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极客》: 计划生育政策出台时的大背景是什么？

田雪原: 政策当然是针对问题来的。
新中国成立，最早一部分人提出中国要节制生育，后来出现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社会学派的节制主义，中国老一代领导人也提出要节制人口。
都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劳动力过剩，解决不了就业、穿衣吃饭、发展等问题，因此要控制人口增长。
50到70年代，吃饭要粮票，买东西要工业券，短缺经济，过剩人口。
就业也是，不能满足充分就业。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是反着历史发展运动。
现代化要工业发达，所以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要控制人口增长。因此我觉得当年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三中全会以前，相反的东西甭想发表，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时候我才把给马寅初翻案的文章拿去发表。对过去的错误进行清算，影响比较大。
从这里引入，到1980年，中央座谈会才提出来，提倡生育一个孩子。

《新闻极客》: 从1980 年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到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不到两年时间，公开信就变成了基本国策，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田雪原: 不是公开信变成基本国策，是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叫了基本国策。
其实内容还是原来的。你可以讲执行力度大了，但政策还是这个政策。
从政策上讲，始终都是反对强迫命令的。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时有发生的，凡是提出什么东西都是有针对性的。
公开信本身过去就没有的。有什么事情你见过中共中央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的公开信的么？这已经就是表明中央对这个事情是重视的。

《新闻极客》: 政策制定中有没有意见分歧？是否存在博弈的过程？

田雪原: 1980年3月到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
前两次讨论今后二十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政策，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遇到哪些问题，如何应对等。
到第四次会议时，带有总结性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将撰写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的任务，压到我头上。
最后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20多人出席，讨论报告稿并进一步修改。
座谈会上发言的人，异口同声的说：“中国人口太多了，住房困难，生活必需品紧张……”在座谈会召开前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李先念，先后提出要求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并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实行鼓励，如优先安排工作等。
对于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对不对？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有不置可否者。我是赞成者。但我向来不赞成“生育一个孩子就是好”的说法。

《新闻极客》: 你是政策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怎么还会不赞成“只生一个孩子好”？

田雪原: 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我向来不认为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提倡生一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中国要大力控制人口增长，情况在那儿摆着呢。经济要发展，人口下来一点才能比较平衡，因此我认为当时这样做是应该的。
我赞成不赞成？还是赞成了，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比较快的办法。我们要是有其他办法，就不一定选择这个。
但是有其他的办法么？经济上调控可以关停并转，人口（调控）总不能让一部分人先死了。
控制人口只能在出生率上做文章，其他的没法做文章。控制生育率，提倡生育一个，是一个办法，然而我不赞成这就是最好的办法。

《新闻极客》: 不是最好的办法？

田雪原: 不是最好办法的含义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中国讲有所得必有所失，这是普遍真理。 这种决策的负面影响是什么，会不会引起智商下降、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人口性别比失衡？会不会出现四二一家庭结构？这肯定是会的，而且不容忽视。
如果单纯为了控制人口，越少越好，那这些问题就会严重。
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提倡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如果时间很短，搞三年五载，可以，但效果会被慢慢抹平；搞长了，五十年、八十年，甚至有人提出来中国搞一个“无婴年”，那是不行的。
最后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既非权宜之计，也非永久之计，而是一定时间。就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二十五年左右，不超过三十年的时间。
把这一代人控制住以后，下一代再做父母人口数量就下来了，这样一代一代下去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了。

《新闻极客》: 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衡，劳动力不足等这些当初预料到的问题，现在已经显现的很突出了，你想到有这么严重吗？

田雪原: 如果按照当初预定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十年，问题不会太严重。
到了一代人之后，政策应该改变，认知这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及时转变，不按照当时的既定方针去办，这个问题就不好了。
当初参加中央座谈会的人并不多，一共63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政府主导部门有一些，相关部门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卫生部门、计生部门相关的，部长副部长参加会议比较多。 我当时年纪最小，后来这些人陆续不在，或是年纪太大，从位子上退下来了。
这个事情别人知道的并不多，到了二十五年、三十年没人出来讲，政策依然故我，还是这么走着，这时候我看不行。怎么办？公开。
所以我在2009年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其中在第三部分“当前的选择”中就提到，当时我们已经处于稳定低生育水平至人口零增长，同时注重人口素质提高和结构调整。
为此，应制定包括人口自身变动、人口与发展在内的全面发展的人口政策，逐步实现由人口数量控制为主向数量控制与质量提高、结构调整并重转变，最终过渡到以质量提高和结构调整为主的人口政策。
2014年单独二孩放开，是又过了五年。
我那里面提出三条，第一叫双独生二，基本做到，第二叫一独生二，第三叫限三生二。
现在提出了快六年了，还要不要限三呢？限三都不一定了，应该普遍可以生育两个。

《新闻极客》: 这个时间点在此前没有被放大？

田雪原: 这个时间点当时是写在报告里了。
我受命以个人名义撰写的《附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是今后二三十年，主要是20世纪内的事情，进入21世纪以后生育率应该做出适当的调整，以避免人口年龄结构过度老龄化，超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能力。
但当时重点是控制人口增长，不一定把这些东西都摆明，怕你冲淡他。

《新闻极客》: 说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但实际上影响的是两代人。被控制住的这一代人他们的养老问题，以及下一代是否还愿意多生都是有影响的。

田雪原: 控制一代人生育率，可以有效控制人口的代际增长，同时带来的一些问题又不至于过于严重。
比如老龄化，搞一代人，下一代就可以生两个了，甚至还要多一点，老龄化到下边收了一点，到后边又逐渐放开，这样金字塔不会倒立过来。
还有劳动力，这一代可能少一点，中国不是劳动力过剩么，少一点有利于就业。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容量可以大一点，劳动力也不至于下降的很多，甚至可能回升，带来的副作用不至于很严重。
两害取其轻，两利取其重。
老龄化，当初就认为这个问题肯定要出现并且做了预测，现在可以说基本在原来的预料当中。不过我认为当时对老龄化问题的阐发还不够深入。
继续生育政策不变，问题就会很严重。劳动力供给成了问题，社会负担成了问题，整个社会节奏、活力出了问题，对经济发展也不利，这应该避免。
我不赞成人口生育率下降是政策的结果。
光政策就行了么？那不行，得有一定基础，社会经济发展进步，观念、教育这些方面才是基础，在这些基础上政策才发挥作用。
但我也不赞成否定，说政策没有作用，生育率下降是完全自然而然的结果，也不是这样的。
经济发展，孩子的成本—效益不一样了。叫你生育三个四个，行么？

《新闻极客》: 人口增长变慢，社会发展很快，是不是良性趋势？

田雪原: 孩子的成本—效益决定，经济越发展，培养一个孩子需要的成本越高。
农村过去流传：“一只羊得赶，一群羊也是放；添人不添菜，只是加双筷。”贫困出人口，这是规律。
但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现在在北京市有个孩子，你不让他上学，能么？将来怎么办？要考大学、研究生、出国留学，只有这样将来才能够有出息，有高收入，活的有尊严有质量，（培养）一个孩子成本太高了。
但是孩子带给你的效益怎么样？现在的城市里面，有多少人靠子女养老？效益越来越低。
人们生孩子谁也没计算过我这孩子成本—效益怎样，但并不等于就不管。老做赔本的买卖干什么，所以自动就不干了。
现在还要发展自我。女孩子不能成为生孩子的工具，自然放弃了过去那种多生多育的观念，这是很重要的。

《新闻极客》: 政策实施三十年，怎么评价？怎么看在此过程当中出现的失独家庭、强制堕胎等问题？补救措施是否做到位了？

田雪原: 这当中情况很复杂，分清两类问题，一是认识上的问题。
政策当初定下来，对于今后怎么贯彻、执行，带来的这些问题，大家是否都认识到了？
总体上看大家还是有认识，比如老龄化，生育一个孩子父母的问题。
当初实行独生子女父母双全保险。先对独生子女保险，在其14岁以后转成父母养老保险。当时我在内部的报刊中提了这样一个建议，中央领导做了批示，还在四川做了试点。
政府相关部门还有一个，“独生子女父母关怀”一类，政策上给予一定政策服务和奖励，但是到位不到位，不好一下子讲。
主管这些问题（的人），又不是一个人从头到尾管下来，中间经过好多的变动，三十年呢，变动很大，认识、做法都一样？也很难讲。
总的来讲，这些方面的力度应该加强，主要的问题是到了一代人的时候，真的要履行初衷，要进行认真的调整，这个没做到，是个问题。
如果说当初我们解决人口过剩、经济短缺，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实际当中也是有效的。
（出现的这些问题）是具体的执行当中，不是我的问题。 政策是中央制定的，我们只不过是做一点工作做一点研究。
如果我这个研究当中，理论是不对的，体系是矛盾的，出发点和实际是脱离的，那就有问题了。如果这几个方面不是，那就可以讲，我是站得住脚的，是问心无愧的。
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你没有真正的这样去践行，那不是我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责任。
三十年基本按照中央政策走的，至于政策当中哪部分走的好不好，这不是一下子就能概括出来的。那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多谈，太多了。

《新闻极客》: 这些年各界对这个政策的看法很多。

田雪原: 政策上，不同的声音一直都有，但这些声音有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又是一个问题。
单纯对过去政策指责是一个。
政策来龙去脉为何这样制定？这样制定是否有道理？（指责的人）并不一定能说到位。
我也不能要求别人说到位，他没在核心里面。其他人我不发表评论。
当时这样的决策我认为正确，不但提出目标，对可能产生的问题几乎做到了比较全面的预判，包括调整。
这是经过与会领导、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而定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平心而论，这不是如同有的文章或网帖所说的那样，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决定。
现在什么问题当初没提到？都提到了。怎么解决？就是控制一代人，既考虑到控制人口的目标，也考虑到了可能造成的问题。
我不赞同对当时决策指手画脚，不能用现在的东西来否定当初的东西。
对待事物有一个基本观点，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过去有过去的状况，现在有现在的情况。

《新闻极客》: “计划生育之父”这个外界的称呼，你自己怎么看待？

田雪原: 别人愿意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我就是我。我只不过在历史阶段当中，由于种种原因，参与了决策。
观点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同，（有人）甚至于给我加上种种罪名，这都无所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的东西能不能站得住脚，有没有影响，是正确还是不正确，都要经过实践检验。
理论有个来龙去脉有逻辑性，你自己能够自圆其说的有根据的，实事求是的，那就不管别人怎么评价。
用但丁那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