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钱亦蕉(记者)

　　近几年来，孟京辉成了中国实验戏剧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些青年人心目中的偶像，记者搭乘“上海话剧周”演出的便车，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这次带给上海观众的《恋爱的犀牛》，曾在1999年首演，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搞这样一个探讨爱情的话剧？这次重演主要会有哪些改变？

　　孟京辉：1999年的时候，人们都有些恍惚，虚无感，世纪末心态。这时候爱情的力量显现出来，于是我和廖一梅商量搞一个这方面的戏。一次逛动物园，发现犀牛这个形象，它的很多特质与世纪末爱情很符合，所以就有了《恋爱的犀牛》。这次重演肯定有不少变化，任何一个剧作都会根据时代的理解去演出，4年前因为浮躁，所以我们比较强调抒情色彩；而这次的处理比以前“狠”了、“浓”了，更强调反叛性。

　　记者：您的话剧注重形式探索，比如剧中的一些模仿电视的定格、脱离于剧情之外的恋爱训练课、反复出现的蒙上眼睛等等，都有什么作用？

　　孟京辉：表现主题有各种不同方法，模仿日常生活是其中之一，把日常生活抽离、固定下来，会有不同的效果。有的情节部分看似跑题，其实是相关的。话剧与影视作品不同，需要一些手段，比如超现实主义的、表现主义的，从高于生活的层面来表现。其实很多处理比如蒙眼睛等都不需要解释，也没有准确的解释，重要的是每个观众都会感受到这个行为与内心的联系。

　　记者：你说过不喜爱流行音乐，为什么在话剧中插入那么多歌曲？

　　孟京辉：我越来越感到音乐对于话剧表现的重要性，音乐能让整个戏背后的东西浮现出来，音乐能直接达到观众内心深处。所以最近我在话剧中尝试得比较多，《恋爱的犀牛》主要是民谣，《臭虫》中加入了大量摇滚，而《盗版浮士德》中用了电子音乐，《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则尝试了噪音音乐。每个戏中都探讨不同的音乐，也是实验性质的，看音乐与剧作之间的真正关系，我们觉得这个空间还很大，我将不遗余力地去探索。

　　记者：看过您的话剧的人，都会对其中极具趣味和膨胀的语言印象深刻，为什么如此重视语言本身？

　　孟京辉：话剧就是语言的艺术，它没有流行音乐那样广泛的欣赏基础，不同国家的语言经过翻译就会产生隔阂，这是话剧的局限性，所以有的导演强调形体语言。但我不这么认为，我非要着力于表现语言本身，不回避这个局限，而是在局限中做得更好。

　　记者：最近先锋话剧比较走红，也有很多跟风者，你怎么看待先锋话剧正在成为一种时尚？

　　孟京辉：时尚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时尚与否不关创作者的事，而是很多种其他因素造成的，比如欣赏者的互相影响，比如有了市场之后，一些投资者的推动，从而就变成了时尚。所以说时尚不是由我来决定的。多一点人来搞先锋戏剧没什么不好，中国的先锋戏剧太少而不是太多，我看过世界各地的戏剧，我们的戏剧还不够“实验”，不够闹，不够离谱，太保守了。先锋其实是一种姿态，先锋戏剧是实验性比较强的戏剧，重要的是思想和灵魂。

　　记者：不知道你是否了解上海的话剧？小资味比较浓，在最有实验性的小剧场，却上演着白领话剧。你的戏在上海演出时观众反响好吗？

　　孟京辉：我听过这样的说法。不过这也是自成一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比较宽容，不够反叛。这也是我为什么在4年后在上海重演《恋爱的犀牛》，就是要展现先锋的反叛精神。犀牛的态度、它的不管不顾的精神是具有反叛性的，反叛那种随遇而安、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对我们来讲，我们有一种与社会不妥协的精神，对被别人认定的东西的反叛。以前我在上海的演出，上海观众都非常欢迎，很热情，其实他们也需要这样的话剧。所以从上海本地的话剧来说，到底是观众不喜欢而缺少实验剧，还是因为本身缺少实验剧所以失去了这批观众，这就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说不清楚。

　　记者：你经常与一批固定的编剧和演员合作吗？

　　孟京辉：确实有一些，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和理解。特别是演员，比如杨婷和李乃文，他们对舞台的理解很深，几乎成“精”了，他们对我太重要了。

　　记者：现阶段话剧还是“贫穷”的艺术，搞话剧一般赚不了钱，所以很多话剧院的导演、演员都“触电”搞影视剧去了。去年你也导演了一部电影《像鸡毛一样飞》，你会为电影放弃话剧吗？

　　孟京辉：首先要说明一下，我拍电影也没赚钱，我根本没要报酬。话剧是艺术的一种表达方式，电影是另一种表达方式，最重要的是充分表达自己。戏剧是我最擅长的，电影也不错，话剧就好像手工作坊，电影是大工业，这两者我都会继续尝试，而且坚持实验性。主要是把自己想的东西展示出来，票房、市场不是我作为创作者所关心的。

　　记者：其实你的话剧很受市场欢迎，没有想过商业化操作吗？

　　孟京辉：像我这样的导演，在日本大概早成富翁了。但是每个地方并不相同，我也见过一些法国贫困的艺术家。我想一种人有一种生活方式，我按自己乐意选择的方式生活。我不会主动与商业发生关系，相对于一些人对物质的追求，我认为灵魂、思考、精神、美更值得追求，傻子才去追求那些不重要的东西。我觉得话剧可以是神圣的、属于生命的，如果不能搞话剧，我可以画画，可以做摇滚，当一个人需要表达自己时，他能获得表达，那就是幸福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赵有亮院长给了我一个能自由呼吸的空间。

　　记者：实验性的东西是否能成为经典保留下来？会不会随着时代变化而速朽？

　　孟京辉：不存在这个问题。19世纪末的时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搞的体验派戏剧在苏俄就是最先锋的，但是10年后就不同了，到上世纪30年代，他的体系已经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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