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市长的“刁民”刘其军：这次绝不妥协

58岁的刘其军火了。

    “把父母官、湖南临湘市长龚卫国和市政府告上法院”的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刘其军觉得自己越来越像是一位“人物”。

　　这是一种他从未有过的美好体验。有时，他甚至觉得，与这个夏天相比，过去的58年，都不值得一提。

　　他觉得他终于抓住了命运的喉咙，再也不想放手。

　　刚刚过去的十多天，刘其军的心情“一半像海水，一半像火焰”。

　　他知道自己“火了”。“把市长告上法院”的事件被曝光后，刘其军便不断刷新着自己的影响力。

　　6月8日晚10时10分，等待了10多天后，他终于在央视7套的《聚焦三农》栏目中看到了自己的特写。4、6分的头发，稀疏的八字胡，唯一的区别是他戴上了一副眼镜，在农村这一种罕见的装饰。

　　“高兴！这肯定对我们的官司有帮助。”电话里刘其军笑的很爽朗。

　　刘其军很期盼来自媒体的帮助。5月底就在央视记者到访的当天，他得知判决结果要等3个月后才能出来。

　　而刘其军原本以为，自己只需要等上15天。对着摄像机，他毫无顾忌地说出了自己的怀疑：政府正在和法院相互勾结。“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因为开庭时，法院明明告诉我们，判决书半个月就能下来。我们一共有6个人都听到了，但现在又变成了3个月。”

　　 在刘其军看来，这是政府有意在拖延时间。“我现在非常迷茫。只要判决书下来，我就不愁。因为即便是败诉了，我也能去省高院(上诉)，但现在就是不给我判决书，耗着我。”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这一段话并没有出现在节目中。事实上，至少从时间上来看，法院的说辞并没有问题。

　　按照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应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

　　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的刘勇进律师表示，即便是审判超过3个月，也是有法可依的。“实际上，还是可以再延期的。如果案情较为复杂，只要获得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准就可以。”

　　在刘勇进看来，刘其军转述的法院“半个月会下判决书”的说法，并不可信。“一般来说，案件需要有一个辩证的过程，15天就出审判结果，不太可能。”

　　被告上法院的临湘市政府，也对刘其军猜测感到无奈。

　　临湘市长龚卫国就明确向媒体表示，没有对君山区法院进行过干扰。

　　一位不愿具名的市政府相关领导则向新浪网表示，他们也想快些拿到结果，“如果败诉，政府一定会依法承担责任。等待的时间越长，越容易让群众对我们的公信力有质疑。”

　　“你们不能光听他的。”挂断电话前，这位领导对刘其军的行为表示出了愤怒，“他就是在炒作！如果谁随便说什么都是真的，那我也马上可以说，‘刘其军杀人了。’你信不信？”

　　这位领导至今也不明白，全国民告官的案子这么多，为什么就刘其军火了。“虽然能开庭的比较少，但这不正好证明，我们湖南省、我们岳阳市的法制透明吗？”

　　他很久没见过刘其军了，他并不知道现在的刘其军到底high在哪里。

　　6月初的临湘市乡下，是一片青翠的世界。从空中看去，漫山遍野的茶园和稻田，就像是一盘刚刚出炉的抹茶蛋糕，就连不少屋舍的墙壁上，都爬满了翠 绿的常春藤。对这片土地而言，现在或许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一月后，眼前的大多数植被都会因为叶绿素的沉淀，逐渐便成一片片墨绿，像是被覆上了一层厚厚的 尘土。

　　这也是刘其军最美的季节。

　　在过去的10多天里，各路媒体纷纷来到了这座小城，仔细地记录着他的一言一行，甚至连他喜欢下象棋的事情，都被写进了新闻里。

　　这着实让刘其军感到激动。在记忆里，即便是他儿子，也没有这么使劲地听过他说话。

　　同样把他放在心上的还有远方的来客。就在他的故事被放到网上的第二天，刘其军的家里便再也没有消停过。

　　按照他的统计，刘其军平均每天都要接待7、8波访客。“整个岳阳地区，除了汨罗市外，全都有人来过。黑龙江、广西也都有人来，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女的，从辽宁赶来。”

　　访客基本上都是拆迁户。因为问题常年得不到解决，他们将“把市长告上法院”的刘其军，当做了“领路人”。

　　每天起床后，刘其军都会烧开两大壶水，等待着慕名而来的访客。在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会坐在院中的树荫下，一遍遍向大家重复着，自己的维权历程，并用仅有的法律知识，尽力解答着每个人的提问。

　　他从未感到过疲惫。这十多天，除了晚上睡觉，刘家的大门都为访客们敞开着。如果有需要，还可以留宿。“能为大家服务，我是很开心的。”

　如果不是这档官司，刘其军其实很难在村里露出笑脸。

　　即便是现在，村子里依然有不少人对刘其军“不感冒”。所有的访客中，最近的也是来自临县。至少当着他的面，同村人很少会对他投来崇拜的眼光。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刘其军的一次“反水”。

　　2008年，因为修建湖南至湖北的301省道，刘其军的一块0.98亩的水田，曾以8千元/亩的价格被政府征收。因对补偿不满，刘其军曾作为维权代表，去长沙市法制办上访，并成功让临湘市政府进行了行政复议。

　　就在村民以为问题可以解决时。刘其军却在政府的劝说下，私下接受了5万元的补偿。这也让不少人觉得，刘其军是个“叛徒”。

　　“那是我第一次和政府打交道。”犹豫了片刻，刘其军承认了这件事情。“当时我的确不懂，选择了见好就收。说起来，是不应该的。”

　　显然，这是让刘其军最难受的事。他还记得当时乡镇府曾派人多次告诉他，拿钱才是最好的选择。“我当时也想过不妥协，但他们告诉我：‘你告来告去，也不会有个结果。’”

　　“但还是不应该的。”略微停顿了一下，他喃喃地说道。

　　事实上，刘其军一直是个要强的人。据他的初中同学回忆，上学时的刘其军便和大家不太一样，“他很喜欢读书、看报。尤其是《毛主席选集》，他比谁看得都认真。”

　　但因为文革，刘其军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他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因为运动，他一定会想办法考到城市里去。

　　在文革期间，刘其军曾参加过乡里的招收民办教师的考试，但没有被录取。刘其军不知道差了多少分，“也没有人和我说。”他只记得，当时村里有很多人，都嘲笑他“命比纸薄”。

　　即便只能做一名农民，刘其军也没能喜欢上农村生活。直到50岁前，他还经常到市里去打工，把家里的农田交给妻子打理，“我喜欢呆在城里，在村里，人们不是打牌就喝酒，都是在浪费生命。”

　　直到今天，刘其军还保留着“上进”的习惯。各种报纸和新闻联播是他每天必看的内容。

　　在村里，他是大家眼中的“怪人”。刘其军对此并不介意，他甚至认为这是对他的另一种肯定。“整个横浦乡，甚至整个临湘市，也就算我强一点。”

　　在心里，刘其军极其骄傲。即便是他的二儿子，以520分考上岳阳大学机械工程系，他也感到愤怒，“一点儿都不骄傲”。刘其军曾统计过，在这座有500多常驻人口的村子里，每年都会出10几个大学生。只有考上北大、清华才能让别人刮目相看。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今络绎不绝的访客和媒体，的确让刘其军成为了“唯一”的那一个。

　　央视记者采访的那天，刘其军在白色的T恤外面，套了一件白色汗衫。这让记者印象深刻。“我只穿了一个短袖，就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却怎么也不肯脱下来。”

　　在央视的记者眼中，刘其军希望自己能被塑造成一个人物，“那天现场一共来了40个村民，大部分都是刘其军叫来的，但当我问他时，他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大家是从哪来的。”

　　对于当年与政府私了的事情，面对镜头的刘其军也矢口否认。“他怎么都不肯承认。”

　　6月8日上午，对于在镜头前的“沉默”，刘其军这样说道：“我那天还有好多事情，没对她说。那件事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提起来也没有意义。”

　　相比于过去，刘其军更希望多谈一些他的现状。在电话里，刘其军相继提到了，怀疑自己的电话被窃听；已经收集了政府和法院相互勾结的11条罪证等。

　　当然，这些都是没有证据的猜测。在电话里，当疑点一个个被轻易的解开，刘其军沉默了下来，“我现在脑袋真是一片空白。”

　　他说，这次一定要胜诉，绝不会和政府妥协。

　　他还说，其实很怕3个月后，这件事情会沉寂下来，再也无人问津。

　　只有在提起几分钟的上镜时，他才恢复了一些神采，“好是好，就是我没有捯饬。显得太丑了。”

　　事实上，就在接受央视采访的头一天，他花了12块钱，把自己些许的白发染成了黑色。

　　他承认，在这个夏天里，他找回了年轻时，曾经追寻过的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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