠加。除了由来已久的河北服务京津的发展定位，北京的首都优势、奥运会的举办、国家扶植天津滨海新区开发，这些重大的政策轮番出台，强化了资源要素向京津两地配置，促进了产业向京津集聚。最初的产业聚集形成以后，市场之手继续推波助澜，加剧了资本、人才、信息、原材料等优质资源，流向发达的京津地区，河北贫困的农村地区不但无法从市场中受益，反而被进一步剥夺了各种资源，加剧了贫困。京津两地核心区的市场需求，远远大于作为边缘区的河北，并成为它进一步吸纳人口、产业、积累资本和创新的重要来源，造成了京津冀地区的“虹吸效应”和“黑洞效应”。

“虹吸效应”和“黑洞效应”不断累积，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河北与京津两地的差距越来越大。资金、信息、技术、物资和人口纷纷向北京、天津两地聚集，京津两地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城市病缠身：重度雾霾、交通拥堵、时间成本和环境成本越来越高。两相叠加，使得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举步维艰。

然而，长江经济带面临的问题同样严峻。长江经济带涵盖11个省市，从发达的上海、江苏，到西部的四川、贵州，GDP占全国经济总量超过40%，承载了约6亿人口，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意义在于联通东部中部西部，实现内与外、西部和东南沿海、山区和沿海、工业和农业等多个领域的无缝对接。

随着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逐步深入推进，重庆、湖北、湖南等多地都提出了融入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新思路。例如，重庆提出要打造长江经济带西部中心枢纽，武汉提出要打造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支点和全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四川省已完成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阶段性研究工作，重庆市举办的长江经济带战略高峰论坛，为重庆的发展出谋划策。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行政壁垒和激烈的产业竞争。在长江经济带的9个省会城市中，大部分城市的主导产业都集中在汽车零部件制造、建材、重型机械、电子信息，重化工与钢铁产业尤其密集，目前长江沿岸有武钢、宝钢、攀钢、南钢、马钢五大钢铁基地，以及近十家炼油厂，化工企业达40万家左右，仅江苏境内就布局了8大临港化工区，化工企业超过10万家。

此外，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各种区域规划种类繁多，无形中使得优惠政策不优，争夺政策红利，加剧了竞争。由国务院批复的区域规划就有长三角、成渝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江苏沿海地区等，还有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和重庆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和长株潭的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级新区也大多布局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比如上海浦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新区和贵州贵安新区。可见，长江经济带并非与常规的区域规划一样，执着于要政策要土地指标，而是要发挥“串联效应”，对要素资源整合利用，减少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

要避免同质竞争，就需要错位发展。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有较大的差异，能在长江黄金带上基本形成一个资源带、一个旅游带和一个能源产业带，具有梯度开发错位发展的基础条件。因此，各地在产业选择上，尤其要避免重复建设，实现重构化发展、错位发展、错位竞争，才能产生总体的经济效应。

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都更加客观理性，尊重市场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把特大城市人口疏解，打造健康的城市格局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我们期待，这样好的开头，能够在各级地方政府层层落实，协调整合，跨越行政壁垒和产业断层。否则，再好的区域规划，可能沦为又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规划运动。（“智谷趋势”研究员元淦恭、钟毅森、高凯西）

本报告为安邦咨询工资制合伙人、高级研究员唐黎明博士专供大公网、新浪网。“安邦咨询”成立于1993年，是国内现存最早、最为著名的从事宏观经济与战略决策研究的民间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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