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玉胜

　　十年的实践，我越来越相信：电视就是一个制片人媒体。这不是由名称、而是由制片人的功能决定的。

　　十年前，除了电影、电视剧和电视的一些特别节目外，电视新闻栏目中还没有制片人一说，《东方时空》引入制片人这个概念其实十分偶然。

　　《东方时空》筹备后期，栏目的主要结构已经确定，接下来就应该考虑组织结构了。按传统的办法建立组织结构并不难：把4个栏目分成4个小组，外加一个编辑组负责节目的串编和统筹。刚开始时，我也是按照这样的行政管理办法运行的，5个小组很快都有了组长。但一直以来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应该把节目管理和传统的行政管理分离，或者是由单一的行政管理过渡到以节目创作为主的管理。后来我是按照第二个思路操作的，因为我发现在现行的体制下，没有行政权的人说话很难有权威。要让一个负责栏目创作的人成为核心，首先必须赋予他行政的权力。但是这个核心人物应该叫做什么呢？

　　中国播出的电视节目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在每个栏目的后面都有一串长长的职员字幕表，不管栏目大小都是如此。在国外的电视中，电视剧或一些大型节目后面也有字幕，但他们的新闻节目后面的字幕就不象我们的这样冗长和繁复。

　　这种现象早已引起观众的不满，为此，央视还曾在三年前专门就此问题下发过文件，要求各个部门控制演职员字幕名单，严格按照节目时长按比例出字幕，30分钟节目滚屏字幕不能超过30秒、15分钟节目不能超过15秒……冗长的片尾字幕当然应该压缩，但这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在国外，职业人员的创作价值能够通过报酬体现为利益的获取，所以并不太需要其他的名分；而我们给予职业人员的报酬有时候并没有能够充分体现其价值，于是字幕中的“名义”就体现为其劳动报酬的一种补充。例如一个出色的编导，他在中央电视台的年薪可能是5、6万元，而他为境外电视机构工作，年收入有可能达到几十万元。体制造成的利益落差，我们只能以额外的方式予以补偿。

　　此外，我认为这种现象存在的合理性还有一层：我们是一个以社会效益为第一传播目的的媒体，这样的环境下，公布职员字幕的意义在于一种责任的明示，相当于印刷媒体“文责自负”的意思。当然它同时也是另一种方式的提醒：榜上有名者要货真价实，要对得起自己的身份。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得找一个合理的称谓，来定义一个栏目的负责人，这个称谓既是平时的管理者，又要能够体现在屏幕上。究竟叫什么好？我脑子里不断转着各种称呼，也时常与童宁、梁晓涛、孙克文、时间、张海潮等人商量，我们总不能把“组长”打在字幕上吧？首先想到的是“总编”和“主编”，但又感觉有些别扭，电视台台长是台里的总编，在栏目中称“总编”有些乱套；“主编”比“总编”要好一些，但又觉得太报社化……一连几天都没有找到更合适的名称。

　　突然有一天，我看到一部电视剧后面的演职员表，几乎是在最后的位置上飞过去“制片人”一行字，我脑子里飞快地闪了一下：制片人？是否可以叫这个名称？

　　按照过去的习惯，只有电影、电视剧、大型制作和特别制作的系列片中才有“制片人”一职，将“制片人”用在新闻性栏目中是否合适？能体现我们对栏目创作核心人物的定义吗？观众能理解吗？会产生歧义吗？几经权衡，我觉得没有比“制片人”更能体现我们所需要定义的那个栏目管理者了。就这样叫！我把纸上原先写着“组长”的地方全部改成了“制片人”，在《东方时空》，这就是栏目组负责人的职业称谓。

　　“制片人”这个概念就这样被偶然引进了我们的电视新闻栏目中。一年之后我才发现，“制片人”这个概念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电视业中早已被广泛使用几十年。美国电视机构中有栏目制片人、系列节目制片人、助理制片人、执行制片人、新闻制片人等不同职能的制片人――我们是这样不期而遇地与国际电视接了轨。

　　有趣的是，我后来知道，在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中引入“制片人”这个概念也是偶然的。

　　据说，在电视中第一个使用“制片人”这个概念的是美国CBS“60分钟”制片人唐·休伊特。在创办这个世界著名的电视新闻杂志之前，唐·休伊特负责CBS新闻节目的播出，他发现在导播与编辑之间缺少一个环节，这就是在播出时，应该有一个人来确定播出顺序，这个协调导播与编辑的角色叫什么呢？唐·休伊特搜肠刮肚，最后从好莱坞借用了一个概念，把“制片人”这个称谓引进了电视。

　　从此，什么新闻将成为本次新闻播出的头条等重要问题就由新闻制片人来确定了。

　　制片人这个概念在电影中是对出资人或投资人的称谓，一旦被引入电视后，这个概念就被泛化了，成为电视栏目或节目管理者的称谓。在电影厂，制片人不是创作、组织和支配的中心；而在电视机构，制片人不仅是栏目和节目的管理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栏目和节目创作的核心。“制片人”这个概念被我们偶然引进电视栏目之后，“组长”这个称谓就从早间节目消失了。我当时是把制片人分为两级：总制片人和制片人。

　　《东方时空》第一任总制片人是我、童宁和梁晓涛，制片人分别是：《东方之子》制片人时间、《东方时空金曲榜》制片人王坚平、《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焦点时刻》制片人张海潮，编辑组组长孙克文为“节目主编”，在电视栏目中出现“主编”的称谓，应该说也是从《东方时空》开始的。

　　尽管《东方时空》是第一个引入“制片人”概念的电视栏目，但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赋予制片人什么样的功能和内涵。

　　中国的改革从1984年开始由农村转入城市，首先是从“放权”开始的。因此，“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当时城市改革的主要思路。但十分有意思的是：很多企业家抱怨，当地政府领导拚命请求中央放权，但许多权力下放后就被地方政府截留了，根本到不了企业的手中。所以，放权的改革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

　　我当时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在不违反财经规定和相关法规的前提下，电视台已经把经费管理权下放给了我，那么我是将权力集中在总制片人手中、还是将其分散到下一级的制片人手中？我必须做出选择。

　　电视台节目经费管理体制是预算制，原来的流程大致如此：栏目负责人首先要做一个节目预算，预算经过主任批准后上报到计财处。计财处按照惯例一般要削掉三分之一左右，余下的就是节目经费。节目制作期间所有开支必须符合预算要求，预算中的项目额度不能相互置换，例如，预算中如果交通费用有结余，但食宿费用超支，不能用交通费用补贴食宿费用。

　　由于这种运作程序几十年不变，所以节目或者栏目的负责人在做预算的时候就编造各种理由提高预算，有意将计财处可能要削掉的部分先体现在预算中。如此这般，计财处按惯例削掉一部分预算后，这个结果其实正是节目负责人上报预算时想要得到的。一旦预算批准，节目或栏目负责人就按照预算开支，报销的程序仍然是：首先由这个负责人将票据整理清楚，请组长或部主任签字，再到计财处平帐。

　　我在电视台工作十多年，做过编辑、组长和部门主任。在我的经历中，没有不批的预算，没有不报的经费。也就是说，无论组长、部主任还是计财处，都难以准确核算节目负责人按已经批准的预算进行的开支――其中即使有不合理开支，节目负责人也早通过各种办法将其置换为合理项目。做预算的、批预算的、为报帐虚构各种合理开支的……大家都在为一个程序、几张报表忙活着。

　　谁都知道，没有不批准的预算，没有不报销的开支，而在这个看似严格完整的程序中，主任履行的功能仅仅是“签字”而已。这样的现实已经说明：节目经费使用权在说法上是掌握在部主任手中的，其实早已经下放到了节目负责人的手里。与其明处摆着的是一个徒有其名、名存实亡的“程序”，暗里实用的是一个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惯例”，不如把一切摆上台面，名正言顺地领钱、合理合法地用钱、遵章守制地管钱！这种节目经费管理的现实告诉我：在正式建立的实验性体制中，还不如明确地将节目经费管理权下放到节目或栏目负责人、也就是制片人的手中，同时也将责任一并委任给制片人。当责权都到位之后，如果栏目办不好就换制片人，因为权力和责任必须是平等的。

　　首先条例合理，而后责权明晰，最后制度完善。按照这个思路，我将《东方时空》全年经费做了一个详细的划分：首先扣除公共开支部分，也就是总制片人必须控制的部分，然后按照栏目定位、拍摄难度、制作周期等因素，给各栏目确定了年度经费总额，只要不超出这个总额并且符合有关规定，制片人有权力支配其权限内的一切开支。日常栏目的经费开支，制片人即有权签字报销，我不再过问；特别节目经费由总制片人批准，制片人支配。总制片人再不用事无巨细地去和制片人一笔笔算小帐，我只关心一个结果：栏目的品质和影响力。

　　权力下放之后，为了控制各栏目人员和设备的膨胀与浪费，我又制定了一个补充规定，对各栏目进行人员定编和设备定量，各个栏目如果要增加定编定量之外的人员和设备，必须征得总制片人同意。

　　这样一来，制片人就有了人员使用权、经费使用权和行政管理权，真正成为栏目创作、组织和支配的核心。

　　我国电视机构的内部管理机制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也就是完全按照媒体的政治文化属性将其视为行政事业单位，其财务体制至今仍按国家事业单位的统一政策来执行，而忽视了媒体的产业属性。由于体制和机构是与行政管理一脉相承的，所以在电视机构中也就有了部、处、科、组的级别。而事实上，电视机构的内在运作规律与一般的行政单位运作规律是存在很大区别的。

　　我曾研究过电视媒体的盈利模式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深度介入让我有很多发现：当下时髦的“文化产业”和由此演化出来的“大众商业文化”、“媒体产业”这些概念，最早却是由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他们从批判的角度提出这个概念的不合理性，他们批判当代商业文化的负面效应，批判“文化工业”是一个“走向商品化、走向流程化、走向消费标准化的文化产业”。在他们看来，文化和艺术是不能也不应被复制的，而后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连文化都可以批量生产、用以赚钱，“大众商业文化在给人们以娱乐和愉悦的同时，真正的目的和效用却是使人们忘记了现存统治秩序的非人性”，他们斥责影视工业和大众商业文化是“欺骗和奴役大众的文化产业”……从这些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学者是反对文化产业化的。

　　理论的问题还是留给理论家们去研究吧。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世界在变。今天，“文化产业”已经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项产业政策，媒体产业和媒体经济学的研究也越来越热火朝天。电视是具有产业属性的，电视是可以创造经济价值的，对于这样的观念，中国传媒界不存在争议，有目共睹，中国电视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中受益多年。

　　当我们从产业的角度看电视时，电视频道依次播出栏目的形式就象一个大工厂，在源源不断地将其制造的文化产品推向市场。如果把频道比作工厂，那些不同的栏目就象工厂中不同的车间。车间负责人叫做“车间主任”，栏目负责人的职业化名称是“制片人”。目前，国内外电视媒体皆如此。

　　电视频道每天是线性播出的，栏目是构成频道不间断播出的基本元素，所以，不管电视台的内部管理机构和管理层次如何划分，但电视栏目构成频道播出基本元素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有竞争力的频道首先必须确保其大部分的栏目有吸引力，而一个电视栏目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栏目的组织者和支配中心――制片人。

　　所以说电视是一个制片人媒体，电视机构一切改革的落脚点就应该是调动制片人及其所属人员的积极性，从而创造出优秀的栏目。

　　其实，一个制片人对栏目的控制和管理，远比行政机构一个处长或者报社一个部门主任的管理复杂得多，因为电视栏目和节目的生产有许多工业化的特点，环节多而复杂。

　　迫于播出的压力，制片人首先必须确保产品、也就是栏目和节目的质量，其中包括导向是否正确？选题是否准确？采访是否到位？编辑技巧是否娴熟？表达方式是否符合电视规律和观众的需求？产品指标是否达到诸多的视音频技术指标等等。每个环节都决定着栏目的质量，制片人必须不断提高产品的成品率和优良率。

　　第二，制片人必须执行生产的标准化。如栏目的定位、风格、形态、时长等等，必须是统一的、标准化的，这是此栏目区别于彼栏目的重要特征，现实中这个问题常常被忽视。其实，一个栏目的选题方向、切入角度、叙述方式和叙事节奏等诸多因素都应有自己的标准，因为这个标准同时也是栏目中每一个生产者进入操作时需要了解并共守的准则。

　　第三，制片人必须坚持均衡生产，控制节目的批量和规模，否则就会造成停播或者浪费。从传播的效果看，电视节目的生产要有计划性、季节性和适宜性。什么时间、什么形势下播出什么样节目，这些都是生产均衡的重要因素。

　　第四，制片人必须考虑如何对节目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和对节目经费进行有效控制，什么节目多投入，什么节目少投入。当然此前还应对经费投入进行准确的效益评估，投入多的节目要对栏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要达到什么样的播出效果，这些预期是经费分配的依据和理由，否则就将影响节目的批量和均衡。

　　第五，制片人必须具备开拓创新的前卫意识，不断借鉴国内外优秀栏目的经验，有效判断栏目新的卖点和播出效益的增长点，不断调整、改革，从而使栏目与时俱进，保持活性。

　　第六，制片人必须不拘一格、广开才路、唯才是举、用其所长，让优秀分子加盟其中，以淘汰滥竽充数者，保证一个良性竞争的内部环境。

　　电视是制片人媒体，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再来思考对制片人自身管理的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这是我们的电视机构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目前我国许多电视台都在推行制片人制，但大多缺少对制片人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深入研究。

　　比如制片人的产生：是行政任命？是民主选举？还是竞争上岗？制片人的评价体系如何建立？如何界定制片人的权力与责任？如何使制片人更趋职业化而不是将其异化为一种待遇、一个级别？这些制度都亟待完善。

　　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其发展的趋势是当初建立制片人制时所始料不及的，那就是在电视从业人员中出现了将制片人视为个人价值实现与否的标准。无论什么工种、无论多么优秀的编导、记者、主持人，好像只有做了制片人，个人价值才算得到了承认，否则就有失败感。这也许与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有关，也许与制片人一言九鼎的地位有关，但我认为这不是我们所应该倡导的价值判断体系。电视机构为什么会出现观念如此陈旧的评价标准呢？社会上有谁拿什么行政级别去衡量评价张艺谋的价值和米卢的价值呢？这种评价体系的改变也许有待职业化明星制的建立，而明星制建立的前提是必须使明星有价格，价格是价值的体现：郝海东的价值体现为他的600万的转会费；李响的价值体现为她的150万的转社费；米卢的价值体现为他上百万美元的年薪和奖金；姚明的价值体现为他4年1780万美元的新秀合同……我认为今后电视从业者的价值实现也都应当更加市场化，名编导、名摄像、名主持人都应体现出相应的价格来。如果这种评价体系不改变，大家只能都往一个窄窄的桥上挤，结果只能是制片人的人数越来越多，制片人、副制片人、执行制片人，不行还可以增加几个平行运作的组，再增加几个制片人……因为我们准备提拔和需要提拔的“制片人”太多了。还有一个问题，目前不少电视台都出现了“制片人终身制”的倾向，谁都不想得罪人，制片人只能上不能下，人头只有增没有减。现在制片人制正在业内广泛推行，但作为完善的制片人制，必须有效控制这个制度的上下端口，这就是“制片人准入制”和“制片人退出制”。否则，电视也许会变成只进不出的、制片人扎堆的、让人啼笑皆非的“制片人媒体”。果真如此，这也将是制片人制本身的悲哀。

　　既然赋予了制片人这样的功能，也给予了制片人与其功能相适配的权力，制片人中“人”的问题就相当重要了，也就是说，制片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优秀的制片人应该具有前卫的电视理念、求实的工作作风、公正的处事原则、平等的为人之道。

　　记得陈虻刚刚担任《生活空间》制片人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说文如其人，那么做节目就首先要做人”。2002年初，在央视工作年会上，崔永元作为《实话实说》制片人在大会上做栏目管理经验介绍的发言，他也谈到：“做栏目首先要做人。”我非常赞同他们的观点，他俩是我多年的同事和部下，因为我对他们的了解，我认为他们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有资格对编导提出这样的要求。许多出色的制片人个性有差异、学历背景和年龄都不一样，但他们应有共同的品质特征：正直、真诚、智慧，他们应当具备带领一个栏目一个集体“天天向上”的人格魅力和职业素养。

　　我与陈虻、崔永元在这个问题上有共同的认知，既然电视是制片人媒体，那么制片人首先应该做“人”，因为制片人的品行和取向将影响甚至决定栏目的品质。

　　尽管一个人的品行始终影响着他的取向，但在制片人的品行和取向中，我认为取向比品行更为重要。我们是在建设一种制度，而不仅仅在评价一个好人。身为制片人，他不一定是剪辑工夫最过硬的编导、不一定是画面感觉最到位的摄像、不一定是语言表达最精当的记者……但是他的业务素养应该足够鉴定这些业务表现的优劣和高下，他应该始终倡导这样的业务追求，他能够让优秀的编导、摄像、主持人因为出色的业务表现受到及时的表彰。身为制片人，他不可能是一个道德完人，他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他会建设一个制度，用制度的力量奖勤罚懒、抑恶扬善——一切因为制片人个性因素产生的不稳定，交由制度去稳定它，使得一个节目组的氛围健康向上。好的制度可以保证环境中的付出得到认可、善良受到保护、正气得以张扬。

　　几年前，江泽民主席访问欧洲5国，我率新闻中心10名记者随团报道。在波恩，德国总统赫尔左克设晚宴款待江主席一行。晚宴地点设在一座老城堡，由于天气炎热，城堡中又没有空调，每位客人都汗流浃背，但赫尔左克的晚宴致辞仿佛清风流入中国客人的心田。赫尔左克演说开始的部分大意是：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和孔夫子大约是同时代的人，虽然他们天各一方，但他们却同时探讨了同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苏格拉底主张法律，而孔夫子却主张道德，尽管他们的主张不同，但却在向同一个中心靠近：这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接下来赫尔左克由人与社会的关系引伸到了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他认为不管各个国家的主张有何不同，但都应靠近一个共同的中心，那就是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一个国家不应该用不同的标准干涉另一个国家，赫尔左克接着说：“早在几千年前，中国的孔夫子就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赫尔左克的致辞赢得中国客人的热烈掌声。我对赫尔左克的演讲至今记忆犹新，这几乎是我听到的外国元首最富文采、思想和友爱的演讲。几个月后，我见到了当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陈健，与他谈起赫尔左克的演讲，他与我有同样的评价。

　　也许赫尔左克是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才从浩如烟海的孔子语录中撷取了这样一句话，也许是他的敏锐，于无意中切中儒家文化最具教化意义的一个焦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其实正是“忠恕之道”最核心的操作规范。子贡曾经问孔子∶“有没有一个可以终身奉行的字呢？”孔子回答∶那不就是“恕”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恕”的字面理解是“如心”：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我们自己不愿意被误解、被羞辱、被剥夺……所以我们不能对他人做这种事。“恕”道在今天已经被简化到只剩两层含义：善意与宽容。我觉得这样的简化是有道理的，恰恰是这两样东西，在我们的事业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很多时候，人们不是不了解已经发生的伤害，不是不知道正在酝酿的一些小伎俩，但是他能够泰然处之，一笑置之，因为他善意地理解了别人的处境，他因为了解这些行为发生的原由，所以宽容了那些已经发生的伤害。

　　其实我所强调的制片人的为人，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正人”为人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当是我们加诸自己的一份提醒、一个命令，眼里有他人，心里为别人着想，因为人的尊严都因该得到平等的尊重。我们对制片人提出的这一要求，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要求，更是一种职业素养和职业要求。

　　在此后的一次评论部年会上，我提醒各位制片人要记住一个硬标准，并将之当作“岗位规范”来理解，就是这句至理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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