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兄妹4人喝下农药后,14岁的小刚推开二楼的窗,跳下。
30米外的邻居老张,在家听到“砰”的一声,“像西瓜摔在水泥地上”。
村民们打着手电跑过去,小刚侧趴在家门口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嘴里分泌物流了一地,没有血。
“有娃儿跳楼了!”
6月9日深夜,事情很快传遍了贵州毕节最偏远的茨竹村。
警察和村民们撬开反锁的门,冲进屋子,是一股刺鼻的农药味。
为时已晚。
小刚、小秀、小玉、小味,四个相依为命的兄妹,最大的14岁,最小的仅5岁。他们以喝农药的方式,结束了人生。
“这死来得太突然”
没有人想到4兄妹会自杀。
当小刚从楼上跳下,村民们聚集在门口,喊人开门无人应答时,仍有村民觉得“不开门很正常。”
用村民的话说,“这四个孩子太孤僻。”他们常把自己反锁在家里,谁喊门都不理。
与世隔绝。
6月9日下午6点多,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距4兄妹家30米外的房顶上,正在干活的老张看到4兄妹没有上学,在三楼阳台上玩耍。
这是4个孩子生前最后一次进入村民的视线。
傍晚,哥哥小刚给三个妹妹做了最后的晚餐:酸菜叶子汤,配上玉米饭。村民们告诉《新闻极客》,这基本上是四兄妹的“固定菜单”。
当晚11时30分,老张听到重物坠地的声音,出门发现小刚在地上一动不动,嘴里的分泌物流了一地。
山村的夜太黑,村民们打着手电聚集而来,有村民报警。因为不敢移动小刚,村民们只能守着他,轻声叫着他的名字,但小刚没有声音。
此时,二楼窗户传来一声轻微的“哥”。
村民们循声望去,一个孩子趴在窗户上,看着地上的小刚。有村民问:是你把哥哥抽下来的?小女孩虚弱的摇了摇头。几分钟后,人从窗户上滑了下去。
这让村民们的心中稍安,“当时觉得可能妹妹们没事。”
凌晨,警察赶来,村民们撬开反锁的门,边喊名字边冲进去。这其中包括四兄妹的大奶奶。
四兄妹的大奶奶刘秀(化名)告诉《新闻极客》,“黑咕隆咚的,打着手电,一楼没发现孩子,就赶紧上二楼。”
一到二楼,是一股刺鼻的农药味道,一个农药瓶子滚在一边。“三个女娃儿躺在地上,横七竖八的,地上好几摊吐的东西。”刘秀张开双手,比划着脸盆大的一个范围,“就这么大好几摊,吐的全是玉米糊。”
两个稍大的妹妹已经没有了呼吸,最小的那个,手还能动。村民赶紧将孩子送到山下医院,也抢救无效死亡。
在那个充斥着农药味道的房间里,村民们发现,孩子们的作业本和课本已被烧毁。在家里,他们还找到一千多斤玉米和五十多斤腊肉。后院的猪栏里,还有两头快两百斤的猪。
“这死来得太突然。”四兄妹的二爷爷张仕贵说。
被抛弃的四兄妹
四兄妹的家庭,支离破碎。
这是一个典型的贫困贵州山村。从毕节市区出发,要走将近150公里的山路,弯弯绕绕,不时有突兀的大石伸出在路上,两边的山像要压倒在身上。
没有水田,种不了大米,当地村民靠种玉米为生,一年种一茬,每斤卖一块五毛钱。种地不赚钱,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四兄妹的父母张方其和任希芬亦是如此。
二爷爷张仕贵说,孩子父母十多年前结婚,在村里生下大儿子小刚,“当时穷得都没有办酒。”2006年,父母带着5岁的小刚,南下海南去砖厂打工,在海南又相继生下三个妹妹。
没人知道4兄妹在海南过着怎样的生活。
2012年,赶上新农村建设,建楼村里补贴一万。夫妻俩带着4兄妹回家,用6年攒下的“十来万”建了二层小楼。村干部说,当时张方其到村里,主动交了9900块的超生费。
从此,4个孩子进入村民的视线。
多位村民告诉《新闻极客》,任希芬脾气差,有家庭暴力倾向。她多次打骂孩子,有一次甚至把小刚的耳朵撕裂,而在2012年6月,小刚离家出走十几天,十多个村民找了两三天才找到他,母亲任希芬罚他脱光衣服,在太阳底下暴晒两小时,“都晒脱了皮”。
夫妻间的争执,也在4兄妹眼前频繁上演。
最严重的一次,是2013年。因怀疑妻子出轨,张方其与妻子先是吵架,继而大打出手,“把任希芬打得住进了乡卫生院。”
经历了这些的小刚,从没被人发现哭过。
多位村民表示,他们从未见过小刚哭泣。他们觉得,这个孩子的眼神里有着同龄孩子没有的冷漠与痛苦,“别人叫他,他要么就嗯一声算是回答,要么根本就不理。”
此后,任希芬离家出走。虽与丈夫并未办离婚手续,但有村民说她已改嫁,且育有一女。
四兄妹的家庭彻底破碎。
父亲继续外出打工,母亲出走,爷爷奶奶20多年前去世,外公外婆离这边远,“几乎从不来照看孩子”。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村民发现4兄妹越来越孤僻。姑姑张方友说,2013年她去看孩子,小刚还会主动叫她姑姑,再后来就不叫了。
更多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亲戚们来敲门,也不开门。
他们逐渐被村民淡忘了。“也没觉得会出什么事,反正他们在村里也不搞破坏,后来去管他们的人也少了,主要是管不了。”
死亡之谜
四兄妹服农药的原因,如同一个谜,村里无人能够解开。
村民们普遍认为,可能与他们没有朋友有关。
兄妹四人相依为命。“老大小刚只在自己妹妹面前嬉笑、打闹,跟外人都非常冷漠。”四兄妹的姑姑说。
三个妹妹是小刚的“朋友”,小刚是三个妹妹的“父亲”。
2015年3月,父亲离家去广州打工,照顾家的责任甩到了14岁的小刚身上:才上小学六年级的他,必须学会煮饭、煮面、买菜、洗衣服、喂猪,以及照顾三个妹妹。
二爷爷张仕贵描述小刚的生活:早上五六点起床,喂猪,给三个妹妹做早饭,最小5岁的妹妹还得喂,吃完饭要洗碗,然后步行走3里路去上学,一直到晚上6点放学,回家继续给妹妹们做晚饭,还要写作业。
即便如此,小刚仍能保持中等的学习成绩。老师说,“小刚的分数经常在60到80之间,不算最好,但也不算最差。”
在班上,小刚依然是4兄妹里最冷漠的一个,“四个兄妹性格都很内向,不喜欢跟人说话,以小刚来说,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他都一言不发。”
2015年4月20日前后,小刚就不去上学了。没人知道原因。接着,妹妹们也不去上学了。
老师、亲戚多次去家里劝,小刚连门都不开。
开始,小刚还让妹妹去学校请假,后来,连假也不请了。
他们也几乎从不去别的村民或亲戚家中。姑姑张方友说,“几个娃儿太自卑,觉得自己跟别的娃儿不一样,不敢去别的家庭里。”
今年3月,张方其离家之前,交给小刚一张银行卡,每个月父亲会往卡里打生活费。4月份,父亲打了700元到卡里,第二天就被四兄妹全部取出。
多名村民曾看见,小刚给妹妹钱,让妹妹去村里小卖部买零食吃。
到了5月,四兄妹的孤独生活到了极致,“村里都没怎么见过他们了,仿佛消失了一样,只有晚上看到他们屋里头亮起了灯,才知道他们在。”
很少有人进过四兄妹的家,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直到他们喝农药自杀,家门被撬开。
布满灰尘的三个箱子堆在窗台,床上,被子床单混在一起,散发出很久没洗的味道,桌脚下,是被烧过的小学课本和作业本。
另一个房间里,放着一台褪色的磨粉机,墙边的长凳少了一只脚,长长短短的裤子挂在室内能挂的地方。
房间中央,两条麻绳和一个木板被制成了一个秋千。
家中还有张方其的一个存折,上面是他为孩子留下的3468元。
(新闻极客 临安 贵州毕节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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