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为同性配偶提供结婚的权利,美国成为全球第21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此前的2015年5月15日,卢森堡首相贝特尔与其同性伴侣戴斯特尼在卢森堡市政厅举行婚礼。贝特尔成为欧盟国家首位缔结同性婚姻的在位领导人。
在东方一个古老的国家,同性婚姻尚未得到承认,但同性恋已具有相当的公众包容度,但有一个群体,他们的同性恋情,只能采取隐秘的地下方式进行。
这就是中国的官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躲在暗处,不敢有职业野心。
他们并非能力不济,也很难和腐败扯上关系,低调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是同性恋,一个难以向周围同事启齿的身份。
根据公益组织估算,中国约有3000—5000万的同性恋倾向者。
在中国,公务员队伍大概有1000万人。
这是两个足够大的群体,以至于总有些人,会踏入它们重叠的部分。
截止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位公开“出柜”的高级别官员。但事实上,公务员“同志”不仅存在,而且人数还不少。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同性恋群体持更为开明的态度时,公务员“同志”却因为体制内的氛围,只能躲藏。
当“同志”选择成为一名公务员后,他们除了要忍受主流社会价值下的人际交往、婚姻等压力,还要时刻担心自己的性取向被其他“同志”公开。
仕途也往往会受到限制。“同志”身份,让他们不敢有更高的仕途野心。其中的大多数,都处在公务员基层。
脱下警服的“同志”
有访客到来时,耿乐都会站在办公室门口迎接。
他35岁,留着短发,中等个头,看上去很文静,但身体敦实,依稀可以看到16年警察生涯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两年前,他脱下警服,穿上西装,弃警从商,如今他是一家同志社交网站的CEO。
墙壁上的照片,醒目地告诉来客,过往几年属于耿乐的重要时刻:2012年艾滋病日他和李克强握手见面、2014年南京青奥会向他颁发参与证书。
最引人注目的一张照片,是耿乐和朋友们的裸体。照片上,大家裸着身体,在身前展开了一条六种颜色的彩虹旗,对着镜头开怀大笑。
彩虹旗,被同志誉为向往自由的图腾。
因为向往自由,2012年,耿乐“出柜”,脱下了警服。
一切并不是在计划中。
1996年,16岁的耿乐进入警校。毕业后,他进入秦皇岛市警察局的调查研究处工作。
“每个人都想当局长。” 耿乐说他也是奔着局长位置去的。27岁那年,他成为当时市公安系统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
但晋升的滋味喜忧参半。耿乐告诉新浪网,那时距他意识到自己是同志身份,已经有6年的时间。
在他的记忆里,官场中的每一天,他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官员同性恋是道德污点
“公务员一旦被公开‘同志’身份,虽不会被开除,在官场可以生存,但不会重用。”南京某司法所的同志密陶(化名)分析道。
密陶今年43岁,在体制内工作了16年。因很早就进入官场,故深谙官场中的“同志”公务员的生存之道。
在他眼里,官场中的“同志”会被看作是个人的道德出了问题。
“官场不允许官员有污点,否则政府会被人说三道四”,“如果你的同志身份不公开,也可以得到提拔。”仍是主任科员级别的密陶补充道。
2008年,在南京某局级单位待了近6年后,密陶去了南京另外一个局级单位的下属单位工作。
到了新单位,加班是常有的事情,密陶有一段时间每天工作至凌晨,甚至是次日早上。
期间,一个合同编的小伙子常陪着密陶一起加班,工作很勤奋。这小伙也是一名同志,但只有密陶一人知道。
工作一段时间后,这位小伙转编时却未能如愿。一次饭局上,密陶偶然间从喝醉了的某局领导口中得知了缘由,原因是该小伙与密陶走得太近。
“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在电话里,耿乐所在网站的注册用户、80后的小诚,也时常需要为自己的秘密提心吊胆。
小诚的真实身份是东北某地司法机关的一名政法干警。在这之前,他做过3年多的法官。
作为一名“同志”,小诚在单位表现的非常谨慎。从不主动与同事走得太近,即便当法官时结交的好朋友,也在更换工作后,果断与对方断绝了来往。
保持距离几乎是他减轻压力唯一的办法。
小诚至今仍记得半年前的一次遭遇。在单位通勤车上,一名科长告诉大家,自己在医院工作的朋友,不久前曾拒绝为一个同志做痔疮手术,因为在术前验血时发现对方是HIV感染者。讲完这个故事,这位庭科长不仅认同该医生的做法,还补了一句:“活该!”。
“我当时就坐在他旁边。”小诚保持住了沉默,“如果需要,我可能还要为此点一点头。”
“的确有点儿压抑。”90后的同志eric,同样备受煎熬。他现在是一名广东缉毒警察。
缉毒警是男人的世界。这让eric有时不得不像一个异性恋取向的男人那样,和同事开着黄腔说着笑话。
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同事们有时一起去KTV或桑拿里玩。对女性没有兴趣的他,常常找借口不去。实在推辞不了的话,只好装醉或与小姐聊天搪塞过去。
尴尬的相亲和难以翻越的婚姻关
有些问题就不那么游刃有余。例如是否有女朋友等类似话题,便让Eric难以招架。
上世纪80年代,单位制社会逐渐瓦解,但介绍对象的风气,在体制内的职场上仍在延续。通常每个机关单位里,都有一群年长的同事,热衷给刚来单位的年轻男女介绍对象。
90后的Eric,头发有型,装扮很潮,算得是“小鲜肉”一枚,深受单位异性的喜欢。
他常被人问是否有女朋友,如果回答:“没有。”对方便会提出帮忙介绍女孩子。
不堪其扰的他,最后索性说自己有女朋友了。但对方仍会继续打探一些女朋友的信息。“不管说有还是没有女朋友,对方总会对这些话题乐此不疲。”
同样为90后的乔,也无法避免被人问起同样的问题。
她在某市级税务部门工作,是一名刚进入体制的菜鸟公务员。
同事们并不知道她的拉拉身份,在单位里,她还有一个拉拉女朋友。
热心的同事,经常会给她介绍男朋友。
一开始,她还参加过几次同事举办的相亲聚会,后来便不再去了。
“这些都让我不舒服。”每当这时,乔都会羡慕她的拉拉女友,因为中性化的外表,从没有人为其介绍对象。
对于年龄更长一些的公务员“同志”来说,婚姻才是最难翻越的一座大山。
有时,婚姻也是职业升迁的指标之一。做了16年公务员,快40岁的阿杰,已经真切地感受到婚姻和职业发展的关系。
阿杰是从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小城,一步一步地从基层财政所,做到现在省里公务员。
始终徘徊在“主任科员”的他,至今仍被单位同事戏称老男孩。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单身不能升迁),但在领导的潜意识里一定有这样的想法,没有成家的人,都是玩心重不想承担家庭责任不成熟的人。”阿杰分析自己仕途停滞不前的原因时说道。
找一个人结婚
相较于拉拉公务员,男公务员“同志”的压力更大。
有资料显示,很多公务员“同志”到了不得不结婚的年纪,大多会选择一个不知其同志身份的女人结婚。
这些女人被称作“同妻”,极少能有幸福的婚姻。
性学专家、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达临做出估计,中国男同约有2000万。他认为九成男同性恋者会步入传统婚姻。与这1800万名已婚同志共存的,是至少1800万名的“同妻”。
公务员小诚,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2014年,在父母知情的情况下,小诚选择与同一城市工作的一位拉拉结婚。在网络上,这样的方式被叫做“形婚”。
婚后,小诚和自己的男朋友住在一起,形婚的妻子与女友住在一起。
这并非个案。一些“同志”通常会找拉拉来组成形式婚姻。婚后双方各自留有各自空间,只在逢年过节或家庭聚会时,才会扮成“夫妻”出现在家人的面前。
“在‘同志’圈,受传统家庭观点影响深的,会选择与不知情的异性恋结婚,也有的会采取与拉拉形婚的方式。总之要给家里一个交代,让父母和自己都有面子。”小张总结道。
找一个人结婚,阿杰也曾努力过,最终却放弃了。
刚进入公务员队伍时,阿杰也想找一个姑娘结婚来掩饰自己的性倾向,但与对方接触得越多,就越觉得不应该欺骗。最后还是选择向对方出柜。
如今,他面临着新的两难境地。
与他交往3年的男朋友,因压力将会与一个女孩子结婚,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年纪不小的他,自认在注重外在的“同志”圈子里已没有竞争力,更何况他的公务员身份也局限了他的选择面。
公开=从天上掉到地下
“这就是我们的缩影。”坐在公司的办公室里,耿乐叹了口气。
他告诉新浪网,正是因为积攒了太多类似的压力,让他动起了建立同志网站的念头。“原本我们就是希望为躲在暗处的同志,提供更多的交友便利和朋辈支持。”
2000年耿乐创办了同志网站——“淡蓝色的回忆”,6年后,顶着“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光环的他,将网站更名为“淡蓝”,并招募全职人员来运营。
淡蓝的发展十分迅速。 2008年,淡蓝网和耿乐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各大媒体的版块中。
很快,耿乐便暴露了。2012年一次采访中,耿乐没有遮掩地坐在了摄像机前。
单位很快知晓了他的同志身份。
据耿乐回忆,这是他人生遇到的最大一次挫折。也让以子为荣的父母,在邻居和亲戚面前抬不起头。
耿乐依稀记得,回到单位办理辞职那天时,同事曾给了他不舒服的笑容和眼光。“此前,很多人都是有求于我的。”
在单位大厅,耿乐碰到一个曾在市局时就常走动的朋友。本想上去打招呼,可对方一见到耿乐走进来,边打电话边朝反方向走开。随后在电梯间遇到另一同事,打了声招呼,对方也没有给出任何反应。
耿乐告诉新浪网,从那一刻起,他便知道自己从天上掉到了地上。
“同志再见”
也有人对此并不在乎。
密陶告诉新浪网,他时常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裸体写真照。相比于大多数官场“同志”,他有点“与众不同”。
2006 年, 还没有换单位的密陶,在某同志网站写下自己的经历,贴出自己的裸体照片,让他迅速成名。
他受李银河的性学启蒙,追求多元开放的同志关系等言论,被部分网友看到,说南京公务员提倡群件淫乱。这篇文章在网上很快被炒翻了。很快,单位也知道这事。
一天早上,两个自称省公安厅的警察来单位找密陶谈话。密陶回忆,当时并不害怕,他们就是想搞清楚我为什么出名。
密陶说,从小到大,他都比较敢做自己,所以也没有回避,实事求是地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都说了出来。这次谈话持续了半个小时。
最后,警察要求密陶关闭博客。
曾经寄放了很多情感的地方一下子没了,让密陶感到“非常难过”,只在博客上留下最后写了一句话,“同志再见”。
第二天,局长找密陶谈话。密陶对局长和盘托出,道出原委,称自己就是“同志”,是代表被压抑和隐藏的“同志”群体站出来。
期间,局长没说一句话,临走时只留下一句话给单位的领导,“我看小陶是一个好同志。”这句话让密陶吃了一颗定心丸。至此,单位领导没有过多问什么。
尽管单位知晓其同志身份,但密陶的能力突出,仍被委以重任。他敢于表达自己的声音,甚至还举报过单位一二把手的贪污腐败问题,这为他赢得了单位领导和同事的认同和尊重。
密陶说,如今他所在单位的一把手,很想提拔他,但都被他婉拒。
他说,在官场不会有多少自己价值,而且太累,付出不值得,他也不愿意把太多生活空间投入到工作上。
立足后再离开
保住现有的“铁饭碗”,也是大多数公务员“同志”最基本的愿望。
小诚自认做公务员还挺适合自己的,压力不太大。他说,现在不会出柜,而且也没有意义。“虽不至于被单位辞去,但会遭到单位同事的排挤,也可能会给你穿小鞋。”
与他看法相近的乔,也认为单位给她的困扰和压力还不算太大。不过,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站得住脚”。
同志的身份,她打算等到30、40岁时再公开,到时别人也不敢拿她怎么办。至于婚姻,她说不会考虑。如需要,则会是形婚的方式。
Eric则坦言,压抑的官场给了他成长的环境,他计划再干四五年就离开。现在,他开始练手代购业务,因离香港很近,他已经开始在朋友圈做代购名牌鞋具的生意了。
他称,尽管对同志的大环境逐渐改善,比如登上央视的同志新闻等,但他不会选择在单位里公开自己的同志身份。
耿乐则准备继续将“同志”事业进行到底,如今“淡蓝”已获得两轮超过8000万的融资,目前有注册用户近1000万。
在他的办公室,还挂有一张几年前,耿乐去荷兰参加“同志”游行的照片。照片上的他,举着“同志”彩虹旗,与其他国家的“同志”在一条游行船只上,笑容灿烂。
(新闻极客 王辉 北京、广州报道。本文图片除第一张外,均获得受访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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