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比说好？说比唱好？说书人口中的历史，是历史传奇的一面。

　　在书里，你很轻易地就能分得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部书的清白世界里，只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也只有两种分明的感情：爱与恨。《岳飞传》里就有太多敢爱的与敢恨的。

　　茶馆里练来的“扣儿”

　　听书听扣儿，看戏看轴儿。

　　什么是“扣儿”？“比如这一段：岳飞带着两千人去解救皇上，本来听说就被围困在这儿，打散金兵杀到里头一看，屋里没人了，地上有一摊血迹，旁边放着龙鞋，另一边还挂着龙袍，岳飞脑袋嗡地一下，皇上有什么危险了？接着怎么办？这时候你有多大的本事，你能讲多长的书。”

　　评书演员的兜里装的是说评书的宝贝。“一个说书人兜里要有好多个面孔。比如说赖昌星的红楼门口如何的警戒，‘你看这警卫人员，这个齐啊，都在二十一二岁左右，个头都在一米七五左右，高了高了笨，矮了矮了矬。一个个拿着冲锋枪，有子弹吗？有。有啊？不一定。’这就是靠咱们讲嘛。我们要编电视剧，可能谁也编不过我们。”

　　刘兰芳的第一次登台是在茶馆里。“老师病了，观众不能断，断了就没人再来听了。三个小女孩不知道害怕，上去打义工，记不起当时怎么胡说八道了，只知道还真把观众留住了。”

　　现在，苏州可以听书的茶馆多，上海也有西藏茶馆和乡音书院可以听书，香港有103个茶社说粤曲，粤曲也是评书。“在茶馆说书最难，如果昨天来了10个听众，今天才8个，明天就可能只剩5个了。好演员都是从茶馆出来的。哪怕就来6个人，天天来也证明自己能说住人。”

　　想起陈凯歌的一部片子《边走边唱》里面弹琴的盲艺人对1000根琴弦的生命寻找。一首关于评书的《西江月》最后的两句话：“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她说：“《岳飞传》是我几十本评书说完了以后的经验总结。说书人要通达人情。想不到就说不出来。里面包含着自己太多的处世态度和人生体验。”

　　60年的曲不离口，造就了人的性格。不再是当初梳着小辫无顾忌地走上台的小女孩，一部书说人也说己，凝聚着全部的人生慨叹。

　　“忠臣孝子”和全国粮票

　　1979年年初《岳飞传》开始录制。最开始的问题是没有现成的故事大纲。“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没有书道子。幸亏副团长在图书馆的废堆里拣了本钱彩的原著《说岳全传》。”那时候还有好多人在说她是“搞四旧”。刘兰芳曾经写下了几万字的书道子，后来就是为了破四旧“书道子”被扔进了炉子里。

　　一个误区：说书就是背书。刘兰芳当时对原书作了大量的删改，最大的特色也许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古事今说。原书中的“泥马渡康王”，有着迷信的色彩，在评书中改成了白马，而“岳飞显圣”的情节就完全删掉了。再比如岳飞使的沥泉神枪的来历，“原来说成蟒就是枪，原书里讲岳飞出去玩，发现一条怪蟒，怪蟒从洞里出来，岳飞拽住怪蟒的尾巴一抻就是一条枪。这不对，太玄虚。我把这段故事改成怪蟒守的洞必定有宝，岳飞进洞去找，才发现了这条枪。然后还解释了一下，说这条枪是战国时期打造的，我国冶炼有悠久的历史，在战国时期就有欧冶子造剑的故事。”

　　当时报纸上最热门的讨论是“岳飞是不是愚忠”，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有正说也可以有反说，当然现在最多的是戏说。

　　《岳飞传》只有一说，就是在讲孝子忠臣。她一言以蔽：“《岳飞传》讲的是传统道德观，我们还是需要。”

　　有这样一个关于听《岳飞传》的故事。很有趣。

　　胡同里的大妈，急着要听《岳飞传》，省吃俭用买了台半导体。美滋滋地一边听一边在院子里遛弯。邻家的女儿拿着半导体从门里出来，她也正在听《岳飞传》。大妈着急了：“怎么刘兰芳也在你那儿讲，我以为她就在我这个半导体里讲呢。”

　　《岳飞传》是“文革”后在广播里播出的第一部长篇传统评书。“我们也就成为最早触电的一代评书演员。”她把自己“红”的理由很简单地全部归于“触电”上。但《岳飞传》确实有着强电效应。从辽宁到天津、上海、杭州，大江南北举行了《岳飞传》的交流会，从省级台到县级台，100多家广播电台先后播出了这部评书。

　　《岳飞传》播出期间收到了成麻袋的听众来信。吉林省一位听众，寄来祖传治嗓子的秘方，希望刘兰芳保护好嗓子，好为广大听众说书。农村供销社一位采购员来信说，他们全家男女老少7口人，都爱听《岳飞传》，很想见到刘兰芳，希望能得到她的一张照片。并说：“山区没什么好东西，给你寄一个菜板过去。”

　　“那时候我算是红透了，有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全国粮票’。”她笑，但我知道这话不夸张。

　　那时录1年的书，她只得到个10块钱的小半导体，自己高兴死了，那时候买不起啊。

　　说评书二十年出一个

　　辽宁出角。

　　刘兰芳和单田芳是鞍山市曲艺团的，袁阔成是营口市曲艺团的，田连元是本溪市曲艺团的。为什么？她的话有说书的味道：“我们杀出来得快。”

　　她的口音，东北腔？北京音？都不是，她说话其实就像说书，但这一点她不承认。据说上街买东西，她一张嘴就会被售货员听出来。比如几十年的说书生涯，她形容的话就是“我们也都是杀了几进几出才出来的。”

　　当初为什么学说书？并非她的初衷。

　　“我是辽宁省辽阳市人，我是满族，我15岁考上了辽宁省鞍山市曲艺团当学员，拜孙慧文为老师。我的家里都是搞曲艺的，我的母亲、两个姨母和一个表姐都是唱东北大鼓的。东北大鼓已经要失传了，找不到传人了。在家就开始学唱大鼓，像杜十娘、三国演义、王二姐思夫、灯下劝夫什么的。艺人家庭都比较苦，我母亲是学艺的，身世比较坎坷，所以当时我上学的时候是立志不学艺的。中学毕业之后，家里实在太穷了，不能再念书，才考上鞍山市曲艺团当学员。”

　　最近，她重新唱起了东北大鼓。每周三、周四在中央电视台11频道播出。“怕观众忘了我。”

　　“我今年已经拿44年工龄补贴了。”从学员、演员、书记、文化局局长再调到曲协当副主席，她说是一步步熬上来了。但“我首先是学员。每天早上起来，天不亮出来喊嗓子，几十年如一日，东练三九，夏练三伏，天天练八九个小时，只有坚持耳濡目染才能说好书。”

　　评书的教授，一贯的方式就是“口传心授”。是不是有点跟不上形势了？“照本宣科永远学不来评书。要看，要感觉。老师一字一句地教，告诉你眼睛怎么样才能传神，发声的位置在哪里。这种方法不是土的。我们在黑板上只能讲评书源远流长的历史。”

　　她的老师是西河大鼓的创始人。“老先生教我们的时候就70多岁了，他在那儿弹弦，教我们六七个女孩唱西河大鼓。”

　　“诗词歌赋山赞水赞人物赞要背。‘这个风，好大的风，直刮得飞沙走石……’‘风借火势，火借人威，火鸽子火球乱蹿，烧得噼里啪啦乱响啊，只听得……’开始都是在背，后来才能信手拈来脱口而出。”

　　说评书有句“艺诀”，叫做“两年胳膊三年腿，十年练不了一张嘴”。熟能生巧是个慢功夫，她说：“二十年才能出一个。”

　　评书解词

　　作为一种独立的说书品种，大约形成于清代初期。刘兰芳认为北方的评书和南方的评话可以视为一体。“各地评书都用方言，普及但不普遍，因为说的人太少了。”

　　唱曲许多渠道的资料证明，评书虽然是口头讲说的表演形式，但其艺人来源却多为“唱曲”的转行。相传形成于北京的评书艺术，其第一代艺人王鸿兴，原来就是表演一种叫做“弦子书”的“说唱”艺人；至20世纪初叶，又有许多北方乡村表演“西河大鼓”和“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城市后，纷纷改说评书。这是中国曲艺艺术在流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道具评书的表演形式，早期为一人坐于桌子后面，以折扇和醒木(一种方寸大小，可敲击桌面的木块。常在开始表演或中间停歇的当口使用，作为提醒听众安静或警示听众注意力，以加强表演效果，故名)为道具，身着传统长衫，说演讲评故事。

　　行话比如传统的表演程序一般是：先念一段“定场诗”，或说段小故事，然后进入正式表演。正式表演时，以叙述故事并讲评故事中的人情事理为主，如果介绍新出现的人物，就要说“开脸儿”，即将人物的来历、身份、相貌、性格等等特征作一描述或交代；讲述故事的场景，称做“摆砌末”；而如果赞美故事中人物的品德、相貌或风景名胜，又往往会念诵大段落对偶句式的骈体韵文，称做“赋赞”，富有音乐性和语言的美感；说演到紧要处或精彩处，常常又会使用“垛句”或曰“串口”，即使用排比重迭的句式以强化说演效果。在故事的说演上，为了吸引听众，把制造悬念以及使用“关子”和“扣子”作为根本的结构手法。从而使其表演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而又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表演者要做到这些很不容易，须具备多方面的素养，好比一首《西江月》词所说的那样：“世间生意甚多，

　　惟有说书难习。评叙说表非容易，千言万语须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迟疾。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沈沣／文、张宏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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