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克斯报告》蓄意歪曲中国航天发展史，称中国从美国“获取”的 技术知识，帮助了中国的导弹和航天计划。事实上，中国航天事业从起步 到成长，到跻身世界先进行列，都完全是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地完成的。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的情况 下，1964年中国就已经研制成功了中近程导弹，1970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中国又成功地发射了返回式卫星。70年代 末80年代初，中国航天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80年，中国向太平洋海 域发射远程火箭获得成功；1982年，中国潜艇水下发射固体燃料火箭获得 成功；1984年，中国成功发射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这些都是在中国进 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之前完成的，同样，也是在没有任何外国帮助下完成 的。

　　《考克斯报告》称，“中国首先于70年代初在西方技术的基础上开始 研制自己的通信卫星”。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起，美国和西方国家就对 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而且还成立了所谓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严 格限制向中国出口高技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怎么可能依赖美国 和西方国家来发展自己的卫星技术呢？该报告还称中国不择手段地“窃取” 美国卫星技术，这更是荒谬的主观臆断。众所周知，中国真正发射美国制 造的卫星是在1990年，而从1970年至今，中国已成功发射40多颗不同种类 卫星，拥有研制科学实验卫星、返回式卫星、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气 象卫星、资源卫星等设计和制造的成熟技术。《考克斯报告》还把中国东 方红三号卫星使用的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自行研制的控制处理器，说成 是玛特拉-玛可尼公司制造的。这样明显的张冠李戴，恐怕不能算是报告 炮制者的大意吧！

　　《考克斯报告》还谈到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回国之事，并以此为例污蔑 中国导弹技术是从美国“窃取”的。对此，中国科学家感到极大愤慨。1 935年，钱学森博士以清华大学公费留学身份到美国学习，后留美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青有为、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民族自 信心和民族气节的钱学森博士向往祖国。但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 美国政府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迫害。经中国政府多次交涉， 钱学森博士于1955年回到祖国。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钱学森回国时 不仅没有带回任何研究资料，甚至连一些私人生活物品都未带回。《考克 斯报告》称，由于钱学森曾参与美国“大力神”洲际导弹计划，从而将美 国的导弹和相关技术非法带到中国。这是无中生有的诽谤。根据美国科学 家协会（FAS）编写的“美国核力量的早期发展”资料，美国“大力神” 导弹计划是根据1953年10月成立的美国空军“战略导弹评审委员会”（后 称VON NEUMAN委员会）的建议确定的。1955年美国有关部门才正式签订研 制合同。而在这之前，1950年7月，钱学森就被美国政府取消了参加机密 研究的资格和自由，并被拘留。后虽被保释，但直到1955年离开美国前始 终受到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的监视。考克斯等人数万言的报告 似乎作得很细，实际上连时间的先后都没有弄清楚，这恐怕不会是一时的 疏漏吧！

　　1985年，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这本来是和平利用空间技术的 一个方面，是正常的、规范的国际服务贸易。但《考克斯报告》却称中国 通过商业发射“窃取”或非法“获得”美国导弹技术，用于提高中国的导 弹能力，这不仅违背了事实，而且也缺乏基本的科技常识。

　　稍有科技常识的人都知道，运载火箭是在弹道导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运载火箭和导弹对制导精度的要求是不同的。火箭制导主要是控制卫 星的入轨精度，而导弹制导需要控制动力飞行段、自由飞行段及再入段这 三大段的偏差，最终满足弹头落点的命中精度。显而易见，导弹制导精度 高于运载火箭的要求。商业卫星发射精度越高，成本越大。一般情况下， 出于经济合理的考虑，商业发射不需要采用过高的制导技术。怎么会用火 箭的制导技术来提高导弹的制导精度呢？

　　《考克斯报告》还称，中国通过商业卫星发射得到了美国运载火箭整 流罩技术，这“也许有助于中国设计和改进未来的多弹头再入大气层导弹 和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及其可靠性”。事实上，中国有成熟的整流罩设计经 验。早在1992年前，中国已研制成功两种整流罩，多次在冬季高空风条件 下发射成功。中国在商业发射中所采用的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的整流罩， 是在长征系列火箭卫星整流罩10次成功飞行的基础上设计和生产的。中国 不需要通过商业发射服务获取美国的火箭整流罩技术，中国在整流罩技术 上的任何改进和发展都是依靠自己力量完成的。

　　更需要指出的是，运载火箭整流罩的设计技术与导弹多弹头整流罩设 计技术存在显著的不同。多弹头导弹整流罩要求全天候、全方向的工作环 境，一般采用整体式设计技术，而运载火箭通常采用横向分离式设计技术。 因此，不存在利用火箭整流罩设计技术来改进多弹头整流罩的设计技术的 问题。

　　《考克斯报告》称，中国通过铱星发射“获得”了智能分配器技术（ Smart Dispenser），用于多弹头分导再入式飞行器（MIRV）的分配技术。 事实上，中国在发射铱星前，就多次成功地进行了多星发射。1990年7月， 中国长征二号丙首次发射，搭载了一颗巴基斯坦卫星，进行了双星发射， 两颗卫星分别进入近地轨道和地球同步转移轨道；1990年9月，中国用长 征四号成功地一箭发射三颗卫星，进入太阳同步轨道；1992年10月，长征 二号丙一箭双星发射了瑞典弗利亚卫星和中国的返回式卫星，两颗卫星进 入两种不同的近地轨道；1994年2月，长征三号甲一箭双星发射了实践4号 卫星及一颗模拟星。因此，中国早已掌握并不断发展分配器设计技术，不 存在任何难以突破的关键技术，更谈不上利用发射铱星来提高中国多弹头 的分配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