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郝利琼

　　体制内外的学位成本

　　9月5日，北京的韩为报考了某大学经济法研修班(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花2万元读2年书就有可能拿到硕士学位。“两年里要学9门课程，专业课学校是不会为难你的，只是最后要参加全国统一的外语和学科综合考试。”韩为认为这种取得学位的成本并不高，“学费不过是两三个月的工资，上课又在周末，与国家培养的体制内研究生一样，大家都要考试，不过他们是入学考试，我是毕业考试。”

　　采访中，很难有一个猎头公司能够准确说出学位具体的价值，上海精英管理咨询公司的袁小姐依据经验告诉记者:“学士、硕士、博士的价码差别很大，即使同等学位在市场上也会高低立判。举一例子，在月薪自我期望值和实际的市价这两个指标上，名牌大学和非名牌大学的硕士生差距可达1000～2000元。”

　　“一个体制内研究生的培养成本包括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柯佑祥博士接受采访时说。据北京大学的一份调查，体制内每月生活支出博士生为700元，硕士生500～600元，他们认为每月580～800元生活费比较合适。如果以北京的生活水平为准，一个硕士研究生三年的个人花费将达到2.2万元左右。而社会成本包括了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如国家为高校提供的土地、税收等等优惠条件)，据柯佑祥粗略估计，基本上在每年4万元左右，一个硕士生三年下来的总花费将达14万元左右。而体制内的研究生是不用交学费的，国家每个月还补贴他们200～300元。每年1月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也因此而异常惨烈，2002年的应考人数和录取比例达到了12∶1。

　　长学位的树

　　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王战军在今年7月提供的数字:2001年的研究生招生量是16.2万人，招生总数接近1995年的4倍，今年计划招生19万人。按照“十五”发展规划，2010年规划在校硕士生是100万。这也就是几年后国家发放的研究生学位数字。而据教育部提供的数字，2000年以后，我国在校研究生的增长量都在25%以上。柳澜在某省的学位办公室任职多年，据他估测，目前在职研究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在校研究生，“在职研究生中，最终大约会有20%～30%能够通过全国同等学力考试而取得学位”。

　　“中国的学位制度之复杂，举世无双。可以说，在我们省教委里，没有第二个人能比我更弄得清中国的学位制度。但我也常有弄不清楚、看不懂的时候，”柳澜接受采访时说，“举一个例子说，除常规途径外，个人要取得硕士学位，还有以下三种方法:参加每年6月举行的‘同等学力’的英语和专业课考试，在毕业论文通过后拿到硕士学位;参加每年10月份举行的专业硕士学位考试，取得专业硕士学位(法律硕士、教育硕士、工程硕士、农业推广硕士、兽医硕士、公共卫生硕士、军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硕士MPA);参加教育部允许具有单独命题权的学校组织的单独命题考试，在修满学分并通过毕业论文后取得学位。”

　　学校的发证动力

　　像研修班、专业硕士、单考班这样的体制外读研方式其实在为学校创造不小的财富。据记者了解，非名牌大学研修班和单考班的学费大约在1万元/年，教材费和杂费两三年学下来，也可能花上1万元。专业硕士的费用更大一些，比如MBA，名牌大学今年的学费在2～3万元/年之间。“如果平均算的话，这些学生每人每年付给学校的费用大约1万元。”柳澜说，“每年可以为高校创造30个亿的收入，从这个角度看，学校通过发放学位实现了经济价值。”

　　而学校为此付出的成本主要是师资和场地费用。“老师是现成的，原来100个老师带200个学生，现在扩大规模，带300个也是可以的。前几年我们的大学老师和学生的比例是1∶10，去年已经达到了1∶16.3。把学校的人力物力充分挖掘出来，就达到了规模效益。”柯佑祥博士分析说。

　　上海某大学的杨理老师告诉记者，他们的研修班学费每年1万元，学制2年，招满15个人保本，多招多赚。去年该校在外地开了一个经济法研修班，当地县级干部来读的很多，结果他们招收了三四十个人，经济效益很好。“因为不错的经济收益，现在各大学对读研修班的人群争夺很激烈。在上海市场上，名牌大学品牌效应很明显，而一些与当地的司法系统或大的律师事务所有对口关系的高校，抢走了成批量的公费生源。招不到学生，就意味着系里收入减少，老师的奖金减少。”杨理说。上学期末，因为研修班招生不尽人意，系里只好下硬指标:教授每人2个名额，讲师1个。杨理到现在也没完成指标，他这学期的奖金可能要受到影响。

　　深圳的陈小姐在读的是某大学在深圳办的法律“单考班”。她告诉记者，这种班的名额是由高校直接去国家教委申请，据说这很考验各高校的公关能力，“他们这个班申请到了30个名额，学制3年，学生在学校有正式的学籍。学费每年1万。除了学费之外，学生们的书本和杂费开支要几千元，另外还有来往学校的路费、论文答辩费、老师招待费等等，加起来也不会少于1万元。”

　　柯佑祥博士介绍说，目前已经出现了不少韩国、日本学生到中国来拿学位的事，因为中国的文凭好拿。

　　被质疑的权威性

　　在现代教育体制发展比较完备的日本，其高等教育包括大学、研究生院、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门学校、广播电视大学等，分类十分清楚。而中国一所高校里既包含了普通高等教育，又有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网络教育、自考，颁发的各种文凭多得数不清。柯佑祥认为:“传统的学位我认为应该定义为学术型学位，它是个人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志;但现在社会越来越欢迎有实践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的人，给这样人才的学位就是专业学位。这两者衡量的标准不一，没法评价。但仅从数量上说，如果以前100个硕士中有10个质量上乘的，那么现在这个数量扩大到200个，其中质量上乘的硕士肯定要超过10个。”他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发展中去规范学位发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一位大学博士生导师告诉记者，博士生招生由于更多的权力在导师手里，也更加混乱，在人文学科如商学院、管理学院更是如此。“比如某一专业，如果有几位关键部门的处长局长要来读在职博士，你能不招吗？这些人物对学校和系里争取项目和经费是非常有好处的。现在学校与学校、系与系之间竞争很激烈，你不欢迎他，别的学校或系还张开双臂迎接他呢。其实学校也难，他们也想跟这些官员们搞好关系，他们的论文能不通过吗？不给他们博士学位行吗？长此以往，我们不是在自砸牌子，自毁声誉吗？”这位政协委员反问道。

　　赵婷婷博士认为，中国的教育正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制度性的保障体系没有跟上，就可能出现很多的问题，包括学校和教授们的不自律。“不像国外，大学已经完全市场化了，学校的声誉就是一切，声誉毁了，它就招不到学生，就活不下去了。中国的高等教育目前还是卖方市场，有一大堆人排队花钱读书。”中国的学校还没到要珍视自己的声誉到一切的地步。“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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