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崔丽

　　已经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淡出的汪国真，近一段时间又搅热了国内媒体。颇有意味的是，此番他的出现，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那个大红大紫的诗人形象，而是以穷困潦倒、生计无着的末路之人，出现在某媒体题为“昔日辉煌成过眼云烟，大诗人汪国真为钱所困”的文章中。

　　3月29日，记者在北京一家茶舍见到了汪国真。46岁的他，显得挺年轻，全无“潦倒”的样子。只是蓝色的纯毛毛衣上，绣着几只凌空张翼的老鹰，似乎与架着眼镜、文气十足的汪国真不甚匹配。

　　此时，汪国真已经开始以维权面目在媒体迅速出击。对被迫重新以这种姿态抛头露面，汪国真颇感无奈：“但这关乎名誉，我必须出来澄清。”

　　汪国真对文章中的不实之辞一一辩驳。他拿出一张海报说，那篇文章中所谓去年秋“汪国真复出诗歌朗诵会”纯属捕风捉影，那场音乐会的主题是“新诗朗诵暨流行音乐演唱会”，只是朗读了他的两首诗，演唱了他作词作曲的歌，自始至终他只是作为嘉宾在台下观看，何来文章中所说的上台为自己的“复出”“声情并茂”地朗读？

　　最令汪国真恼火的是，文章中写他开火锅店开砸了，生计无着。汪国真说：“我是喜欢吃火锅，可从来没打过开火锅店的主意，更没入股哪家火锅城。看来我只能请那位记者告诉我：什么时候、地点、我开了哪家火锅店。这纯属无中生有。”

　　至于大练书法写字卖钱，汪国真说，若像文章上说的那样他早饿死了。他说：“要说大练书法，是在1993年、1994年，我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起因是我经常要为别人签名，觉得自己的字还要练练，就这样迷上了书法。到了1998年我已经练出了体例，会给一些地方题字，惟独不像文章中所说的四处给京城店铺题字。”

　　汪国真的诗集也一直在出。2001年4月，青海人民出版社又再版其诗集。“我一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有固定工资，生计不愁，何来穷困潦倒？”汪国真说，“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位记者从未采访过我，所谓‘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提供的情况，她完全可以找我核实。”

　　尤其让汪国真哭笑不得的是，这篇文章在报纸和网站上广为传播开后，带着各种心态关心他的人一下子多起来。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正在接受凤凰卫视台“鲁豫有约”的专访。手机响个不停，当时就有人问，“汪国真，你怎么这么惨呀，平时怎么没听你说嘛”。开火锅店的事更成了朋友们打趣他的段子：你什么时候开火锅店了，怎么不请我们客呢？“这对我的生活和声誉造成了严重影响”。汪国真一脸愠色。

　　汪国真说，对他而言，一直无所谓火爆、复出、沉寂之说，从诗歌、书法，到现在画画、作词作曲，他只是想有个安静的环境、平和的心态，做自己喜欢的事。“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客观和诚信，这次官司不打，指不定下回还出什么新闻呢”。这成了他决定打这场官司的目的。

　　汪国真一边忙着和报道对质，一边解释他身陷百家媒体大战的传闻。“有媒体说我要与百家媒体对簿公堂，其实曲解我的意思了，哪有那么多。当然，炮制假新闻的那家媒体和记者要告。”

　　曾经红火一时的汪国真和他的诗，至今让很多人留有记忆。1979年4月，还在广东暨南大学读大一的汪国真，就发表了一组诗歌《学校的一天》。从1985年起，汪国真正式开始诗歌创作生涯，陆续发表了大量诗歌，广为读者传诵。到了1990年，青年读者中流行起汪国真诗歌手抄本，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问世后掀起汪国真诗歌的热潮。与此同时，《年轻的风采》、《年轻的诗与思》、《汪国真其人其诗》等赏析性的书前前后后出了16本。1990年在出版界甚至被称为是“汪国真年”。

　　20世纪90年代后，对汪国真诗的争论声渐起。从1993年热衷起书法的汪国真，也逐渐淡出诗坛。其后，汪国真潜心书画，现在又在作词作曲上下功夫，但他一直未放弃诗歌创作。去年开始在“校园文学”上开设诗歌专栏至今。

　　有文化界人士指出，在汪国真淡出十几年后，一篇发表在西南某报的小文，仍能引出如此轩然大波，不可否认汪国真和他的诗歌，仍在人们脑海里留存着深深的印痕。但同时，把原本生活在平静状态中的汪国真重新推出来，并描述成一个“穷困潦倒”的落寞之人，以期引起社会反响，事实上反映了一种不良的社会文化心态，它让人思考：人们在津津乐道中，把诗歌和诗人推向穷途，究竟是谁的悲哀？

　　(本报北京3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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