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胡喜盈

　　《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面世已1年。前不久，曾在该书后记中被提及的编辑水渭亭突然站到台前，要求与该书作者、鲁迅之子周海婴分享著作权。2002年12月12日，官司终于有了初步进展：法院以裁决的方式确认了周海婴对该书的著作权拥有权，并判令水渭亭返还周海婴全部原始手稿。

　　12月15日，周海婴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鲁迅与我七十年》著作权纠纷根本无从谈起，就像你有一辆自行车，别人突然无端地告你说要分你的所有权一样。

　　水渭亭：我为何要告周海婴

　　水渭亭，上海文汇报“笔会”版编辑，1995年退休。据水渭亭介绍：1996年秋，我向“笔会”版领导建议宴请周海婴。席间，我们提出请周海婴写回忆录在“笔会”连载，并允诺连载后出单行本。

　　周海婴下了决心后，相当认真，从1999年12月起，他陆续寄出了电脑打字稿……谈起具体的写作，周海婴提出工作量不少，希望我与他合作。从他写的内容看，都有不同程度的价值，值得入书，有些细节还颇为动人……是一般传记文学所难得的好材料。

　　然而，周海婴对为文之道较生疏，他寄给我的文字多数属于断断续续的回忆记录，没特定主题，没结构布局，内容散乱，语言文字欠通顺。我凭着这些材料，根据自己的构思进行了大量的重新组织结构、改写、补写和删改工作……

　　2000年秋，周海婴提出要我对报酬开条件时，我毫无思想准备，表示不愿谈这个问题。可是周海婴坚持说要“亲兄弟明算账”。

　　我让周海婴先开条件。周海婴开出条件：我拿他1万册版税的40%。我提出增加到2万册。为顾及友情，我又表示：如果周海婴表示勉强，此议就此作罢。

　　我的条件周海婴答应了，却提出要签订“协议”。2001年4月底，我收到周海婴写的协议书，认定我仅为该部作品做了“编辑工作”，一次性支付印数2万册的分成版税，要求我今后不再主张权利。我没签协议。我发信给周海婴：如果协议未签而书已出版，将视其为侵权。

　　后来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该书封面扉页中作者和主编栏内均未署我的姓名，完全由我代写的章节后面也未署我姓名。我于2002年1月向中国作家协会提出申诉，终因周海婴坚持原来的态度致使调解失败。

　　周海婴委托别人支付我8000元，我以对该书版权归属和版税情况不明为由拒收。

　　2002年7月，我诉至上海第一中级法院，要求确认自己为该书各章节的合作创作者，与周海婴共同享有该部作品的著作权，判令周海婴赔偿我经济损失20万元。

　　萧关鸿：水是我安排修改第一稿的编辑

　　萧关鸿原任文汇报“笔会”主编，现任文汇出版社总编。据萧关鸿介绍，1996年秋，周海婴来沪，文汇报“笔会”邀请周海婴到文汇报做客，我们请他为文汇报写稿。周先生说让他考虑考虑，未置可否。1999年，周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感谢这几年来为他做的一切，他决定开始写一本书，完全交给我处理，说他相信我，现在有好几家出版社风闻他要写书，都要抢，他不会给别人，要我放心。

　　周海婴先生来上海后，我就请周先生与学林出版社签订了《出版意向协议书》，明确由周先生负责撰写《周海婴回忆录》，待定稿后再签正式合同。随后，周先生又与我签了《协议书》，约定由周先生根据其一生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撰写《海婴回忆录》，并提供照片。委托我负责该书的策划、编辑、出版和宣传工作。

　　周先生决定自己来写初稿。他返京后立即买了电脑，还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学电脑的过程。我们当时商量的步骤是，先由周先生写初稿，我安排一位编辑帮他改第一稿，我改第二稿(因为周先生和出版社两方面都要我对书稿负责)，然后再交周先生定稿。

　　我当时提出让退休编辑水渭亭来做具体的编辑工作。周先生表示是否另找别人，我劝说周先生还是让水来做，原因是水曾再三表示为鲁迅及周先生做些事，不求名不求利。我对水渭亭晚年的不幸遭遇很同情，他退休后我总想找点工作给他做。老水也表示做此事“不求名，不求利，版权是您周先生的，稿子最后决定权也是您周先生的，我只是为您做点工作”。在我的劝说下，周先生同意了。

　　原来说好，周先生给水渭亭2万册版税40%的酬金，条件是水渭亭还要承担全部的校对、插排照片、核对照片说明等后期工作，周先生将口头约定内容写成书面协议寄给水渭亭，水渭亭变卦，说口头方案作废，他要主张署名权和其他要求，对此周先生没有同意。于是，水渭亭就撒手不管，不再继续工作下去了。

　　因为周先生一辈子就这一本书，而且也是花很多时间精力来写的。我和水都向周先生表示过，只要周先生在书的前言或后记中对我们表示一下感谢就可以了。我们从来没想过、也从没提过著作权或署名权的问题。如果当时有这样的想法或提法，周先生是不会同意让水来做任何工作的，因为找人做这样的编辑工作并不难。

　　周海婴说：水想以社会舆论压我就范

　　对于水渭亭提出的诉讼请求，周海婴表示难以认同：我与他之间没有任何书面协议。我把积累了70年的经历，用电脑写作成文。水渭亭未与我共同生活，非亲非故，从未参与和接触过周海婴的历史经历，何来共同合作创作？

　　水渭亭在诉状中说，水建议周海婴撰写回忆录，交由文汇报“笔会”以连载形式独家刊登。周海婴对此质疑说：事实是，我早在1999年9月29日就把自传体的目录传真给此书的主编萧关鸿。经萧关鸿同意之后，我才确定了与“笔会”的合作，陆续把回忆录打印稿及存有文字稿的电脑软盘寄给萧关鸿。萧关鸿把文章交与水渭亭接手初步的编辑工作。此书的终审把关、修饰是主编萧关鸿。水渭亭在诉状里隐瞒了这个重要事实。水渭亭在诉状中自己承认打印稿清样交萧关鸿，由萧负责安排出版事宜，证明水渭亭与此书的主编萧关鸿是“从属关系”。水渭亭在他向法院提供的编号证据4-95上，有他自己的字迹：“文内小标题为编辑所加”，自己承认他是此书的编辑。

　　周海婴告诉记者，水渭亭在编辑工作进行到一半时提出要著作权，给他著“整理者”的名义，还要把酬金提高到3万册份额的40%。水渭亭起诉的目的是以社会舆论来压迫我就范，起诉是手段，目的是想取得高额代价的“调解”。水渭亭仅是在我创作的作品上进行编辑，怎么能算创作者？水渭亭和我之间没有预先约定由他负责“整理”。这样的委托不仅没有提及过，更不用说有协议了。

　　据周海婴介绍，萧关鸿考虑到水先生的妻子有病，希望我能帮助他，建议我拿出1万册书版税份额的30%作为劳务费资助水先生，双方口头同意。后来，萧又说酬劳的比例希望增加到40%，我答应了。水渭亭又向萧关鸿提出增加劳务报酬到2万册份额，并且愿意承担全部的抄写、校对、梳理、排版、插排照片、核对照片说明等后期工作。萧关鸿向我再三恳切要求，我原则上同意，条件是必须签一个协议。协议的核心是一次性付给他劳务费，今后不再向我主张任何其他要求，并且水渭亭不得使用“回忆录”有关情节资料向外发表文字，水渭亭不愿签约承诺。之后，他又提出“共同署名”、他是“整理者”，不论国内外的收入所得、改编、影视剧本等均有他的份。水渭亭得不到这些，中途甩手不干。他把承诺的工作半途而废，他没有履行自己的编辑职责和照片的排插、图片文字说明、封面装帧等，全部一推了之甩给萧关鸿。萧关鸿默默地做了最终的文字修改、照片插排、设计封面装帧等编辑工作。

　　据周海婴介绍，他的回忆录刊出的照片、字迹、文件共有150多帧。是从上千张历史照片中选出来的，而且大部分都是他当时在现场所拍摄的。为了这些材料，他花费了大量精力时间去寻找、翻拍、印放。因“文革”的原因，底片、照片杂乱堆放，核对相片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占用了他3个月的时间。有哪一张哪一幅是水渭亭搜寻提供的？有哪一张照片的文字说明是水渭亭写的？

　　水写信给周说：要咬住周海婴

　　水渭亭写给周海婴的信有厚厚一大叠，是他甩手不干之前写的，颇让周海婴烦心，摘录几段：

　　“如果×××一意孤行到底，我只得不高尚了，公事公办，劈硬柴，争名争利了。这样就真的要伤害了你。”

　　“老伴说我这几天简直像一头愤怒的狮子……我确实如此，自从……我都靠安眠药入睡，成了习惯，最后连这个也失去了效力。”

　　“因此我要咬住你，只有你出来说话才有用。”

　　“我总得看在鲁迅先生面上，尽管我对你有意见，但你毕竟年纪比我大，马老师(周海婴夫人)又病着，你又是个要面子的人，这事若抖落出去，反而出你洋相，不管怎样，我仍于心不忍。”

　　周海婴说：“这些信让我更看清了水渭亭，但他并没有把我吓住。”

　　专家：该作品的著作权应归属周海婴所有

　　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产权研究所所长王锡麟教授说，自传体文学作品不同于一般的文字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进行叙述，是以特定的某个人的生平、经历为主要写作题材。对于这类涉及特定人物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一般而言，其著作权应归该特定人物享有，而著作权人对参与创作活动的人员可给予相应的经济报酬。但如果当事人另有书面约定除外。据悉，本案当事人周海婴确实进行了大量的创作，而且该书就是以周海婴70年生平经历为写作题材，其对象是特定的。因此，我个人认为，如果双方没有对著作权归属进行过书面约定，那么本案所争作品的著作权应归属周海婴所有，只能由周海婴署名。至于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报酬。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蒋志培也持相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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