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海阳
地方党政领导一届任期五年。可有一个地方，干到第三年，就有可能被换掉。
今日《山西日报》报道称：晋中市委确定提名的6位县（市）长人选，分别签下了任期发展目标责任状：第一年未完成责任目标，接受预警约谈；第二年仍无进步，接受诫勉谈话和通报批评；第三年依然没有改善，接受组织调整。
晋中市委书记胡玉亭在同这6位干部集体谈话时说，“组织调整”就是“下课”！当下正值换届之时，把“上”的目标和“下”的标准定得如此具体，估计连各位看官都为新上任的市长、县长们捏一把汗。
很多人会认为“这个标准是不是太苛刻了“。按说如果一届任期内没有什么大错，保住位置是没问题的。可按晋中的标准，只有干好了才能保住位置。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发现，6位新上任干部领的任务，才算真“苛刻”。
榆次区原常务副区长石勇此次成为平遥县县长人选。平遥是著名的旅游城市，石勇认领的一项任务是：巩固平遥古城5A级景区创建成果，旅游收入达到193亿元。
据公开报道，2015年，平遥古城全年旅游综合收入93.11亿元。未来几年，从93亿到193亿，这可是比翻一番还要多啊。在平遥县处级领导干部会议上，新上任的石勇表态：“平遥是个大舞台，人生难得几回搏，尽管能力有限，我将尽我所能。”
榆社县委原副书记许利伟，此次成为昔阳县县长人选。昔阳，是当年著名的“农业学大寨”所在地。虽说在榆社就主管“三农”工作，经验丰富，但许利伟领到的“任务卡”挑战相当之大：到2017年实现25988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16年还剩4个月，明年年底就得交答卷，这可是一年见真章。连他自己都说，已经做好了“脱皮掉肉”的准备。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条件这么“苛刻”，还有人愿意干么？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发现，这次选拔县（市）长人选，一开始就亮明了每个县（市）的重点发展指标和其他工作任务。符合条件的干部自愿报名，认领任务。而实际报名人数有53人，远多于实际岗位需求。
想进步，并没有错，是值得鼓励的。但想进步的初心却有不同，有的人“上”是为了更好地干事创业、为人民服务，实现自己的价值。而有的人上仅是为了混个待遇，当两天“太平官”，甚至是想用手中的权力谋点什么。这两者之间有本质不同，古人云，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即尸位素餐。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选官不是自己家开帽子工厂，想给谁发就给谁发，而是要让那些愿意且有能力为人民干好事的人走上合适的岗位。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制度设计和用人导向了。
习总在同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时说，不能干一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自中央出台“能上能下”新规后，各地也陆续跟上。能否有效履行职责、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是衡量“上”和“下”的重要标准。这样的标准，必须同地方发展的具体目标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把压力传导下去，使地方官员有“下”的危机感。
从晋中官员积极报名的情况来看，“下”的压力和“上”的动力是并存的。对于有能力、想干事的官员来说，“认领任务”这样的制度设计，恰恰为他们打破论资排辈窠臼、更好地展示自己从而脱颖而出提供了路径，也可视作一种发现人才的方式。
如此选官，与山西当下的发展形势不无关系。由于煤炭等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下跌，产业转型尚待时日，能源输出大省山西举步维艰，经济增速全国倒数。新任省委书记骆惠宁上任后，反复强调要政治和经济“两手硬”。
晋中在山西不算经济大市，2015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刚刚突破千亿元大关。对于晋中来说，挺进全省第一方阵压力山大。晋中市委书记胡玉亭直言：“没有‘能上能下’的激励机制，这个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不难发现，这种“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机制，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颇为类似。之所以有些人觉得“苛刻”，是因为企业虽然压力大，但是挣得多，而官员压力大却挣得少。这种逻辑，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当官挣钱两条道，既然选择了从政就不要想着发财。企业通过经济鼓励来肯定人的价值，官员通过岗位晋升来获得组织肯定，激励方式不同而已。官员工作有目标、有压力，本身就是正常条件，只是以前不够明确现在明确了，有人不适应而已。如果当了官，还不能提点要求，那才是真“苛刻”呢！
归根到底，还是初心问题。
责任编辑：乔雷华 SN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