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卫计委副主任廖新波被免 称不适应官场

感觉有些突然，我被提拔为巡视员，前后不到10天就成了。虽然这样的结果，应该是厅里大多数官员的一种归宿，虽然在退休前能有这样一个待遇，我应该心满意足的，但还是太快了。

领导找到我说：不兼党组成员了，不兼副主任了，这次晋升得到大家的认同，没有投诉，政审通过。就这么回事。

其实这是任命前的组织谈话，两位主管一起，是正常谈话，我对组织的以上谈话没有异议。

一开始我没有多想，服从组织安排嘛，但后来觉得是对我的一种否定。因为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我发现，只有我一个正巡不是党组成员，而几个副巡都是。这就相当于，副总理是常委，总理不是常委。我觉得对任何有事业心，有感情的人来说，都会有一种侮辱感，为什么在我广受好评，没有犯错之下，反而“暗降”了呢？当然我没有表态，只是一种闷闷不乐。

首先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不是通过开博争取政治资本，相反，正因为我不谙官场潜规则，才在网上“畅所欲言”。第一次触网，我只是和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密谈、私聊。当时大家认为：“你很有水平，很有专业精神。”就提议我开博，把我的观点拿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也觉和大家讨论很有意思，毕竟我的任务不是不是看多少病人，也不是为医院创多少利润，而是关注医疗的公平性，如何使大多数人看得起病和少生病。

如果给自己打，不跟别人比较，我认为我能拿70分。30分主要扣在，我有很多理想没有实现，有一些该努力的地方没有做到。比如说，没有与领导做一个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没有正式向领导提出我关于医改的政治主张和我的一些想法，可能导致了一些想法没有被实现。当然有些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一定是医改英雄。

我有两个遗憾，这确确实实是我的心里话。一个是“关于加快社会办医”政策文件的出台，再一个就是“医生多点执业”政策文件的出台。这两个文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也是改革最核心、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亲自草拟出来的两个文件，一个是30条，一个是21条，有关部门讨论后都认为它们具有学术性、专业性，也得到了医改办主要负责人的认可。我有些担心它们是否能出台。

我从来不拉关系。从院长到副厅长，从来不是靠关系，是靠一种实力。我对“官”也一直没有感兴趣过。去卫生厅从政，也是在没有人愿意来的情况下，我才有了这个“所谓”的机会。所以，我是倔也好，是自负也好，自尊也好，我从不太想主动要求什么。而且，我这两个文件在博客上都有全文，如果有一个真心实意，惜才的伯乐，肯定会叫我私下去解释，哪怕只是解读，也是对我的一种鼓励，但没有人这样做。所以要是真有伯乐，早就有了，我要是再去争取，反而会让别人觉得，我是为了保留两年的位置。两年一晃就过了，如果实现不了，遗憾就遗憾了，毕竟医改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首先，我对谁接替我，都是没有意见的，毕竟也不需要我操心。其次官场在同级之间，人人都不愿意交流。因为官场里面不像在学术场，学术场可以发生激烈的辩论、讨论，虽然面红耳赤，都会有一个科学判断。但在政治方面，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每个部长、副部长、厅长、副厅长，都有自己管辖的范围，都是站在自己部门的利益上去考虑问题，在一些厅务会议上，也都是谁大谁说话，而不是真理在说话。所以我和同级间也很难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不过在我旁听到我将不管医政处时，我主动与接任者“交班”过，我是有责任心的人。

也许是吧。我是医学出身，从事的又是病理专业研究，所以更多的是从专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习惯用这种科学的精神去研究疾病或者事物发展，是辩证的来思考。比如，我主要在研究为什么中国的医患关系与国外不同，同样是治病救人，不同的国度为什么有不同的结果。在牛津的论文，在哈佛的论文，我也都紧紧围绕着，政府的责任在思考问题。但这一种专业精神出现在官场里面，可能与现在传统的官场潜规则发生了一种冲突。官场就是要保持一致，凡事要思想一致，不管对错要统一口径。但其实医改也好，政府办医院也好，怎么能够离得开政府呢？

所谓的“官场潜规则”，就是不能如实地表达你的观点，欲要表达，迂回试探，观颜察色：话留八分，留三分必死无疑。

我有一个原则，不喜欢去评价我的同僚，不去评价我的领导，现在更没有到评论我的后任者的时候。因为我总觉得后来者居上，长江滔滔后浪总是推前浪。我总是希望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也许有人根据我所提出的问题，换一个方式会赢得领导的喜欢，从另一个角度去实现我的理想。

我不愿在离任之后，被说成碌碌无为，唯唯是诺。另外，我48岁到卫生厅，当时离退休还有12年，如果按正常计算我能跳多少级呢？无非是正厅级，正厅级有可能去副省吗？不可能，因为在厅里我都不是最小的年龄，我和正厅只相差3岁，所以正厅退了，我还有3年，我还有机会吗？我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何必不去大胆地表示自己的政治主张呢？

怎么说呢，体制这种东西其实最害人，害死人，它让人没有一种专业精神，没有政治抱负和实现党和国家交给你任务的责任心。医改的新方案提出非常重要，也非常理想，但为什么各地都执行不下去呢？因为大家都是上面怎么说，底下就跟着说，上面的文件怎样写，我们就怎么写。上面不说问题的存在，大家就谁也不说。比如虚高药价，谁也不说原因在那里，但不就在发改委么？因为现在价格没有开放啊，结果我说了，有些人就跳起来，说“体制内的人就不要说体制外的话”。

“把事情摊开来”绝对有帮助。比如说，看病难、看病贵，现在民众就认为，政府给了医院这么多钱，医院怎么还总是缺德，去赚钱呢？哎，这就是很不理解，不仅在民众，一些非医疗界的官员，甚至高级官员都这样认为。其实政府是没有多少钱投给公立医院的，公立医院也是在市场上奔跑的。我就是想告诉大家，医生的劳动价值，现在正是通过“以药养医”来体现的，如果取消以药养医不给任何的补助，那么医院肯定要垮台。这样沟通以后，大家就明白了。如果医院不赚钱，就不会有发展。然后也会思考，为什么没有一个地方建立一个有效的补偿制度，这种趋利行为该如何解决，责任到底在哪里？

这个观点也有很多人问我。其实就像《皇帝的新装》，不管有没有那个孩子，穿没穿衣服都是事实。如果我们只说，‘医改成功啦，成功啦，欢呼啊’，而没有获得基层和民众真实的感受，那只会埋下更大的隐患。因为真的是那么回事吗？有了保障网了，很多人却觉得看病比以前更贵了，人们终究会醒来，所以那些不说真话的“大人”，才是不稳定的因素。我是希望让大家认识到，医改的难处和艰巨性。很早也有人说过，我是《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孩子。

我觉得也不是。你看我的人脉，我的人格魅力，我的影响力，都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可。我不是自吹自擂，很多官员都很赞赏我，当然不在位的是多一些。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利益关系了，他会觉得，我的话还是真的。

我不是官场老手，也没有研究这种官场的心态。但总觉得好像每人都有一块自留地，谁也不愿意跨过自己的地，去耕人家的地。比如说到职工资助，就要说道财政投入，那肯定就得罪支付部门，得罪管财的省长。比如说到人事制度，为什么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还有一个编制，这也要得罪省里管人事的领导。但实际上，这是为谁好，管卫生的省长会暗暗叫好，管医疗的，我们的厅长肯定是暗暗高兴，但他不可能明目张胆，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的廖厅长说的很对’他能这样说吗，作为第一把手，他更要估计其他部门的利益，要博弈。

如果是一把手，我会这样肆无忌惮的表达观点吗？我想可能不会，我会主动和我的部下去沟通，但不会去和同级沟通。因为我有权，我有决定力，我有领导力。我跟同僚谈话图个啥呢，你要关心我的观点。网络上报纸上到处都有，我一直都是一个开放的人，是一个没有“门”的人，通过网络公共平台，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我的思想领地。

中国的排位很有意思，重要的和有权力的部门排在前，有关系的和任职年限长的排在前，而不是根据国家利益、国民切身利益和部门任务重要程度排序。所以，我不希望第二个“廖新波”在卫生厅，因为卫生部门太弱小了，没有决定权。至少他要在财政厅这个位置上，去说服省领导，如何去规划投入，如果这个位置不行，还要是上一层的主管财务的副省长。当然，到了卫生部有没有能力呢，我想会对系统有影响，但是对系统外的依然没有作用。所以，合适的“廖新波”应该是在管财的副总理这个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