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多事之秋，几乎每天睁开眼睛都会有新闻发生。今天，我看到的第一条新闻是79岁的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因病去世。
恍惚之间，有些难以回神，一年半之前他接受过我的采访，当时身体还很硬朗。
那是2013年年初，我印象中北京最严重的一个雾霾天，交通拥堵，五号线等了三趟才挤了上去。采访约在北京万寿路附近的一幢普通大楼里，杨台一身朴素的着装，黑色的外套和裤子，拎着一个简单的黑色公文包。他的办公室不是很大，一张办公桌和一个短沙发就占据了大部分的面积，晨光照进屋子里，白色墙面有些斑驳。
当日的采访，围绕的是杂志新策划的封面报道，临近年关，我们打算做春晚。上世纪90年代初的春晚，在历史上承前启后，时任台长杨伟光一定是个重要的人物。
如果没有1985年春晚的失误，杨伟光可能不会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至央视。
那一年，已经是第三次执导春晚的黄一鹤把舞台搬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从小舞台到大场馆，由于当时的直播能力没有跟上，这一创新遭到了观众的批评。据说，从春晚次日。央视就开始收到大量的批评信，春晚这一新生的宠儿突然之间成为了众矢之的。为此，当年3月2日央视在《新闻联播》里专门向全国观众道歉，表示：“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广电部的领导则认为这届春晚的失败是因为把关不严，组织决定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空降”一位副台长去央视，广电部党组选择了杨伟光。
1985年，广播电台的境况好过电视台，49岁的杨伟光并不情愿去电视台，在堵了艾知生(时任广电部部长)的门却被告知“已经定了”之后，他收起了不情愿，辞别电台同事做了央视的副台长，“自己是个党员，不能讲价钱，已经定了就去了”。
6年后的1991年，他正式执掌央视帅印，在任近10年被一些专家与央视内部人员认为是“央视最辉煌的十年”。他力主新闻立台，由此出现了《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与此同时，这十年也是中国春晚从80年代的精神解放转向文化消费，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色彩的繁荣期，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始被赋予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无论是新闻栏目抑或是春晚，杨伟光的角色一直是个“把关人”，这暗合了他早年被指派到央视的“原因”。
14年后，杨伟光“功德圆满”地离开了央视，没离开的是一份电视情怀。
情怀是一个不可以被随便使用的词汇，如果没有行动，就成为笑话。他的行动是退休，但不赋闲，写回忆录、拍电视剧、开影视公司，始终保持着工作状态。去采访的那天，他参与策划制作的神话电视剧《妈祖》，正在央八热播，创造了央八2013年开年大剧的最高收视率，那一年他78岁。
在杨伟光任内，对于春晚，他一直都说自己只是在最后审查时“看一下”，具体的总指挥是洪民生。但对于春晚，杨伟光所扮演的角色，显然不仅仅是“看一下”而已。
进入90年代，观众对于春晚，胃口已是越来越刁钻。为了弄点新意出来，总导演们也是用尽浑身解数。记忆里，央视除了举办春节联欢晚会还举办春节戏曲晚会和春节歌舞晚会，除北京之外在上海和西安举办分会场都出现在那个阶段。当然，观众依旧不满意，“他们认为分不清楚哪个节目是在哪个场地，创新还是要从根本上进行”。
杨伟光说的创新，指向了春晚总导演。1993年之前，春晚的总导演由央视有关领导指定。在他任内，央视决定取消直接指定总导演，对春晚导演实行招标，文艺部和台里搞文艺的导演都可以参加招标。招标的时候，部里的领导、台里的领导都要去听、去讨论，以中标的导演为主，把其他人的好点子都吸收进去。
第一届胜出的是张子扬，杨伟光对他寄予厚望。 那一年的春晚实现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电视节目与中央电视台春晚节目的对传，还在舞美设计上营造了两层包厢式的立体场景，改变了以往台上台下、平面相向的现场图景，“这是子扬的一个创新。但是，从节目本身上看，特别精彩的还是不足”。
对于总导演们，杨伟光表现得很宽容，对于春晚本身，他也并不算最严厉的“把关人”。在他看来， 90年代的央视已经转型成为真正的国家电视台，所以央视春晚一方面要考虑观众的意见，不能完全市场化；另一方面，春晚应该是一场文艺的盛宴，但是也要讲政治，具体说来，“晚会只求要有自己的主题，要反映那一年中国发生的大事，用文艺形式表现。”只是，尽管他一直说新闻里的政治和文艺里的政治不同，但一些宏大的口号式内容还是出现在了春晚里。
1997年，是中国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这一年，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许多事都在那年春晚里有所表现。据说，当届春晚，董文华要演唱的歌曲本来是反映香港回归的《归航》，但被杨伟光临时改成《春天的故事》，不久之后小平同志就去世了，很多人认为杨伟光实在是“有预见性”和“政治觉悟”。
杨伟光否认了这样的猜测，尽管当时已经知道小平同志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但临时改歌却是因为在1997年1月1日，央视一套播出了文献片《邓小平》，主题曲就是《春天的故事》，所以台里才决定在春晚上有所体现。
对于自己任内的春晚，杨伟光最满意的98年的春晚，由他最欣赏的春晚导演孟欣执导。最满意的背后是付出极大辛苦。
当时为了创新，央视有同志提出建一新的演播厅，因为原先1000平米的一号厅紧挨着4个圆楼的一块空地，可以扩成1800平米。杨伟光同意了，但广电部没有批，于是杨伟光把电话打到了当时北京市市委书记贾庆林的办公室。很快，贾庆林就指定了一个市长助理专门负责此事，当天下午央视也开了一个协调会，公安、建设公司、消防的人全部找来，一起看了现场，直接越过了审批。仅仅用了86天，1800平米的演播室就建好了。“效果很好，春晚直播时，摄像机的长臂一摇，感觉场面大，很大气。”
杨伟光之于春晚，看上去是最后一个把关人，但实际上，他不能决定的事情也有很多。在春晚的“审查”制度里，他也有自己的无奈、
早年的春晚审查，基本上是随时随地进行。春晚导演组一般提前半年就开始组织节目，首先由分导演向总导演汇报确定哪个节目要上哪个不上，上的要怎么改。总导演通过后，在春晚开始前的一个月内，会把认为可以的节目集中起来先请分管文艺的副台长看，他通过了，再由其他有关台领导审看。杨伟光的审看在最早期通常都没有具体时间。“每年春晚开始前的一个月，我经常都被叫去看节目，语言类节目审核次数会比较多，歌舞类节目一般安排得比较靠后。”
所有的节目里，杨伟光最想去掉的是组歌，就是一人唱一句的形式。“一人唱一句，观众其实感受不到这首歌真正的动听，可能都未必会注意谁唱了。但是拿不掉，因为有人积极推荐，需要安排”，而有些推荐是无法也不敢拒绝的。
除了想要拿掉的节目，杨伟光也曾力保过许多节目。比如1998年春晚上的《相约九八》，现在想来那是传唱度在当届春晚上最广泛的一首歌曲，但鲜少有人知道，如果没有杨伟光，这歌曲的命运会如何。
《相约九八》的表演者是那英和王菲，歌曲和舞台效果在审查时都顺利通过。但是，快到春晚的时候，那英有天晚上打电话给杨伟光，说歌曲被拿下了。询问后才知道原因可能是王菲在97年时曾带了一首歌来春晚，但有些词被要求改，王菲的经纪人没有同意。所以，这届春晚就打算拒绝王菲。“我没同意，觉得这个节目很好，应该上，播出后《相约九八》的确传唱度很广。”
对于演员，杨伟光的另一贡献是在任时要求春晚和每个演员签约、给演出费用。彼时，制片人和导演组都觉得好笑，说春晚谁都想上给钱做什么，千金难上春晚的人有的是。但在杨伟光看来，“给多给少双方可以商量，你们来定，但一定要给，不给钱，就可能有版权官司。更重要的是，如果不给钱、不签合同，央视对春晚就没有版权。重播都会有争议。”
因为选题的角度，我对这位老人的采访大多都集中在春晚上。临别时，他送给我三本书，书里详尽叙述了他与央视新闻改革的千丝万缕，那该是他职业履历里最华彩的一章。但从春晚窥老人的台长生涯，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也不在少数。
作别时，摄影记者请杨台站在书桌后的白墙前面，阳光洒在他身上，他配合着拍了多张照片，光影变幻处是一张平和的面容。采访结束，他起身相送到电梯口，我有些感动。
但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再一次写下他的名字时，他已在天堂。
(采写：彭波 原《中国周刊》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