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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此前已经看到过相关报道，但眼前的事实还是让人惊心：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厚厚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夹满了纸条，那些被学者密密麻麻地指摘出的错讹让人难以置信，就是这样一本粗制滥造的“辞书”竟能大行于世！
而十几万本伪劣词典流散在求知欲正强的中小学生的手中的事实更让人忧心：对于一向视词典为“不说话的老师”的孩子们而言，这样的词典是释疑解惑的助手还是谬误流传的帮凶？！
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辞书评论座谈会上，来自教育界、辞书出版界的20余名专家学者在愤怒的谴责之余，发出这样的声音：辞书是一个国家文化积累的重要标志，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辞书出版必须规范。
离奇的内容错讹
今年初面世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京华出版社出版，王同亿主编)，号称“最权威、最现代、最先进、最丰富、最有用”的词典，但经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李志江副研究员初步阅读，仅1—50页中，就发现错别字、衍文和注音错误64处。
令人吃惊的是，除了编校印制质量上比比皆是的“硬伤”，《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内容上的问题更是触目惊心。专家们经过初步审读后认为，词典中有许多政治性、科学性、知识性错误，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低级粗俗，胡乱收词、胡乱释义、胡乱举例的现象泛滥。
如“不破不立”，这个词本是旧的东西不破除，新的东西就建立不起来的意思，但在这部词典里，竟变为“现多指公安机关受理刑事案件，能侦破的，就立案，不能侦破的，就不立案”。而上海市的面积，在这部词典里，标为0.58平方公里，和实际面积相差万倍。
这部词典还大量收入粗俗不堪、低级下流的词汇和脏话、粗话等，在例句和释义中，也充斥各类污言秽语。自言“主要是为中小学生语文学习服务”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出现了“离男(离婚男子的简称)”、“人有(指人具有)”等胡乱拼凑的词目，甚至把一些不堪入目的“荤词”一并收入。
著名教育家、80高龄的霍懋征老师气愤地说，从事语文教学60年，还从未见过如此荒谬的词典，真是越看越生气，这是对孩子们的犯罪！
混乱的辞书出版
近年来，辞书出版十分红火，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商务印书馆社长杨德炎告诉记者，解放前我国辞书出版仅有300多种，1979年以前有800多种，而今约有近万种。辞书出版已从几家权威出版社的“专利”，变为众多出版社竞相逐鹿的“肥活”。
辞书总类的增加本来是件好事，既可以满足读者需要，也可以促使出版社在竞争中提高质量。但遗憾的是，在辞书出版红火的后面，隐藏着巨大的质量隐患：为尽快追求经济利润，出现了剪刀加糊，电脑加网络，东拼西凑、抄袭剽窃的现象；不少完全没有编辑力量的出版社也匆忙上阵，完全不考虑对读者负责。
“十年磨一剑”的辞书编撰行规在经济利益面前被抛弃。有的词典数以万计的条目、数以百万计的文字是抄袭的；有的词典为增加书的厚度，硬是在“不”的字条下，将“不看”、“不美”、“不吃”、“不好”列于其下。种种荒谬和错误已经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主任陆俭明认为，这种急功近利完全没有责任心的辞书是“出版界的耻辱”。
呼唤制度建设和道德制约
辞书素有“标准书”之称，辞书的质量关系我们民族语言的健康、规范与纯洁，关系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而种种粗制滥造的辞书能够如此肆虐，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缺乏一种文化清洁能力，缺乏一种有效的管理和制约机制。
与会专家指出，我们在发现了有毒大米后，能及时追缴严格惩处，还追查了制假的源头，像伪劣词典这样的大肆流布的“精神毒品”，更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处理。
可怕的是，甄别了一部《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并不代表就净化了辞书市场。北师大中文系教授伍铁平就担心，学术界的呼吁刹不住此风，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谁能保证不再重演类似这部词典的闹剧？
不少专家认为，要杜绝辞书出版的混乱，必须从道德建设与制度建设两个层面来抓。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宁说，辞书出版是光荣而严肃的事业，编撰者和出版者必须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
更多的专家呼吁相关的行业标准和行为规范的出台，建议辞书出版采取“资格认证制度”，只有具备了一定条件的出版社才能出版辞书，以此捍卫我们民族语言的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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