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首先兴起于山东，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极其复杂、深远的因素。甲午战争后，备受日军蹂躏的山东人民，在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中首当其冲。列强疯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清政府的无情搜刮，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已逐渐把人民逼到死亡线上。特别是洋教猖獗，教案频繁，地方官又不能秉公持平办理，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苦不堪言的广大群众义愤的怒火愈燃愈烈。

　　但山东义和团的斗争不是开始于帝国主义军事、经济势力庞大的山东半岛沿海各地，而是开始于帝国主义还没有大规模渗透的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并且自始至终以反对外国教会为主要形式。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外国教会的入侵、洋教士作为山东社会的一种罪恶势力的存在，是促使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近代，西方基督教的传入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同步进行，其规模之大、教派之多都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殖民主义者纷纷把宗教作为他们推行侵略政策的有力工具和开路者，用传教士来实现其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的目的。传教士在中国凭借着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的保障，以及受到“自1842年以来就络绎不绝的外国军舰的赤裸裸的武力”的支持(丹特：《美国人在东亚》)。他们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股特殊的势力。传教士们扬言，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1868年蒲公使团在纽约发言，见张力等编纂《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在华宗教渗透。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欧美天主教、基督教、沙俄东正教等外籍传教士共有3200多人。据《中华归主》一书记载，截至1900年，山东全省108个州县中，已有72个州县有基督教会的活动，设立总堂达27所。山东的天主教、基督教设有教堂“共大小一千三百余处，教士一百五十余人，各洋人文牍、函电几无日无之”(《养寿园奏议》(未刊本)，卷4)。十九世纪末，天主教在山东分为北境、南境、东境三个教区。北境总堂设在济南，南境总堂设在兖州，东境总堂设在烟台。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到处都是传教士的足迹，遍布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据点。这样一支庞大的教会侵略势力，积极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自然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外国传教士在山东各地的罪恶行径，促发了反洋教斗争的开展。

　　传教士在列强争夺中国势力范围的斗争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天主教圣言会的传教士安治泰为德国占领胶州湾竭尽全力。他搜集情报、出谋划策、制造舆论、物色基地、挑选时机、制造借口等无所不为。天主教圣言会及安治泰的劣迹和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激起群众的无比愤慨，它们直接引发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山东原是受法国保护的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教区，德国在荷兰史泰勒成立了圣言会。1879年派安治泰和福若瑟两名教士来华传教。安治泰在香港学习中国语文将近一年，就搭船前来烟台。这位“干练、伶俐、狡猾”的传教士，利用途经上海的机会，拜见了德国总领事，提出“有在中国成立一个规模较大的德国天主教的意图”(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298页)。安治泰怀有为德国扩张势力的极大野心，在分得山东省南部曹州、济宁直隶州、兖州及沂州及其所属各县为圣言会教区以后，力图摆脱法国的保护而归附德国。此举于1891年终于得到罗马教皇的批准。安治泰在19世纪80年代获得圣言会主教教职后，一面招致大批德籍教士来山东，一面又不择手段地吸收地痞恶棍入教来扩大圣言会在山东的势力。圣言会归德国保护后，安治泰通过德国使馆向清政府要求官阶，1893年他得到了三品顶戴，第二年又获得二品顶戴(《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575页)，与中国总督、巡抚平行。

　　作为德国政府的忠实奴仆，安治泰对德国政府侵华野心十分清楚。他早在1896年就怂恿德国瓜分中国。他“激烈地要求政府为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动”(《德国外交部档案》第14卷，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31页)。他利用教士云游四方之便，多方收集情报、查勘地形、了解政情民情，积极为德国统治集团侵华出谋划策。德皇威廉二世说：“在华的天主教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作我的座上客，他以中国的各项重要事情报告我。”(《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30页)1897年安治泰曾向德国政府“申说占领胶州是个重要关键的问题，不但有关在华教会的发展，而且有关教会的存亡”(阿里尔：《中国的扰乱》第83页，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31页)。1897年11月巨野教案发生时，安治泰正在荷兰史泰勒，他闻讯后立即来到柏林，要求德国外交部乘机夺取胶州湾，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他还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机会。占领胶州湾“不会使东方任何人惊异，因为一切人早已料到这件事”(《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54页)。从1895年起德国就企图夺占中国沿海一个港口作为侵华基地，但没有选定合适地点。安治泰的意见对威廉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他了解到胶州湾内有安全的停泊地，附近有煤田，气候良好宜于欧洲人居住等条件后，于是在11月底召开会议，作出用武力夺取胶州湾的决定。安治泰在晋见德皇的同时，又写信给德国外交部，拟就了巨野教案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德国的条款三款：1、赔偿我们遭破坏的和被抢走的全部损失；2、偿还由于这个事件所产生的一切支出；3、在欧洲建筑师的领导下，建两座教堂，它们应该像济宁正在建造的教堂那样大。每个教堂都应挂有中国皇帝题词“敕建天主堂”，“以受切实保护，绝不允许再遭破坏”(R·Hartwich，steyeerMissionaryinChina1879—1903年第330页)。这些条款成为1898年3月6日清政府同德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巨野教案协议的蓝本。德国政府借口巨野教案强占了胶州湾。在整个过程中，安治泰起了急先锋的罪恶作用。为此他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和巴伐利亚摄政王路易得保德很高的评价和嘉奖，甚至得到巴伐利亚王室封给他贵族的称号。这正暴露了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的伪善面目，是疯狂瓜分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分子。已故的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邵循正认为圣言会主教安治泰是“山东的太上皇、压迫人民的恶霸，千万胶澳事件的罪魁”(邵循正：《19世纪帝国主义在华天主教保护权的争夺》，载于《光明日报》1951年7月10日)。这是对安治泰狰狞面目的真实写照。

　　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山东驻有德国军事力量。因此传教士可以直接请求驻青岛的守军，镇压山东人民的反抗。安治泰承认，德国占领胶州湾是山东人民反教斗争显著增多的“第一个主要原因”(J· Heeren：OnTheShantongFront，第110页)。由此可见，它无疑是反教斗争的动员令。

　　传教士插手中国官场，干涉中国内政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已是司空见惯，在山东也不例外，甚至更为突出。安治泰捞得二品顶戴后，和督抚平起平坐，对总理衙门办事大臣视为书吏，对地方官更以上司自居，公然命令山东各级地方官服从教堂指示。圣言会的不少传教士经常挟持官府，欺压人民。1899年3月4日，清政府在传教士的压力下，为迎合列强的旨意，竟然拟定《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正式规定“总主教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同，应准其请见督抚。……即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礼相答”(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37卷，第6页)。根据这个章程，传教士在品秩上与清政府官员分别同级，这显然是助长了传教士的嚣张气焰，抬高了他们的身价。许多教堂还建立反动武装。如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平阴白云峪等教堂均拥有快枪百余杆，其中有的还私藏大炮(《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东昌府有一百二十座教堂“自购军械”(佐原笃介：《拳匪纪事》)。外国传教士也不断包揽词讼，甚至私设刑庭，欺压百姓。如山东省汶上县教民在外国传教士指使下，“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在处理教民案件的过程中，地方官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往往“袒教抑民”，以致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和教民“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的局面(《皇朝政典类纂》第490卷，第9页)。传教士也强行摊派差役，“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泰安府禀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到》《泰安府属剿办拳匪卷》)。他们又擅自收税，“山东州(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册，第3929页)。传教士“至必官为护送，马夫支应，恒取于民”(《兰山县王小斋与孙蕙生书》)。传教士还勾结和扶植地主恶霸势力，以便共同鱼肉人民。如山东清平县，有左、王两族大地主，钱粮占全县之半，他们加入天主教后，不缴漕征，高利剥削平民，“官以奉教也，亦无奈之何”(《义和团拳始乱记》，《西巡大事本末记》，卷2)。

　　外国传教士还参与对山东人民的经济掠夺。他们强占人民的土地房屋。如1861年天主教教士江罗思在济南假造地契，霸占十三亩六分土地和民房三百多间，强修教堂。外国传教士们“在其道站所在地区购置田地，然后用苛刻的条件出租给附近农民，几乎和中国封建主一模一样。(福森科著：《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外国传教士还从事商业投机活动，甚至放高利贷盘剥人民。如郯县神山教堂，德国传教士戈巴德和布恩溥勾结起来，囤积大批粮食，乘粮价高时牟取暴利”(《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第2号第96页)。滕县美籍传教士放高利贷给贫苦农民，进行剥削。美国传教士郭显德在烟台市玉皇顶一带买田数十亩，“建造工厂，栽种果林”。另一传教士马茂兰在烟台设马兰公司，经营花边、发网、绒线、印刷、西药等，对中国输出资本。当时有人说：“自有花边工业的人来，教会大富。”(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附《山东长老会概况》第276、275页)

　　干尽坏事的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是抵赖不掉的。传教士们在山东的种种罪恶行径，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正是他们的罪行，使山东人民亲眼看到和感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于是反教会斗争就成为当时山东人民自发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在此基础上，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了。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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