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警卫老兵：国庆就是全家搓一顿

　　说起年轻时的风采，红光满面、眉毛发白的杨宝生神采奕奕，逻辑清晰，时间、地点乃至人员数量张口就来，说到兴奋处甚至还能手舞足蹈。

　　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为坐标，那一年他15岁，站岗执勤，专盯“地富反坏右”；8年后，他23岁，站在队伍最前面，代表全国公安部队以军旗手身份受阅；65年后，他80岁，和老伴一起在家等待儿女放假，全家8口搓一顿“本帮菜”，他请客。

　　和那些名留史册的名字不同，杨宝生是一位很平凡的见证者。在别人眼中，国庆意味着盛大的仪式、天安门的花坛、一个慵懒的假期。在杨宝生眼中，国庆是一次次的警卫任务，每个国庆意味着他的“军龄”又增加了一年。

　　开国大典那天，有4000兵力部署在会场外围，负责社会面的管控。在珠市口大街与前门大街交汇处的西北角，有一个站岗执勤的小孩，那就是杨宝生。

　　杨宝生是执勤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

　　“延续战胜时期的做法，便于负伤后的处理，参军第一件事是剃光头。我第一个坐上板凳剃头，过了几天就成了副班长。”80岁的杨宝生突然站起来，在膝盖处比划了一下：“当时给我做了两套灰色的军装，二尺八，上衣到这。”老人手舞足蹈，回忆着那个留着光头、穿着灰大褂的“小武警”杨宝生。

　　“我们的任务是防止个别反革命的破坏。”杨宝生说，这个破坏主要来自外来潜入的敌人和就地没有接受改造的“地富反坏右”。

　　当时负责领导保卫开国大典的总队长吕展在部署兵力时要求政治保卫队严密监视控制对象，“如有不轨，坚决处理。”

　　幸运的是，杨宝生一个“地富反坏右”都没发现过。

　　杨宝生收集了很多关于国庆警卫任务的资料，因为他没有亲眼见到开国大典会场里的场景。这已经成为他最大的遗憾。

　　“这是我的老领导，早已去世了。”他拿出署名骆骥的一篇文章，1949年，骆骥任平津纠察总队第一大队副政治委员，负责会场内的警卫。

　　骆骥在回忆开国大典的文章里，描绘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盛况：男女老少穿着节日新装，手持红旗、敲锣打鼓，有组织地向各制定路线开进。从北新桥、东四北大街，一直到东单市场位置，摆成一条条长龙。

　　电台里不停播放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当《解放军进行曲》奏响时，朱德总司令员乘上检阅车，从金水桥开出，沿着东长安街向东方向开去，行至东单折回，中间停下，向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报告。

　　骆骥的文章中，还记录了几位中央领导人的谈笑。

　　开国大典时，受检阅的部队有步兵、年轻的空军和海军、炮兵和高射炮兵等。“当时检阅台上朱德说：‘我们这些大炮、坦克、飞机，要感谢这位蒋委员长的功劳啊！’周总理说：‘蒋委员长是个好运输大队长！’刘少奇说：‘他跑到台湾去了，现在失业了！’毛主席说：‘他失业了，我们自己造嘛！’周围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在杨宝生的眼中，开国大典是这样的：坦克一辆接一辆从他的面前驶过，他就是一个小钉子，钉在珠市口大街西北角岗位上。

　　他闭上眼，掐着指头冥想了一会，“从我眼前一共过了16辆坦克。”

　　这不是杨宝生第一次看见坦克。

　　1934年，杨宝生出生在北平。这一年，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在长春当上了“满洲国”的康德皇帝；红军长征开始。15岁时，杨宝生爬上地安门的城楼，看见了解放军的坦克、大炮和雄赳赳的战士。也正是这一年，北平解放。

　　有个穿军装的老总问杨宝生的同学：“小鬼，你干什么的？”小鬼说：“上学上不了了，初中。”同学参了军，给杨宝生写信：“这儿需要小知识分子。”4月，杨宝生便到位于通州的北平市军官委东北区分会参军入伍。

　　说到这，老人又兴奋起来。有一天，突然通知我们——进北京，警卫中央，警卫毛主席。

　　进北京的第一站，他们驻扎在南锣鼓巷和地安门外大街之间的帽儿胡同。于此，成立了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公安总队，这是武警北京一总队的前身。自此，杨宝生成为公安部队的一员，担任起保卫中央、保卫首都、保卫毛主席的重任。

　　1957年国庆阅兵式，可能是杨宝生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刻了。

　　23岁，身高一米七四，头戴大檐帽，代表全国公安，擎旗受阅。这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仅有的一张训练时举旗子的照片，他翻洗了数次，挂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

　　这是他第一次在国庆典礼时步入天安门广场，“但还是什么都没看见。”杨宝生手指着斜前方45度角，一瞬间眼睛都发光了，“到华表那，一声‘正步走’，眼睛就看着这个角度，谁也不能往主席台上瞄。”

　　从开国大典到十年大庆，一共举办了11次国庆阅兵，杨宝生参加了7次警卫工作和一次受阅。

　　1959年，作为国庆献礼工程，十大建筑围绕着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拔地而起。此时的杨宝生已经是总队长吕展最得力的参谋，吕展仍组织保卫十周年大庆，杨宝生则在更大更雄伟的天安门广场的指挥所里，指挥东区兵力。

　　杨宝生并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警卫国庆大典。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现实则是，从1960年开始，由于文革等原因，连续24年没有举行国庆阅兵。

　　在第二个十年大庆到来之前，吕展被隔离审查，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杨宝生也逐渐疏离了工作，挂起了闲职。1967年，杨宝生因病到承德疗养，直至文革结束。此时，杨宝生才32岁。

　　这个年纪赋闲，多少该有些不得志的苦闷，但是回忆起年轻时，老人记忆中都是美好的，“医院护士的号发到我这，问我多大，我说32了，人家都不信，说‘你哪像30多的啊，看着真年轻。’”

　　文革被关押8年后，吕展得到平反。当年为开国大典进行兵力部署的将军，已经“脚趾甲快长到脚心了，脑门上长了个瘤，造成双眼失明。”

　　说到这，杨宝生幽幽的说：“很多人都说，要不是文革，吕展就该是全国公安的头了。”

　　文革结束后，杨宝生一直赋闲，以副团级参谋离休。再恢复国庆阅兵，是1984年的35周年国庆。杨宝生第一次坐在家里，从电视机里看见国庆阅兵式的全程。

　　他已经50岁了，老伴儿坐在身边，“很感慨。”——问及感受，就这一句话。这一年群众游行的队伍中，北京大学学生自发打出了口号标语——小平您好。

　　1999年和2009年，分别举行了国庆50周年和60周年大典。杨宝生都是和老伴儿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阅兵式。

　　国庆节曾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现在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今年是国庆65周年，按照“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原则，今年将不举办阅兵式。不过，今年长安街及金水桥的护栏，全部换装成金色莲花图案的护栏，一切只为等待第65个国庆节。

　　杨宝生在等待儿女们放假回家，55岁后，杨宝生得了几次重病，脑梗、心梗、动脉瘤。身体不好，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美食。

　　如今，对杨宝生来说，国庆节最大的意义就是，儿女们可以放假、回家。女儿、姑爷、孙辈，再加上老两口，一家八口“搓一顿”。他请客。

　　杨宝生美滋滋地说：“我的退休金有9000多呢！”

　　(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