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社科院形势分析组和新华社《半月谈》等六个单位进行的三次社会调查表明，不论是公众、官员，还是专家学者，都一致认为：腐败是当前中国头号的社会问题(《检察日报》2000年1月31日)。说腐败是中国社会(当然不仅限于我国)的恶性肿瘤，并非危言耸听。直到笔者这篇小文发表时为止，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在某些方面并没有有效地得到遏制。

　　高官腐败如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后两人已被依法处决。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边。福建几个海关参与并包庇走私大案已经浮出水面，金额达数百亿之巨。

　　小而言之，公路上的乱收费、乱罚款，基层的乱摊派，屡禁不止；为农民减负，叫喊了二十几年，只是到今年在安徽搞除了农业税和附加税之外，农民有权拒付一切名目繁多的这费那费。但这只是试点，在全国推广，还有艰苦的漫长之路。

　　腐败已经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公众的医疗费日重一日，采购、药房和医生拿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医与药分开管理，叫嚷了多年，实行起来，难矣哉!反对将专款截留用于盖楼堂馆所，但在京城六里桥东北角崛起了一座蓝玻璃墙椭圆形的高层大楼——美其名曰水利调度综合楼。经审计调查，原来他们用的是水利建设的专款，总计4亿多元。想想1998年长江、嫩江和松花江那肆虐的洪水，看看那些在抗洪前线的战士和百姓，以自己的生命与洪水搏斗的情景！叫人作何思量?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无处不在，而且令百姓深恶痛绝的最大的公害。早已为人民千夫所指，横眉冷对，敢怒而且敢言(多数大案要案是靠群众举报提供的线索)。

　　但是，愤怒不解决问题。对待腐败，情绪化不如法制化。何况，它并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家的土特产。近年来，韩国前总统全斗焕的胞弟全敬焕贪污近百亿而被起诉;苏哈托因本人及家族贪污已被检察官提起公诉；巴基斯坦的谢里夫、日本的竹下登首相、美国的众议院议长赖特皆因腐败丑闻而去职。看来，不管你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腐败是会像厄尔尼诺或娜尼拉那样进行全球性侵害的。这是就横看世界而言。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制比较健全的新加坡、香港，这一“社会之癌”的发病率就低得多。

　　再从历史上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左传》昭六年)、“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爵以贿成，智士钳口”。奸轨弄权，侵夺百姓，代不绝书。《史记》设“酷吏传”之后，汉书、后汉书、魏书、北齐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金史均设之。以后史书又设“奸臣传”，绵延繁殖，生生不已。

　　逢年节，首都京剧舞台都会演出一个保留剧目《龙凤呈祥》。观众只记住了马连良那一段脍炙人口的“劝千岁”的唱段，淡忘或忽略了刘备的小卒挑着一担又一担礼品去贿赂乔国老的过场戏。在担子里，装的决不是四川的榨菜、柑橘或豆瓣酱之类，而是金银财宝。刘备招亲，弄假成真。若无这个大摇大摆行贿的过场戏，龙凤不能呈祥，整个舞台也就没戏了。明清时，谚语有云：“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叉口袋，都将往京里抖!”我们从明武宗抄大太监刘瑾的家，世宗抄严嵩父子的家，清仁宗抄和　　的家，便可以看出，贪官们的财货之丰、胃口之大，令人瞠目结舌。这些金银财宝经抄没之后，不过改换了一个储藏宝库和所有者的姓氏而已。《儒林外史》第十三回有云：“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国民党的垮台，与其说是败于三大决战，不如说是毁于自己的腐败。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变成了“劫收”。当时我们是十七八岁的学生，目睹了金元券的骗局和大学里三青团特务打人抓人的凶残，连中立的教授也倾向进步。黄炎培的延安之行，与毛泽东关于“政党周期率”那一段著名的对话，不幸在国民党身上应验了。现在轮到我们党，黄炎培的话，会不会应验呢?

　　只要看看像郑州张金柱那样的流氓式警官(他驾车将教师之子撞死，又将教师拖行1500米，最后被处决)，便可看出：司法腐败，已经是烂到某些地区的肝脏部位了，再不按照小平同志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问题的讲话进行改革，腐败是会迅速扩散进而危及党和国家的存亡的。从粉碎“四人帮”时，我们就提出了财经状况、社会风气和党风的“三个根本好转”。这三个“好转”,尤其是后两个“好转”,乃是民运之所望,国运之所系。(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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