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胡鞍钢博士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分析室主任。自1985年以来从事中国国情经济发展研 究，现已正式出版19部专著和合著，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中国国情研究专家。最近，他对中国教育产业发展的研究成果，再 次引起了受众的关注。中国教育消费的现状如何？居民对购买教育、尤其是购买高等教育的热望是拉动消费的动力吗？对高等 教育的投资将来自哪些方面？教育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将给社会带来哪些变革？“花钱逼改革”将会带来什么？这些问题 ，已不仅仅是领导层和专家学者关心的难点，而且也成为当今千家万户关心的热门话题。胡鞍钢博士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 施祖麟研究员合著了这篇文章，专家的见解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教育该腾飞了

　　世界正在迅速地迈向21世纪，人类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知识革命、通讯革命。我国高等教育是否 需要大发展，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今后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方针应是“加快发展、加速变革”。所谓“加快发展 ”就是要扩大高等教育总量规模，由90年代前半期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年平均增长率6.3%提高到8%-9%，甚至 10%以上，今后五年内在校生人数至少应扩大60%以上，成人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由目前的272万人至少扩大到正规高 校在校生规模的2-3倍，以满足全社会对高等教育市场的巨大需求。所谓“加快变革”就是高等教育要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 ，优化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大幅度提高私人和社会投资强度，提高教育产出质量，提高教育投入效益，提高教育人员的劳动生 产率，促使高教市场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

　　教育，可否成为最优先的投资领域？

　　1996年国家计委曾提出居民住宅、汽车等是今后国内消费需求的新热点，也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但迄今 为止效果不显著。我们认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今后最有潜力的居民消费新热点，也应是最优先的投资领域。对高等教育 ，从现实需求看，城镇居民具有相当数额的现实购买能力。199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大大高于同年城镇居民人均 住房支出，我们估计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总额近900亿元，大大高于购房支出总额。改革开放20年，高等教 育仍然是卖方市场，教育需求远远大于教育供给。全国每年报考大学学生人数达300多万人，而普通高校实际录取人数只有 100万人，只有很少比例的同龄人上大学，高等教育部门排队现象相当突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形没有根本改变，而大 量的大学教师教学工作量严重不足，工资水平相对低下。从潜在需求看，目前全国居民储蓄已超过6万亿元，据国家统计局和 中国经济景气中心居民储蓄消费意愿抽样调查，居民储蓄准备用于教育支出占10%，高于准备用于购房支出7%的比重。若 按50%可实现购买教育的比例计算，全国居民潜在的教育费用支出每年约2500亿元，也大大高于最近国家财政和国有银 行发行的2000亿元国债和配套贷款的支出。对广大城乡居民而言，教育支出既是私人消费支出，又是人力资本投资，特别 是城镇大批独生子女相继进入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龄段，只要有受教育的机会和可能性，其父母和家庭就会即时支出投资。可以 认为，高等教育是今后相当长时期扩大国内需求最有潜力的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对国家短期与长期发展而言，教育投资是具 有全局性、先导性的基础产业，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只要开放市场，放松管制，它是会成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最 热门的领域。我们认为，加速发展高等教育是扩大内需最优先的利民利国工程，应当及时列入中央决策与地方决策最优先的议 程。关键是现有高等教育体制的障碍人为地抑制广大城乡居民教育消费需求，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需求。

　　穷国还办大教育？

　　稀缺的公共教育支出与巨大的社会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供需矛盾的基本格局。“ 穷国办大教育”是我国教育国情的最大特点，也是我国教育发展最大的限制因素。我们以不足3%的世界教育公共支出资源来 承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门类齐全的教育，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有效地使用公共教育开支，同时必须鼓励增加私人和社会的教育 投资。国家应当促进教育发展，但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所有的教育和教育人口“大包大揽”。作为人口众多的最大发展中国家 ，中国政府必须全额资助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它们具有较高的社会收益率，而政府只能部分资助大学教育，它们的社会收益 率较低，私人长期收益率较高，理应增加私人投资，既鼓励公办大学，也应鼓励民办大学。我们发现1996年个人投资（指 学费和杂费）占教育经费来源的比重为11.5%，而韩国高等教育经费中私人投资比例达到80%。与此相比，1996年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普通高等教育经费80.3%，这表明，政府用于各类教育的公共支出配置不合理，私人在高等教育上 的投资比例也不合理。因此，必须有效地使用有限的公共教育支出，扩大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市场机制，适当增加私人支出比 例，开辟更多的私人和社会投资资源，以此

　　来加快发展高教产业。

　　沉重的翅膀

　　现行的教育体制基本上是按前苏联模式建立并服务、适应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尽管改革以来高教体制发生了很大 变化，但其高度集权和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两大基本特征没有根本改变，教育体制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高教领域的 多元化、市场化程度大大小于经济领域的多元化、市场化程度。首先表现为政校不分，原国家教委对全国所有高等学校仍在下 达指令性计划指标，几乎无所不管、无所不包；其次，国有高等学校人浮于事，冗员比例庞大。1997年全国高校现有职工 103万人，其中教师仅占全部职工的40%，而行政后勤人员比例高达60%；1997年普通高校每个教师负担学生数虽 已提高到7.8人，但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1997年平均每个普通高校在校生提高到3112人，但规模仍然处 于低水平；最后，就是人才流动性很差，一方面因教师待遇低留不住一流人才，另一方面又因缺乏竞争机制不能淘汰不称职的 教师。这样，高校不仅成为过重的财政支出负担，而且也成为沉重的富余人员就业机器，增加再多教育经费也不够“众者食之 ”，正如朱?基总理一针见血指出的，教育系统吃“皇粮”的人太多，特别是行政后勤人员太多，不改革是不行的。

　　“花钱逼改革”的策略

　　为此国务院决定，从1998年起中央一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支出所占比例连续三年每年比上一年提高一个百 分点，即1998年增加25亿元，到2000年共增加180多亿元。同时朱?基总理十分明确地提出，“要把钱用得得当 ，这个得当就是要对教育体制进行改革。”这“花钱逼改革”的策略，是世界上广泛采用的促进发展与变革的策略。显然，中 央增加教育支出不是“免费午餐”，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我国教育体制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建立服务于现代市场经济的、适应 于经济全球化挑战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

　　这项策略要求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高等教育市场，打破国有部门垄断高等教育市场的局面，发展多元化的高等教 育学校。一是“国有公办”。以往属于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学校由政府办学、“政校不分”改为“国有公办”、“政校分开”， 教育主管部门参与高校理事会“公办学校”；二是“国有民办”，将某些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承办的高等学校转让给由社会各界 成员组成的独立法人承办经营；三是“民有民办”，由社会力量集资自主办学；四是“合资合办”，允许和鼓励国外大学及机 构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兴办正规学院、社区大学，合资、合办专业培训学校，鼓励世界一流大学与中国一流大学合办世界一流专 业、学院甚至合办世界一流大学。

　　教育支出不是“免费午餐”

　　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客观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支出制度，改变政府“大包 大揽”，财政供给“缺位”、“越位”的情形，政府必须集中能力与财力于它能够而且应该履行的职能，并鼓励私人和社会发 挥更大作用。教育既是一种公共物品又是一种私人物品。义务教育属于纯的公共物品，不具竞争性，正是政府职能与财政供给 范围，应实行“以政府支出为主、社会赞助为辅”的原则，取消或严禁对学生个人的收费（除必要的杂费例外）；非义务教育 阶段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教育已经不属于纯的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属性与市场竞争性较强，个人收益率超过社会收益率，因 此政府主要采取“公共财政援助，合理增加私人投资，积极鼓励社会赞助”原则，主要是增加非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 私人投资。

　　现代高等教育体制提倡大学生勤工俭学，实行多样化学生资助与劳动报酬方式。对低收入家庭学生实行助学金制 ，对优秀学生实行奖学金制，对所有学生实行贷学金制，国家财政用于高等教育的部分开支用来贴息或减息，家庭或亲戚朋友 担保；研究生或博士生按照国际惯例实行助教金制和助研金制，鼓励研究生或博士生从事教学辅助、科学研究活动，学校鼓励 、帮助学生在节假日或假期校区内从事有偿社会服务，这既改善了学生的经济条件也帮助学生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

　　不要轻视硬贷款

　　还要充分利用外资，积极向国际金融组织申请贷款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产业。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硬贷 款低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只贷放给会员国中低收入国家政府和由会员国政府担保的公、私立机构。1982年-1997年 期间中国从世界银行申请教育贷款14亿美元，其中硬贷款仅有1.1亿美元，绝大多数为软贷款。2000年以后世行将停 止对华软贷款，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成员国可以增加申请硬贷款指标。目前中国是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大股东，具有大量的硬贷 款额度。大幅度提高对世行和亚行申请长期硬贷款额度，作为高教贷款基金，这是提高教育费用占GDP比重的重要途径之一 。

　　高教发展基金来源不愁

　　建立高等教育银行，或在国家发展银行设专项高等教育发展基金，有偿使用，滚动使用。发展高教资金来源应从 以依靠政府财政拨款为主的单一渠道向以运用金融手段为目的的多样化渠道转变。比如，一是政府用于大学投资新增部分作为 政府高教发展基金或国有教育银行的资本金，必要时可发行长期特种国债，允许法人机构持有；二是建立私人高教发展基金， 鼓励居民将部分存款转化成未来教育投资，建立居民教育基金个人账户，并以优惠的条件来吸引，如未来子女上大学时的学费 给予一定比例的折扣，个人所得税抵扣项目；三是争取国际银行组织用于发展高等教育的硬贷款；四是海外华人和国际组织教 育捐助资金；五是社会团体教育捐助资金；六是吸收高等院校单位存款及师生的个人存款。这是今后大幅度提高全社会教育支 出占GDP比重的主要途径。

　　中央调控地方分权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从财政收入角度应当实行中央集权为主、地 方分权为辅的模式，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应当实行地方分权为主、中央集权为辅的模式。这样，地方政府将承担更多的与其地区 人口紧密相关的公共服务职能。1996年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支出中中央支出比重仅占12.6%，但是从高等教育的事权来 看，中央教育管理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统得过死。这次中央教育部门精简机构、削减人员为打破这一格局迈出了关键一步，但 根本问题是在于转变政府职能，从直接干预转向负责全国教育发展的大政方针，集中精力、财力援助欠发达地区，解决这些地 区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大力发展具有规模效益的跨区域性的电视教育、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将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职能转 移给省级政府。

　　“社会办教育”，明智之举

　　现代高等教育体制要求实行“政校分开”的原则，高等学校应当成为自主决策、自主管理、自我约束、自负盈亏 的事业法人。应当明确的是，发展高等教育的活动主体是学校与社会，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是指导者和推动者。高等教育不 同于义务教育，不是“政府办教育”，而是政府指导和推动教育发展，是“社会办教育”，无论公办教育还是民办教育。中央 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不再直接管理所属高校，也不再下达各种指令性计划指标。高等学校应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理事会决定校长招聘方式和人选，校长对理事会负责，并受理事会监督。理事会成员可由教育主管部门、中央或地方政府委派 人员、企业界、科技界、教师代表组成。高校有权自主决策招生考试和录取、不同专业的学费数额、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师 资聘任资格、工资水平、经费筹措等，教育主管部门具有建议、指导、监督和审计等权限。

　　人人将有机会上大学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仅在发展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远程教育具有大国规模优势，而且学生人均费用大大低 于发达及发展中国家水平，是效益最高、潜力最大的高等教育发展方向。为何成人高教在校生规模低于正规高校在校生呢？主 要是由于人为的制度障碍，这包括对非正规高校教师待遇、就业资格、职称资格的歧视。为此我们建议，成人教育专任教师应 与正规高校教师同等“国民待遇”，可以申请各种职称评定，公平竞争；鼓励正规大学现有教师向非正规大学流动，并享有原 有待遇，非正规大学学生毕业后在就业竞争、职称评定、工资待遇等方面与正规大学毕业生享有同等公平竞争资格；部分办学 成绩优异的成人高校经充分调整之后，逐步转为民办正规大学；鼓励应届高中毕业生取得一定资格进入成人高校；鼓励在职人 员实行半工半读，采用“宽进严出”的做法，实行更为灵活的课程、学分制、学习年限；鼓励社会和国外资助兴办成人高校； 国家应重点资助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函授教育，采用低收费或成本收费，以便吸引更多的成人接受不低于正规教育质量 的高等教育。我们相信经过几年的努力，成人高校在校生的规模会达到正规高校在校生规模的2-3倍，这不仅是加速发展高 等教育至关重要的长期性措施，而且也是延迟大量高中毕业生进入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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