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弗吉尼娅·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虚构了一个莎士比亚才华非凡的妹妹，讲述了她因为男权社会的偏见和不公而被扼杀的故事。中国现代伟大的作家沈从文真有这样一位妹妹———九妹岳萌，她的光焰照亮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自己一生却充满坎坷，以致发疯，最后凄凉死去。在纪念沈从文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把有关九妹的故事加以搜集整理，以引起对沈从文有兴趣的读者的思考。

　　童年·少年

　　岳萌是父母养育过的九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出生于1912年，比沈从文小10岁。童年的九妹是快乐的，她是家里的心肝宝贝，尤其受母亲宠爱。沈从文早期写的两篇小说《玫瑰与九妹》和《炉边》中回忆亲情，三岁到五岁间的九妹是其中的主角。当玫瑰花开时，九妹“时常一人站立在花钵边，对着那深红浅红的花朵微笑”；她又把许多玫瑰花瓣用信寄给在长沙读书的大哥。二哥和六哥被户外卖小吃的吆喝声所诱惑，九妹又去向母亲“游说”满足他们的“馋嘴”欲望等，那形象稚气可爱、聪明可人。有九妹在，家庭充满祥和快乐的气氛。

　　由于父亲长期流亡在外，欠下巨额债务，家道逐渐中落。沈从文在1917年，不得不外出当兵。沈从文十分思念九妹，他的堂兄返家，他叮嘱堂兄一定要去看望九妹。堂兄看他可怜的样子，安慰道：“到八月十五中秋节，你也可以回家探亲，那时可以帮九妹买许多好玩的东西。”1920年底，他所属的土著部队被歼灭，幸免于难的沈从文到芷江投靠亲戚，谋到一个收税员的工作。母亲在家乡无所依靠，于是变卖掉房产，带九妹来和沈从文同住。卖房所得的三千块钱交沈从文保管，不幸的是，沈从文爱上了一个姑娘，结果这笔钱的三分之一被姑娘的弟弟骗走。等他发觉时，姐弟两人一齐失踪。沈从文自觉没有颜面，悄然出走常德。

　　沈从文1923年夏天来到北京闯荡。因湘西极其混乱，九妹同父母随军队在鄂西边境一带辗转流离。4年后的1927年，沈从文脚跟稍稳，就把母亲与九妹接到北京。一来照顾母亲，二来为了妹妹的前途，此时九妹已经十五岁，长成大姑娘了。1928年初，沈从文到上海谋发展，旋即把母亲和九妹接来同住。沈从文初到上海的生活是窘迫的，小说《楼居》里写到母亲生病，无钱医治，九妹不适应大都市的生活常常哭泣以及他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流着鼻血拼命赶稿子的情形。1929年7月间，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的母亲担心连累沈从文，把九妹留下，只身返回故乡。同年9月，经徐志摩推荐，沈从文被胡适聘到上海公学任教。这是他的文坛地位获得广泛承认的重要标志，经济状况也因此大为改观。1930年秋，沈从文转往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秋，去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夏，沈从文来到北京，与杨振声一道编纂中小学教科书，同时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一跃成为文坛赫赫有名的“京派”盟主。摆脱了贫困的九妹一直跟在沈从文身边，随着沈从文名声越来越大，九妹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学业与交游

　　1927年，九妹到北京时的初衷是希望有机会读书。九妹自幼聪明好学，更胜六哥岳荃一筹。《炉边》中，岳荃在母亲面前炫耀背书，背到中途忘了，九妹嘲笑六哥，自己把那课文一字不差背完。从《炉边》和《玫瑰与九妹》看，三五岁的九妹已经有足够的智力和哥哥周旋。母亲深爱九妹，无奈已经没有任何余力供她上私塾或新式小学。到了15岁的年龄，九妹受系统教育，学一技之长，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情了。但令人费解的是，沈从文为九妹选择了法语专业而非实用的技能。九妹虽天资聪慧，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又毫无基础，学法语无疑是费力且难以预料结果的选择。沈从文似乎很有信心，专门请了一个大学法语系四年级的学生教她。他为妹妹预许了将来读书的一切费用，并希望她将来能去法国深造。沈从文到上海公学任教后，九妹在那里借读，除继续学习法语外，还学习英语和编织。在青岛大学，九妹也仍然是插班借读，继续学习法语。法语和英语学习生涯没有让她掌握这两门高深的学问，却培养了她高傲的心性。

　　沈从文文坛地位不断提高，交往圈子日益扩大，九妹在他身边，自然加入其中。1931年1月，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为营救胡也频四处奔走，后又陪同丁玲护送遗孤回湖南她母亲处寄养。在整个过程中，九妹留守上海，把以胡也频名义准备好的3封电报和7封信一一发给丁玲母亲，以隐瞒胡也频遇害的消息，并催促丁玲母亲早日放丁玲返回。同年7月，沈从文到北京谋职，由九妹陪护心神未定的丁玲住在上海。时局风诡云谲，九妹为二哥分担忧患，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沈从文的朋友圈子中，巴金对九妹记忆尤深。巴金1932年9月应沈从文邀请，到青岛大学做客，在沈从文的宿舍住了约一个星期，写了短篇小说《爱》。沈从文常和他一起去散步，九妹有时也一同去。巴金在一篇纪念沈从文的文章中深情地回忆起那段经历：“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对妹妹很友爱，很体贴，我早就听说，他是自学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却并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识和事情。”1933年秋，巴金因筹备《文学季刊》来到北京，他见到了新婚不久的沈从文夫妇，也与九妹重逢。巴金在北京居无定所，沈从文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寓所住了约两个月。当时沈从文正在写《边城》，巴金在写短篇小说《雷》，无客人时二人各自写作，来客人时则一起会见客人，每到这个时候，九妹就会端上香茗，然后在旁边静静地听，间或插一两句话。1940年7月，巴金从上海来到昆明看望女友萧珊，居住三月，1941年巴金又从重庆来到昆明。这两次巴金在昆明期间与沈从文交往颇多，还曾携萧珊去沈从文在呈贡乡下的家小住过数日。见到九妹是极平常的事，但热恋中的巴金却没有片言只语再提起九妹。

　　著名作家施蛰存对九妹也留有印象。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张兆和带两个孩子及九妹，在香港待船，准备取道越南去昆明。施蛰存正从上海来，也要到昆明去。沈从文委托施蛰存与她们结伴同行，以便照应。一路虽鞍马劳顿，所幸顺利到达。施蛰存颇为幽默地说这是他“平生一大功勋”。

　　恋爱中的九妹

　　晚年的张兆和对九妹的“美丽”仍记忆犹新，她曾对笔者发出惊叹：“九妹可美了。”有一张沈从文兄妹与母亲的合影照片广为流传。照片中的九妹身材娇小，面容清秀，一双与她年龄不太相称的忧郁的眼睛低垂着。读者能见到的九妹的另一张照片是与丁玲的合影。那张照片上，丁玲坐着，膝上抱着一个婴儿，站在她身后右边稍后一点的，就是九妹，穿一身朴素旗袍，相貌俊秀。照片很大，九妹整个身材和相貌很显眼，大有喧宾夺主之意。就是这张照片，吸引了当时还在湘西流浪的刘祖春的注意，为日后与九妹的恋情埋下了伏笔。

　　1933年夏，沈从文携张兆和及九妹来到北京时，九妹已经21岁，以那个年代的习惯，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张兆和结婚时24岁，《边城》中的翠翠爱上傩送时只有十三四岁。新婚的沈从文坐在秋天的院落里，伏在洒着斑驳阳光的桌子上写他的代表作《边城》时，能不为妹妹的婚事忧心吗？1997年，笔者曾先后数次拜访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张兆和先生。谈起九妹，她似乎颇有怨气。她告诉笔者，沈从文和她曾为九妹介绍过在燕京大学心理系任教的夏云(夏斧心)，但九妹“心太高”，二人的关系没有能够维持下去。

　　刘祖春，乡土作家，后参加革命，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1934年的刘祖春，在沈从文的资助下来到北京求学。沈从文看出这年轻人的文学天赋，指引他踏上了文学之路，把他造就成为颇具特色的乡土作家。刘祖春的小说《荤烟划子》、《佃户》、《守哨》等，写湘西城镇、山野、水上人事哀乐，处处见出沈从文的影响。从1934年到1937年这几年间，刘祖春一直是沈家的座上客。刘祖春贪恋沈家宁静和谐的气氛，对九妹也逐渐萌生了爱意。许多年后，他回忆起与九妹初次相见时的情形，仍一往情深：“从文的妹妹岳萌从东屋晚出来一步，掀开门帘，站在那里微笑，看着我这个刚从家乡才到北京的同乡年轻人。”而九妹对刘祖春显然也有好感，他周末去沈从文家，作陪的总是九妹。她喜欢听刘祖春和沈从文谈话，有时自己也发表意见。沈从文和张兆和把这一切看在心里，他们十分乐意推动二人的关系。在4月里一个周末美丽的黄昏，沈从文建议刘祖春随他们一家人去中山公园散步。大家一起在回廊上坐了一会儿，沈从文与张兆和就借故走开了，把九妹和刘祖春单独留下。两个羞涩的年轻人在黑暗中谁也不肯先说话，这时一起游客嘻嘻哈哈走过来，他们急忙跑掉了。

　　1937年，刘祖春从北京大学毕业。此时他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上日益严峻的华北局势，刘祖春决定参加革命，他与九妹的爱情需要一个了断。又一个周末，刘祖春从沈从文家吃过饭回家，九妹坚持相送。他们一起沿着横跨北海与中南海那座汉白玉雕栏石桥漫步。刘祖春讲到华北面临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讲到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并透露了自己要去山西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念头。九妹她以自己的决心表达了对刘祖春的爱情：“我什么都不怕，到哪里去都不怕。”她秀丽洁白的面孔望着晚霞衬托出来的北海白塔的轮廓，显得异常严肃而坚定。但刘祖春明白，革命意味着可能会抛头颅洒热血，自己死不足惜，而连累一个思想精神并未做好准备的姑娘，理智告诉他：“我没有这份权利，也没有这份勇气。”1937年7月27日这天，他赶到沈家，找张兆和借20元钱作为路费。九妹见到这情形，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她望着刘祖春，脸上有惊慌，有痛苦，有惊疑，有责备。刘祖春能说什么呢？那个战火纷飞的年月，个人的命运被时代的大力推动着。他从张兆和手里接过钱，匆匆离去，自此便成永别。九妹送刘祖春的一张相片也丢失了，但从九妹那里借来的《堂·吉诃德》英译本还保存着，成为永久的纪念。后来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刘祖春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但他为九妹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悲悯：“这个性情高洁而文静的女人，远离家乡，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念外国学堂，读外国小说，生活优越。”她“本应可以得到适合于她本性的那份生活，但是由于生不逢时，尝尽人间辛酸，各种偶然因素不凑巧都结合在她一人身上，使她身心完全失去平衡，对她的打击太重了。她承受不了这个巨变，结果是她用尽自己全身心的力量把自己彻底毁掉完事。这真是一个人生的悲剧。”这不愧是红颜知己的精辟之见。

　　沈从文小说中的九妹

　　长久伴随在沈从文身边且留驻在他记忆中的九妹，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首先是九妹以本名出现，并作为主人公的作品，如《炉边》、《玫瑰与九妹》等，内容前边已经介绍过。第二类是《阿丽思中国游记》、《静》、《贤贤》、《三个女性》等作品，其中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皆以九妹为蓝本，只是人物名字换了。《阿丽思中国游记》中，仪彬(即九妹)见阿丽思小姐在大城市感到无聊，就建议她去自己的家乡玩，仪彬为阿丽思小姐介绍家乡“一切不是你想得到的”种种奇异事物：如美国红番一样的苗人，私塾及衙门审案的情形，许多堂·吉诃德一类的人物等。这些勾起了阿丽思的好奇心。又在仪彬和二哥的安排下，阿丽思完成了湘西苗乡的旅行。小说中的仪彬是开朗的、惬意的。她无心读书，却喜欢和母亲厮守，随时准备像小鸟投到母亲怀中，把脸烫母亲的肩，逗母亲取乐。“母亲在这种情形中，除了笑以外，是找不出话来的。这一幕戏的结束，是仪彬头上蓬着的一头乌青短发，得又来麻烦母亲用小梳子同手整理平妥，因为只要一拢母亲身边，跳宕不羁以及耸肩摇头的笑，发就非散乱不可”。得到海外著名汉学家夏志清高度赞扬的《静》写母亲带岳珉(九妹)去北京投奔二哥，因战事被困在长江中游的一个小城。时值春天，母亲身体病重卧床，岳珉伏在吊楼的栏杆上，望着河边的风景发痴。草绿风筝飞让岳珉快乐，但母亲的咳嗽和迟迟等不到远方消息，在她幼小的心灵又蒙上一层阴影。盎然的春意交织着岳珉的寂寞与希冀，形成独特的韵致。《三个女性》的故事发生在青岛，是给大海和美丽女子所写的抒情诗。三个女子蒲静(以丁玲为原型)、黑凤(以张兆和为原型)、仪青(以九妹为原型)为海滨美丽风景所陶醉，都想把这种对美的惊讶、颂扬和爱表达出来。蒲静主张唱歌，黑凤主张沉默，身材秀雅，穿浅绿色教会中学制服的仪青则强调诗的重要。各人见解不同，发生小小争议，笑闹一阵儿后，她们的心就在和煦的海风吹拂中溶化了。当成熟稳重的蒲静转向严肃的政治话题时，仪青虽未能完全理解，但对她们的友人“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也充满了钦佩之情。第三类是《凤子》、《如蕤》、《薄寒》和《摘星录》这样的作品。它们的虚构成分居多，需要联系沈从文创作这些作品时的心态以及九妹当时的处境去推断，才能发现小说故事和九妹之间微妙的关系。四篇作品的共同点都是以美丽、高贵、成熟的女子为主人公。《凤子》中来自苗乡、隐居青岛海滨的工程师和凤子的关系让读者联想到现实中沈从文和九妹的关系。美国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说《凤子》是沈从文《追忆似水年华》，从《凤子》已完成的部分看，它是关于沈从文家族的一部虚构的传记，而工程师和凤子的关系是其中的主轴。《如蕤》写一个出生大官僚家庭的女子如蕤与一男子相爱的故事。如蕤希望能找到一个强壮的、有野性的男子，身边虽追求者如云，但如蕤看不上他们的萎靡平庸。一次，她独自驾船出海，遇到风暴，被一个男子搭救，二人产生爱情。如蕤高贵的出生曲折地反映了沈从文对自己曾任贵州提督的祖父的骄傲，如蕤的爱情观或许就是九妹思想的真实折射。在《薄寒》中，沈从文安排了一位美丽女人，把她作为男性生命品格的试金石。一大群都市时髦男人在追求她，却一一碰壁。作者说：“这个女人，她需要的是力，是粗暴、强壮”的男子。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写的两篇小说《看虹录》和《摘星录》备受争议。根据金介甫的考证，《看虹录》是沈从文昆明时期感情经历的产物，而《摘星录》的本事却一直无人追究。这篇小说写一个28岁的美丽女子因爱情屡次失意，产生压抑苦闷情绪。眼前虽有恋人追求，但那些油头粉面的男子总让她觉得俗气。她热情却没有心机，不懂节制，错过了许多机会。在昆明高原的春景中，她想到了死。这位不具名的女主人年龄与此时的九妹接近，她的处境也与九妹吻合。在沈从文许多湘西题材的小说中，活跃着一群娇小清纯、谦卑自尊的少女形象，如《边城》中的翠翠，《三三》中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萧萧》中的萧萧等。沈从文写这些女子一举手一投足，一蹙眉一浅笑，皆生动感人。有学者指出，这群小女子的形象构成了沈从文湘西小说一道独特的风景。沈从文从哪里得到的生活体验？张兆和、丁玲、高青子等都是作为成熟女性出现在沈从文的生活，惟有九妹让沈从文观察和感受到少女的体态、心绪和成长；写这些作品时，又有九妹陪伴身边。从她身上得到灵感，应该是一定的。学者们都注意到沈从文小说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沈从文通过周作人、陆志韦等人接触了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到创作实践。在他的作品中，由于性压抑与苦闷而寻求发泄的男性形象比比皆是，如《长夏》、《微波》、《中年》、《篁君日记》、《八骏图》、《看虹录》等作品中的男主人公。而翠翠、三三、萧萧、巧秀(《雪晴》中的女主人公)以及《都市一妇人》、《第四》、《摘星录》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也被性与情支配着命运。不同的是，男主人公上演的通常是喜剧，而女主人公上演的大多是悲剧，这就像在现实生活中，沈从文收获的是喜悦，而九妹以不幸结局。

　　不幸的结局

　　1938年10月，张兆和带二子及九妹逃出北京，经上海到香港，于11月到达昆明。四十年代初，九妹已经二十八九岁，韶华在悄然消逝，而生命仍无以倚靠。昆明时期，九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信了佛教，吃斋并参加当地的佛事活动。一次图书馆遭遇敌机轰炸，她帮助别人抢救东西，等警报解除，回到自己的住处，却发现房间遭到小偷洗劫，值钱之物被席卷一空，神经受到刺激的九妹终于疯了。沈从文无奈，只好把九妹送回湘西沅陵大哥身边。后来，九妹与一个当地农民结婚，“文革”中饥寒交迫而死。九妹谈不上才华横溢，以她名义留下来的惟有一篇文字《我的二哥》还是沈从文代笔的。但因为有沈从文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九妹就无法选择平凡的生活。她有许多个可能性，但命中注定只能生活在二哥的阴影里。她的火焰把沈从文的小说照亮，当这火焰熄灭时，她只有死。刘洪涛，男，1962年出生，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沈从文对苗族文化的多重阐释与消解》等著作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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