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访卓琳同期声)

　　“我说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后来我也给他当秘书。我给他当秘书，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王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当时中央以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存档(要有专人负责)。他的文件看完的，就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存档，我就(负责)把那些文件登记。登记完了以后，我就坐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我都登记了，交给中央办公厅存档。所以那时侯都是以他的文件最(多)，因为(他)的文件最全。”

　　(访邓先群同期声)

　　“而且我大嫂这个人，她从来不给我大哥添乱，她不去参政，她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她该做的那份工作。我大嫂那人就是这样，也很守规矩，而且她特别体贴我大哥。比如我大哥喜欢喝茶。但是，家里的开支都是由我大嫂来开支。茶叶还是比较贵的，他爱喝龙井，龙井是比较贵的。烟，都是自己买，哪有别人送的啊，所以都要精打细算。但是，我大嫂舍得给。茶呢，我大嫂是每天上午，都给我大哥泡浓浓的一杯茶。我大哥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着喝，下午再给他泡一杯。她非常地爱他，非常地体贴他。就在家里那么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大嫂特别关心体贴我大哥。”

　　(访邓楠同期声)

　　“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那时候比较困难，供应的油和肉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所以给他们多一些油，还有肉。当时因为我们家人口很多，除了我们几个子女以外，还有一些亲戚之类的。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口人吃饭，所以他那点油和肉，肯定大家一起吃就不行，所以，最后我妈妈就说让他单独吃。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好，能保证工作(顺利)，所以就让他单独吃饭。他就不干，就说不行。后来我妈妈没办法了。我妈妈就说，这样吧，派一个人陪你吃饭，所以我经常就是那个派去陪他吃饭的人。结果，只吃了很短的时间，最后，他又不干了。他说我要跟大家一起吃，那么后来没办法，他又跟全家一块儿吃。后来，我妈妈就又想办法说，给他单独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给他单独炒一个菜，结果就这一个菜，他到了饭桌上以后，就到处分。给你点，给你点，结果最后，实际上，他就一口都不吃，全分给别人。最后，没办法，所以就大家都吃一样的。”

　　(卓琳在院里散步)

　　卓琳和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夫妻恩爱，携手白头，心心相映，患难与共。

　　(访邓楠同期声)

　　“因为我父亲这个人，在政治上，他讲是不争论。就是政治大问题不争论，在家庭也是这样的。他跟我母亲没有任何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呢？因为我父亲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妈妈怎么管，父亲是从来没有意见的，因为他很信任母亲。他们俩的观点也很一致。所以，母亲怎么样管理这个家庭、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我父亲是从来不过问的，他是完全信任我母亲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想一想这么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都没有过。”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访邓先群同期声)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别人家吧！反正有好几家人都划清界限。我妈就跟我大嫂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就跟我大嫂(这么说)。因为我大嫂身体一直不是太好，我大嫂就告诉她。她说，我是了解他的，她说，奶奶你放心吧！不会的。”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他而去。在江西三年的日子里，他在荆棘中踏出的那条“邓小平小道”后来被传为了佳话，而夫妻间互相帮扶的故事却是很少有人晓得的。

　　(访卓琳同期声)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他发配到江西去了，住在一个将军楼。怎么办呢？一个月只给我们二十块钱，二十块钱的生活费。首长说，我们要节约一点，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给孩子们当路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那么他就主张，他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拣石头。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我不能多动，我连上楼，上我们住的那个楼，我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他拉着我上(楼)。那么我们种菜怎么办呢？种菜就是总得种点吃的呀！自己种点吃的，他挖地，因为前头有块空地。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那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水。”

　　和他们一起去江西的还有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

　　比起在北京被监禁的生活，江西的日子气氛轻松了许多，邓小平也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访邓先群)

　　“他们住在楼上，吃饭生活在下头。有时候我大哥还照顾我大嫂呢！家里重活都是我大哥干。我大嫂这人，心胸应该说还是比较宽广的。在(江西)他们几个老人，也过得挺愉快的，互相也很照顾的。我母亲他们俩，非常好(互相)很关心。重体力活就是我大哥干，比如和面啊，那些都是他来干，(还有)擀面这些事情。做饭的技术活是我母亲的。像种菜，他们三个人都种。在院子里头挖地、拔草、种菜，他们都干，所以他们过得挺愉快的，互相很体贴的。”

　　在江西劳动时，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少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干过，但此时的邓小平毕竟已经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

　　(访卓琳同期声)

　　“我们是在工厂工作，他在工厂是搞什么的，他是搞矬子。我能干什么呢？我就拿汽油洗那个油腻。我看他一天劳动(很累)，我就跟他说，给他搬个椅子，我说你坐一坐，他不坐。我说，你怎么不坐一坐，偷点懒嘛！他说，不行啊！我要坐下去我就站不起来了。”

　　邓小平在江西，一家人天隔数方，但彼此间的关爱却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着。到江西不久，因为妹妹邓先群生孩子，夏伯根老人便赶去照料女儿。家务就全落在了夫妇俩身上。

　　(访卓琳同期声)

　　“老祖在的时候，他烧火，老祖炒菜、老祖蒸饭，老祖要走了，老祖的姑娘要生孩子，(需)要照顾。我说，老祖你走吧！你没钱雇人照顾你的女儿，你去照顾你的女儿。她说，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自己来。后来，老祖走了以后，他就来当主角了。买来的肉，他切，不让我切。我烧火，他炒菜。”

　　家庭的温暖，是帮助邓小平从容应对政治逆境的一个重要因数。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的领导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10年磨难，两度沉浮，世态炎凉，风云多变，风雨飘摇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

　　(访邓楠同期声)

　　“天安门事件以后，我父亲又被软禁，我母亲后来也去陪他去了，所以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就只有他们二老互相照顾。后来没多久，我母亲眼睛坏了，(母亲)住院以后，就剩我父亲一个人了。但是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联系，只能通过写条子，条子上头什么也不能写，因为肯定人家都要看。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流来保持联系，他们互相之间的牵挂和思念，就只能靠这个(来传达)了。”

　　邓小平已经走了五年，夫妻俩58年风雨中结成的深厚情义，全化作花雨飘洒。

　　(访邓榕同期声)

　　“他们虽然表面上性格差别是很大的，但实际上他们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在他们夫妻俩的生活中间，比如说：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他们都是很纯粹的人，都是非常纯粹的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心计，就是在生活中间，不是说很有心计、很纯粹。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但是，他们又是非常纯粹的，所以他们的爱我觉得是(很纯的)。他们俩虽然表面上性格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心底，他们的内部，就是他们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和的。”

　　(访邓琳同期声)

　　“你还真别说，我呀，没见过我爸爸妈妈吵架。我觉得我弟弟妹妹大概也没见过，几乎没有红过脸。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他们两个，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别信任，非常信任，互相做什么事情都相信。我妈妈做的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我爸爸都认为是对的；我爸爸做的事情，包括文革后来被打倒，我妈妈也绝对没有二心。就是说我要跟他离婚，或者要跟他划清界限，没有。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典范。”(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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