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沙林) 从1996年以来，青年记者安顿几乎在我国掀起了一个“口述实录”文体的狂潮。这种过去只在文学圈子里———作家张辛欣在20世纪80年代做过“走访实录”，冯骥才写过“采访文革一百个人”等———徘徊的文体，在安顿开辟了“口述实录”并出版了《绝对隐私》后，为全国许多媒体和作者效仿，直至“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市场普及读物。

　　1996年至1999年三四年间最畅销的书，就包括《绝对隐私》以及《绝对隐私》的各类摹本，如《绝对私情》、《绝对秘密》等。这类书至今还在延绵不绝地出版。有的作者甚至把笔名起得跟安顿相似，以期达到一种联想效果。而对所有这些后来的模仿者，安顿表示“怀疑其真实性”。

　　“为什么我之后，全国有那么多的模仿‘口述实录’的东西，我觉得那是卖报纸卖刊物的需要。对其真实性我表示怀疑。”

　　“我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可以感知这种文章的是否真实。你没亲自做这件事，没有亲自操作过用真诚和各种技巧开启一个人的嘴和心灵，你就很难体会一个人具体的感情氛围和内在逻辑。虚构情节，谁都可以，但那种状态、那种情感的特定反映，是不能模仿的。”

　　“我一看有些人的文章，就知道这一定是骗人的，或者是编者在编故事，或者是被采访者在编故事。做假的文章，你想做到一点没有漏洞是非常难的。”

　　这种文体并不是谁都能做的，也并不因写了贩夫走卒而低俗。安顿很自豪这种文体的有来历，她认为，是有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背景的。

　　“当初写口述实录很大一部分原因不是为了文学。真实记录一个人的‘全真状态’是一个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我的兴趣源于美国犯罪心理学家的犯罪调查，这种文体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靡美国，其中给我影响较大的一本书是《生平调查》，还有《美国梦》和《纳粹子女访谈录》等。这些覆盖全美的调查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意义，远远大于文学。”

　　“事无巨细，把所见所感全都包揽在文字中，集中反映了被采访者的精神状态，以及所象征的社会学的意义，从这一角度讲它不能算做文学文体。”

　　安顿说，她喜欢探研一个人，她想把“口述实录”的工作作为一个人一辈子的研究。她经常接触国外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听说她有渠道能接触到成百上千的中国人的内心标本，非常羡慕。她说国外对这种心理记录非常重视，通过这些文体所反映出的一个人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密度，是有很大人文意义的。

　　安顿举例说，英国《口述史》讲了东印度的殖民史。其中一个人一天所有事情，甚至早上刷牙都记录了下来，意思是通过这种极为细微的事，就能看出他的出身背景。

　　“口述实录”类文体如何能避免造假？安顿说她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敬业似乎能使事情好一点。“敬业，这是我的第一推动力。在这个‘记录心灵’的领域里，我力求做到最好。我们这类人本身就比较幸运，谁可以轻易分享他人的内心呢？我可以，我可以参与别人的生活。我感觉很幸福，我的职业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我的梦想是采访1万个人，迄今已采访了3000多人。实现这个梦特别难，可能我到死都实现不了。”

　　安顿觉得文字表达得不够充分，又拿起了数码摄像机。这样，每一篇“口述实录”又都是一部小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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