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11月29日至11月30日将赴法国出席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开幕活动。这是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生效后，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世界气候大会。

　　专家认为，在这次大会上，各国终于做好了准备，希望能够在以往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官方内部人士向《新闻极客》透露，“这次各国首脑只参加开幕式，提供一个政治上的指导和推动力。”

20次大会多由发改委带队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1992年签订的，如今已有190余个缔约方。

　　自1995年至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缔约方每年在不同城市召开一次会议，此次在巴黎的气候变化大会已是第21届。

　　1992年6月，由时任总理李鹏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公约》。

　　《新闻极客》发现，此前历年的气候变化大会多由国家发改委的相关负责人带队。据上述内部人士介绍，气候大会级别惯常是部长一级的。“大会第二周是高级别会议，部长一级会议在国际上统称为高级别会议。”

　　2007年巴厘岛气候变化大会，由时任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带队出席。这一年，通过名为“巴厘路线图”的决议，中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

　　2008波兹南世界气候大会后，多届会议均由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解振华带队出席。

“哥本哈根大会前气候问题没那么热”

　　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时任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讲话。

　　乐施会气候变化与贫困团队经理王彬彬清楚地感受到，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气候问题和气候谈判都没有这么热，而且中国政府没有这么重视。”

　　哥本哈根谈判前后，围绕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交锋愈演愈烈。

　　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40%-45%，并把该指标纳入强制性的国民经济发展纲要中。

　　温家宝阐述中国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立场和主张。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向《新闻极客》介绍，当时因为“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条，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见非常不一致，“大家互相指责，这个问题非常纠结。我们更强调历史的排放的责任，但西方提当前排放情况，就卡在了这个地方。”

　　而在2011年的德班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即席发言，强烈批评西方国家拒不履行已经做出的各项承诺。

　　“到现在为止，有一些国家已经作出了承诺，但并没有落实承诺，并没有兑现承诺，并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讲大幅度率先减排，减了吗？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你提供了吗？讲了20年到现在并没有兑现。”

　　马军说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的几年，都是各国去弥合这个分歧，带有准备的性质的探讨。但这次时机已走向成熟，“这次的会议也是希望能够达成一致。”

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世界气候大会

　　这是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世界气候大会，此次大会的领导人阵容也是创纪录的。

　　法国方面称，美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普京等138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将出席会议。这比参与2009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85个以上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还要多出50余人。

　　上述内部人士告诉《新闻极客》，哥本哈根那次会议也很重要，当年9月份在纽约联合国还举行了另外一场峰会，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参加了。“年底大会，奥巴马、默克尔、萨科齐也都去了，自然我们也去。所以温家宝总理去的。”

　　马军告诉《新闻极客》：“哥本哈根那次也是期待特别高，所以各国与会人员级别也是非常高的。而在此后，各国都带有计划准备的性质，也就没有很高的级别去参加了。”直到这一次，会议希望能够达成一致。

　　该内部人士称，哥本哈根大会时协议的草案联合国已准备好，“但是到第二周会议时，各国国家元首把那个草案放在一边了，自己弄了一套东西，两套草案不好衔接，所以开的不是很顺畅，结果也一波三折，这次不存在这个问题。”    

　　该人士指的问题是国家领导人直接介入谈判。“这次各国首脑只参加开幕式，提供一个政治上的指导和推动力。”

　　马军觉得习近平的出席也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希望能够通过最高领导人参与去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一致，形成共同应对策略。”

　　王彬彬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对气候变化的重视。“不只是巴黎谈判，包括最近几个月非常密集的中美、中法、中英等与不同国家签订的一些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所以习主席参加这次会议是意料之中的。”

　　此外，王彬彬认为在会上通过一些建设性的表现，还可以树立大国形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外交策略之一。”

此次会议为什么那么重要？

　　这么多国家的领导人聚在一起，要商量什么？

　　王彬彬告诉《新闻极客》，“巴黎大会目标是要达成一份国际协议，这份协议将决定2020年以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层面的策略应该怎么走，这是主要的国际依据。这在国际气候治理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王彬彬介绍，国际气候治理中有的两个国际性的文件。一个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这个公约基础上，各个国家才走到一起坐下来启动联合国谈判。

　　而另一个就是在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在2005年生效，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具有法律效益的气候协议，而该协议在2020年后不再被执行。

　　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上，通过一份迈向公约的路线图，公约将首次把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置于单一法律架构下。而这份公约若如期于2015年批准，将自2020年起生效，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武器。

　　“所以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一年，也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大家特别重视。”该内部人士表示。

　　马军则认为“以往是做出一揽子带有强制性协议，去代替《京都议定书》，难度很大，这次各个国家和地区自主的设定减排目标。”马军说包括此次最后的协议，美国也明确的表示不能达成有明确法律约束性的条约性的协议，这样就比哥本哈根时要更容易成功。

　　而中美之间的气候变化协议也是能够推动达成共识的积极因素，马军认为这个特别重要：中美是谈判方最主要的两个国家，排放量占全球的范围也非常大，能够达成一致，特别是中国做出的一些积极承诺，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是有利的促进，这里可能涉及到之前一直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

　　（新闻极客 巴芮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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