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从3月19日一家四川报纸传言“诗人汪国真开火锅店”开始的。文章描述了“诗歌变火锅，汪国真为钱所困”的窘境。十几年前红透大江南北的青春派诗人，一度淡出人们视野的汪国真，因此被以极不情愿的方式再度聚焦。

　　汪国真在北京四环路以外的工作室里接受采访两个多小时。他的手机不断响起，每每这时，汪国真便把黑框眼镜的一条腿儿挂在耳朵上，另一条垂在腮边，专注地看手机上显示的陌生号码。

　　“火锅事件”之后，46岁的汪国真惯于和不同的人重复的同一句话还有：“《汪国真诗文集》一直卖得不错，怎么能说无人问津？”

　　十余摞《汪国真诗文集》码放整齐，摆在窗前凌乱的桌上。“仅2000年就有七八种版本，看，还有盗版的。”已经不再年轻的诗人站在桌前俯视这些诗集：“市场喜欢什么书，盗版书商最敏感，盗版书这么多，怎么能说我的诗没人看、卖不出去？”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汪国真的诗在少男少女中引发狂潮。以汪国真为诗歌符号的这10年，成为一张测试当代青年诗歌热忱、兴趣喜好、文化倾向乃至人生观念的敏感试纸。

　　汪颇为自信地说：我一直没被读者遗忘，大学生对我也很熟悉。“2000年11月，山东省高校工委请我为山东省大学生诗歌征文比赛当颁奖嘉宾，念到我的名字时，台下一阵欢呼声起。签名的围上来，水泄不通。”汪这样回味作为诗人的辉煌。

　　就像不能绕过琼瑶、罗大佑、席慕蓉，汪国真在20世纪某一年代的诗歌刻下了自己的痕迹。“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当时，发行量最大的《读者文摘》(现名《读者》)在杂志卷首语中摘发了汪国真这首《热爱生命》，广为流传。一度，少年们的摘抄本里满是汪国真的诗，借他的诗作为毕业赠言，成为校园时尚。“汪国真校园讲演热”亦持续高温。乃至1990年《南方周末》头版打出通栏标题《汪国真：缪斯钟爱的男人》。

　　窗外的风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在汪国真的诗流行的年代，曾有评论说：有青春的年代，就有汪国真的诗行。但是现在的青春和从前的青春不一样了。

　　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孩子们个子越蹿越高，这些染着黄发、说着“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青少年们，热衷吃快餐，到网吧聊天、玩游戏，看外国大片，追韩潮看韩剧，钟情于F4。宁夏大学新闻系99级学生刘川说，我觉得这种谈人生的诗已经落伍了。它们听起来矫揉造作，节奏太慢，况且我们为什么要按照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生经验和思维方式生活呢。我们更注重自身体验。他兴味盎然地说，我们现在上网聊天，有很丰富的时间“经营”自己。《向左走向右走》、《地下铁》等漫画读物更接近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几个正在实习的大三女生说，我们每个人都忙着应付许多现实问题：出国、考研、考托、考G、实习、找工作，哪还有欣赏诗歌的喘息空间。“网络文化快餐其实很无聊，可是诗歌就能给我们带来情感慰藉吗？”

　　汪国真也试图探讨自己的诗与时代、时尚、流行的关系。他不太上网，感到网络“厉害”，是因为网络扩大了他“诗歌成火锅”的传闻。诗人评价自己：偏传统。他说：“我的诗会流传多久？这个话不能由我说，要由时间和读者来作证。”

　　为之作注脚的是来自北京图书销量最大的西单图书大厦的消息。从2000年6月以来，共卖出《汪国真诗文集》250余套，近千册。23岁的文学部张小姐分析说，来买汪国真诗集的还是八九十年代读过他诗的人，他们长大了，仍然喜欢———他的诗属于那个时代。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研究室研究员白烨分析，汪国真的诗有一种浪漫和激情。在当时文化相对单一化、信息渠道相对狭窄的社会条件下，积极向上、清新平白的汪国真的诗符合了当时青年的口味。但10年来，他的诗和他所从事的诗歌写作，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而且不断地边缘化。现状是：文化步调杂乱无章，市场宠辱不惊，读者见怪不怪，文化不尴不尬。要坚守住以往的写作，对于一个少年老成的诗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一个人的事。

　　汪国真自1993年即开始研习书法，一些酒店和旅游胜地都有他的字，其书法的价位已成“商业秘密”。目前他正学习谱曲，计划用3年到5年时间为180首唐诗、宋词、元曲作曲。

　　一个人曾经带来一场“潮”，这场“潮”又很快退却了。

　　曾经，一个人用坛子把庐山的云彩装回家，想要装点他的花园……讲的正是“时过境迁”的故事。

　　时过境迁。从某种意义来说，汪国真像是匆忙的时代路过的一棵清新的柳树。时代往前走着，这时候，我们会记起汪国真的经典诗句：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本报记者徐虹、崔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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