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钱理群。

　　北大教授钱理群卖房住进养老院，再次被舆论聚焦，上一次是因为他批评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位国内当前最有影响力之一的人文学者，就这样被卷入一场养老问题的讨论。

　　在舆论众声中，有两股声音最为响亮：一是悲叹，为钱老师膝下没有子女照料扼腕叹息，甚至有人觉得这是社会对这样一位影响力巨大的学者的亏欠；一为艳羡，房间100多平米，每月住宿费就要两万，“普通人学不来”“难以复制”。

　　悲叹与同情者，且收回眼泪。

　　目前看来，钱老在养老社区的生活很是自得。“不用操心琐事、集中精力写作”，每天看5张报纸，平均每天能写2000到3000字。对于一位以传道授业为志业、以文章著作名世的老人来说，这是莫大的轻松与舒适。而他在养老院中创作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馈赠给社会的精神财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这就是我的想法。”钱老虽然这样讲，但新闻并没有放过他。不过好在大多讨论并未聚焦钱老私人生活，而是借他人酒杯浇社会养老事业之块垒。相信钱老通达，也会体谅公众对他的善意“消费”。

　　人们对一个名人住进养老院如此关注，其实并不难解。往近处讲，这是国人养老观念中的芥蒂，社会发展如风如电，但观念的进化往往滞后。直到而今，尚有多少人把住养老院等同于“子女不孝”、“晚景凄凉”、“世道浇漓”。

　　往远处看，在老龄社会日渐逼近的压力之下，任何一个标志性“养老事件”都会得到充分乃至过分的解读。看到别人如何养老，人们都会反观自身，父母老了怎么办？自己老了又将如何？

　　有人借机检讨“以房养老”政策的实施，发现试点效果十分不理想。

　　截至2015年9月12日，以房养老项目5个月全国仅12户22人签约。严格来讲，钱老卖房养老与“以房养老”并不是同一码事。“以房养老”本质是以住房为抵押的保险，而钱老只是简单卖了个房。但对普通人来讲，以保险的形式慢慢地把房子花掉尚且难以接受，一下子卖掉房子去养老就更难以效仿了。

　　“养儿防老”、“把房子留给下一代”、视养老院为畏途，这些都是许多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讲，钱理群的爽快决断对大众是一个榜样。

　　房子终是身外之物，自己的晚年生活才是根本。与钱理群的选择一样，法学泰斗江平先生已经在养老院住了一年，而当初这是与老伴、女儿共同商量的决定。

　　知识分子对社会产生影响，本来就既有“言传”也有“身教”。钱理群、江平两位老先生对养老院的毅然选择，令人想起梁启超和西医的典故。

　　梁启超因小便出血住进协和医院，经医生建议切除右肾之后，却发现尿血症状反而加重了。一时间甚至传出“切错肾”的讹言。梁启超为了不影响西医在中国的推广，特意撰文为协和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钱理群、江平选择养老院，如果可以改变人们对养老院的传统观念，也算善事一桩。

　　可是有那么多的养老院让老人去吗？

　　（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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