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６年７月，安徽省黄山脚下的考生王轶在高考中取得了５３６ 分的好成绩，此分高出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８分，然而他却被录取在一所 他没有填报的专科学校。父亲为此艰难上访，终于在一年后圆了儿子的本 科大学梦。但孩子被耽误一年的青春及一家人为此付出的物质、精神上的 代价，应由谁来偿还？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９日，王轶与其父母毅然将所在 的黄山市教委推上被告席。

　　成绩骄人，志愿却一一落空

　　高考的经历，对每一位考生而言都是终身难忘的。但对王轶而言，因 其独特的曲折而更加刻骨铭心。那是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５日，黄山市屯溪 一中的王轶惊喜地获知自己在高考中取得了５３６分的成绩，超出当年安 徽省理科重点录取分数线８分，超出一般本科录取分数线３６分。王轶在 父亲的指导下，认真填报志愿。在填完重点本科院校之后，在一般本科院 校志愿栏中，只填了安徽财贸学院，专科学校的志愿则一个也没有填。

　　父亲王政赋在一所中学已从事高中教育近２０年，而且一直担任毕业 班班主任，在指导学生填报志愿上，应该说是相当有经验的。自８月８日 高考第一批重点本科院校录取工作开始后，王政赋一天几次跑到屯溪一中 查看，兴奋和喜悦冲走了他骑车往返几十公里路的酷暑劳顿。

　　一批批考生被录取，重点本科院校录取工作结束了，王政赋没见到儿 子的录取通知书；８月２２日，一般本科院校录取工作结束，还是没有王 轶的消息。８月２４日，王政赋得到屯溪一中领导的通知，说正在省招生 工作中心——马鞍山市的黄山市教委工作人员来了通知，称王轶已上不了 本科院校，得赶紧补填专科院校的志愿。

　　王政赋闻此，一下从头凉到脚。

　　在校领导的善意劝慰下，王政赋开始为儿子选填专科院校。在选定南 京邮电学院、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等四所省外大专院校后，王政赋与儿 子商定，如果这四所学校不录取，那么，其他学校也决定不上了。于是他 们在志愿表的“是否服从分配”栏上，填上了“不服从”三个字。

　　当晚，王政赋踏上列车，风风火火地直奔马鞍山市。在高校招生接待 处，王政赋找到时任黄山市教委招生办主任的程勇，将王轶的志愿表交给 他，并说：“如果这四所学校不录取，我家王轶今年就不上了，明年再考。 ”

　　８月２８日，王轶却收到了一张寄自湖南省湘潭机电专科学校的录取 通知书。王轶父子感到十分吃惊，因为王轶根本就没有填报这所学校，而 且在志愿表中还填了“不服从”。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欲查真相，艰难上访揭“暗箱”

　　８月３０日，王政赋二赴马鞍山。在招生接待处，工作人员对王轶的 情况也感到吃惊，他们说：“少数专科成绩的考生都能上一般本科，怎么 重点本科分数线以上的还……？”王政赋闻言，心中又恼又悲又急。

　　直到当日天黑，等了５个多小时的王政赋终于等到了程勇。程勇答复 说，对王轶的录取情况不清楚。

　　王政赋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便赶到省城合肥。请求省教委招生办按 考生填报的志愿行事，不能违背考生意愿。王政赋的意见得到省教委招生 办工作人员的支持。９月３日，王政赋带着省招生办负责人的指示，三赴 马鞍山市。他问程勇：“王轶为什么没被安徽财贸学院录取？”程勇说不 知道，并说如果王轶今年不服从分配去湖南省湘潭机电专科学校，明年即 使考满分，按规定都不予录取。王政赋请求程勇代为取回王轶的档案，可 程勇说：“你自己去拿好了，你把事情捅到省里，已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还不快回黄山去。”

　　因为还指望程勇帮助取回已发至湘潭的档案，所以，王政赋面对程勇 冷若冰霜的态度，只好强忍怒火，悻悻地回到黄山。

　　回黄山后，他竭力强装笑脸安慰儿子王轶，并很快将儿子安排在一所 学校补课，以图来年再考。但如果不取回儿子的档案，来年是考不成的， 于是他又一次次地往程勇家跑，程勇也一再说没有办法。后来，王政赋找 了一位老领导，请该老领导写了一封信，由王政赋带着去找程勇。程勇当 时正在家中忙装潢，他把这封信扔在地上，说不用看。王政赋见此，彻底 打消了请其“帮忙”的念头，愤然走上赴京上访之路。

　　１０月８日，王政赋找到原国家教委学生司招生处，接待的有关领导 在王政赋的上访信函上作了批示，要求省教委招生部门予以调查处理。王 政赋立即将此信函及指示意见送到省教委。省教委招生办负责人看后表示， 如系招生工作失误造成王轶现状，则按规定重新将王轶录取到本科院校。

　　１２月２４日，经安徽省教委批准，安徽机电学校向王轶发出录取通 知书。当王政赋领着儿子来到安徽机电学院计算机系报到时，考虑到学习 进度，院方要求王轶到１９９７年９月随下一届新生一道入学。这样，王 轶就被整整耽误了一年。

　　在此期间，王政赋还在安徽财贸学院查到这样的情况：当年该校在省 内统招１０２人，在填报该校的１３６名考生中，王轶的成绩列第２０位； 王轶报考的该校税务专业中，省内录取６人，总分比王轶高的仅１人，第 二、第三志愿的录取考生中，均有数人考分比王轶低。

　　在这种情况下，王轶为什么没被录取在该校而转到湘潭机电专科学校 去了呢？王轶根本没有填报的湘潭机电专科学校是怎么录取王轶的呢？湘 潭机电专科学校出示了王轶档案袋上贴附的一张

　　字条，字条上写有“经与考生联系，无条件服从录取”字样。这张字 条是湘潭机电专科学校录取王轶的理由，但这张字条到底是谁写的呢？

　　其咎归谁，法庭上各执一词

　　王轶的档案及其上贴附的字条，只能出自黄山市教委招生办工作人员 之手。于是在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３日，王政赋一纸诉状递到黄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状告黄山市教委，要求赔偿其物质、精神损失费。

　　当年５月６日，黄山市屯溪区法院正式受理此案，１９９９年３月１9 日开庭。

　　王政赋在诉状中说，被告黄山市教委下属的招生办是代表黄山市教委 去招生接待处负责录取工作的，应对全市所有考生负责，但被告在招生工 作中疏忽大意，缺乏规范，导致王轶最终被录取在他根本没有填报的湘潭 机电专科学校。原告方为解决王轶的录取问题，三赴马鞍山市招生接待处， 六上省教委招生办，一次进京，数十次去黄山市教委，物质和精神上均蒙 受巨大损失。由此，原告王政赋及其妻汪贵香、子王轶请求法院依据有关 法律条文，判处被告赔偿原告物质及精神损失费67560.30元。

　　被告黄山市教委的全权代理人、原黄山市教委招生办公室主任、现黄 山市教委副主任程勇当庭辩解说，这起诉讼是由于考生及其家长对招生程 序不了解而产生的。程勇说，１９９６年高考招生过程中，专科统招以上 的考生，均由省教委招生办将考生档案从地市档案保管室调入省档案调配 组，再由省教委招生办分批次将档案调给各招生院校，然后由各院校审档， 决定录取或退档。其间投档、取档、退档，地市招生办工作人员不得介入， 因此地市教委根本无法插手考生的录取工作。程勇还说，王轶没被安徽财 贸学院录取的原因很可能在于他填报志愿不当。他还当庭出示了一份安徽 财贸学院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日的退档单复印件，说王轶没被录取还在于 他语文、外语两门单科成绩差。

　　为此，程勇认为，黄山市教委对于王轶及其家人，只能表示同情，而 不必承担法律责任。王政赋当庭质问：“那么，王轶档案袋上贴附的字条 由何而来？你们谁与考生联系的？”程勇答曰：“字条是我写的，是我打 电话给屯溪一中领导，他们说王轶愿意无条件服从录取的。”法官问程勇： “屯溪一中哪位领导接的电话？谁能证明？”程勇说：“一时疏忽无记录， 不记得是谁接电话的了。”

　　到底是不是王轶因相关科目成绩不够，而未被安徽财贸学院录取？安 徽财贸学院当年录取的学生其语文、英语单科最低成绩是多少？这些问题 尚有待进一步调查。王政赋在法庭上还提出了这样的疑问：１９９７年， 有新闻记者采访此事时，安徽财贸学院在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曾出示过一份 关于王轶因“相关科目成绩不合格”的退档补充说明，而黄山市教委现在 手中所持退档单是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日的，他提请法庭注意这张退档单 的来历。

　　当日上午９时２０分开庭，两个小时后，法庭宣布休庭。

　　不为财钱，只为讨公道

　　第一次公开审理结束后，王政赋向记者坦露，他此番起诉黄山市教委， 目的并不在于要黄山市教委赔几个钱。他说，早在１９９８年，因他提出 安徽机电学院是收费并轨学校，安徽财贸学院是未并轨学校，两所院校的 学杂费差额较大，王轶上机电学院在经济上要比财贸学院多付不少费用。 当年３月１２日，黄山市教委负责人在他起诉之前，专程来到王家，传达 了“有关部门”处理此事的研究意见，即通过王轶所在的学校来减免部分 费用，以减轻其经济上的部分损失。如果王政赋同意，就写一个困难补助 申请，然后“有关部门”再与安徽机电学院协商。

这一“研究意见”当即遭到王政赋的拒绝。他说，学校减免学杂费与 相关责任单位赔偿损失二者性质完全不同，不能混淆。如此“研究意见”， 实际上是是非不分，这不仅使我们的损失得不到真正的赔偿，还会助长高 考招生中的不正之风。王政赋说：“高考招生中考生‘高分低就’的现象 每年都有发生，但像王轶这种情形却极为少见，我希望通过此案，能引起 人们对这一现象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