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在线消息　一提起“王海”，人们头脑里会立即闪现出“打假”、“维权”等字样。“王海现象”成了当代中国的特色词汇。继不久前成功为烟台6户业主争得2万元赔偿后，近日，为开发区上百业户筹划成立“业主委员会”，王海再次来到了烟台。

　　关于“王海”，新闻很多，传闻也很多。有人把他叫“刁民”，有人称他是打假“英雄”。王海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究竟做些什么事情？想些什么？带着诸多问题，昨天下午，记者在开发区海边采访到了他。

　　社会需求，打假有市场

　　平头，一身黑色T恤，一双随意的拖鞋，“王海”给人的第一印象非常闲适。记者拿起相机准备拍照，王海的助手轻轻挡了一下，只见王海随手从包里拿出墨镜，架在了鼻梁上……

　　记者：你在公共场合，在电视上露面，总爱戴一副墨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佐罗”，那个为百姓伸张正义的英雄。过去，你是个人打假，怕危险，现在，身为一家公司的总裁，你不再单枪匹马，戴墨镜还有必要吗？

　　王海：当然。取下墨镜比较困难，除非工作需要。最初，我是考虑有风险，现在，主要考虑工作上的方便。我现在一般不参与打假的具体操作，但碰见一些大的案子还要亲自去现场，指导和帮助员工打假。如果不戴墨镜，很容易被识别，别人都来看我王海，倒是挺热闹的，工作就没法开展了，我也失去了到打假第一线的机会。

　　再者，我不是一个爱张扬的人，不希望工作和个人生活有冲突，不希望个人生活空间被人打扰。比如说，我抱着女儿去游乐场或公园，如果面对公众媒体就非常麻烦。所以墨镜会一直伴随着我。

　　记者：“经营者有欺诈行为要加倍赔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因为你的“打假”而人所共知，能说说第一次打假的情况吗？

　　王海：那是9年前，我突然发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要加倍赔偿”，我就想尝试一下能否兑现。当时，我在北京一家商场买了两个假耳机，跑消协，跑工商，跑质监等部门，费了三四天时间。两个耳机共花了170元钱，我光跑腿就花了200多元，再加上误工费，得到的赔偿远远不够抵偿成本。当时我琢磨，这样索赔会吃亏的，鉴定完毕，我又买了10个，一共1200元钱，我拿着一起去商场索赔，以为多少能赚点。谁成想，整个索赔过程竟然拖了8个月，根本没赚着钱。

　　记者：当时，你是把“买假索赔”当成生意还是事业？

　　王海：都没有，当时只想尝试，只想知道法律法规到底能起多大作用。

　　记者：索赔8个月，漫长的过程早就把人拖得疲惫不堪了，你为什么却从此开始了打假之路？

　　王海：可能是源于性格，我喜欢挑战，越是不顺利，越想抗争。这次事件后，我也经常在思考，也向律师们请教，发现打假有很大的社会需求。有需求，就有机会，可以试一试。

　　记者：早在1996年，你就开了公司，从个人打假到开公司打假，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转移。

　　王海：不存在什么转移。1995年我开始打假时，就希望以后成立自己的公司。后来，我发现“买假索赔”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作为一个长远的事业去发展。商家都不傻，知道你买假索赔他就不卖了，他们会有办法分解索赔压力。比如买得多的他不卖，开发票不清晰。故意跟你耗时打官司……那时我就在想：可否通过公司运营的方式去做调查，帮助被侵权企业打假，也可以以非营利的方式去做些工作，改善消费环境。

　　当时，我的计划很明确，以“买假索赔”为切入点，然后成立公司，帮助消费者维权、帮企业去调查，帮商家去防范。同时研究怎么从根本上帮助消费者避免欺诈。我认为，买假索赔，是一个素质高的人不屑于做、素质低的人未必能做好的事情。

　　假货少了，欺诈行为多了

　　记者：以你的眼光来看，现在市场上的假货是多了还是少了？

　　王海：市场上的100％的假货是在减少，但是欺诈行为一直在增加。以前可能我们看到是一个假的、冒牌的东西，如冒牌的名牌皮带，名牌服装，名牌电器产品……现在，可能是正规的厂家做出来的产品就有虚假的宣传，明明没有用的东西说它有用，比如一些药品、保健品，比如说明明保健品掺的是西药成分，它非告诉你是祖传的秘方，是纯中药的制剂……这种用正规的公司的名义生产产品，来欺诈消费者的行为一直没有减少。

　　记者：那么，现在打假是难了，还是容易了？

　　王海：个人打假、买假索赔已经越来越难了。一方面，商店里卖的假货少了，另一方面，商家防范意识提高了，反打假的意识提高了，买假索赔的难度越来越大。现在的打假，就是我们去查某某工厂或者某某人在什么地方在生产什么东西，在销售什么东西，我们将得到的证据反映给执法单位，协助我们的客户去协调执法单位对这种造假、售假现象进行取缔，进行打击。

　　记者：那风险一定很大。

　　王海：风险有，但可控制。我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会充分的评估，分析可行性，分析自己的承受力，若能够承受，就可以进行。

　　记者：在人们的印象里，你是一个“打假英雄”，但据我了解，因为“王海在线”，你也遭遇了一些纠纷。

　　王海：是这样的，“王海在线”曾是我们公司的门户网站，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些纠纷，目前正在进行诉讼。大家现在找王海，不要到“王海在线”，请到“王海热线”。

　　记者：你在2000年宣布退出个人打假，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王海：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个人打假队伍良莠不齐，我不愿意和那种人为伍。有些人冒用我的名字，冒用我的公司名称，从事一些违法事情，我不能容忍。

　　记者：现在，你在北京、深圳、湖南醴陵已经有3个顾问公司。用公司打假与过去的个人“买假索赔”有什么区别？

　　王海：个人行为相对说比较随意，我今天想去做一件事情，我就可以去做，我明天想不做了，就不做了。但是公司要受到各方面的监督，首先是客户的监督，竞争对手的监督，还有社会其他方方面面的监督。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做起来必须要做得严谨，相对的谨慎一些。

　　记者：如果现在你到商场去，你看到有假货，你还有兴趣去买吗？

　　王海：会，当然要看一下这个商品的价值。如果我买了一个两块钱的口香糖，那可能就直接打个电话举报而已，就没有时间精力去打这个官司。

　　记者：决定你是否索赔的原因是金额的大小？

　　王海：是否索赔关键在于成本。消费者维权现在之所以这么困难，主要是他的维权成本高，维护不了自己的权益，所以才导致大家不去利用法律，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如果消费者花一千块钱去要回来一百块钱的话，可能一万个人当中会有一两个人做，但是大部分人不会去做。

　　物业问题，法律来解决

　　记者：这两年，再次吸引人们眼球的是你从事的“开门立法”工作。听说您还加入了一个专门研究业主维权的课题组，从打假名人转变为物业管理维权人士。

　　王海：是的，我们希望能够彻底推翻现有的物业管理模式，去年2月28号，我们给全国人大又专门提交了一份《关于改革我国物业管理模式》的建议。

　　记者：从一个打假者，一个法律的保护者，变为法律立法的参与者，这种变化可是不小？

　　王海：这种转变也很自然，因为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很多时候都要运用到法律。在运用法律的过程中，我们会直接发现法律上的一些不足。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在向有关部门提交一些完善法律法规的建议，只不过现在做得比较明确。我们希望通过正常的诉求渠道，向立法单位表达我们的一些建议，一些意见。

　　记者：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关注物业管理？

　　王海：从2000年开始，我们开始关注房地产维权，关于物业管理方面的投诉非常多，多达几百例，如物业乱收费，打业主、给业主断水断电，物业挪用维修基金……我们首先要给消费者提出一些建议，建议消费者按照现有的法律维护其合法权益。但是，在给消费者提出建议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依据现有的法律提出任何建议，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无论从制度设计上，还是从物业管理模式设计上，都存在着先天的弊端。

　　记者：目前，法律法规还未出台，你认为，业主维权最关键是什么？

　　王海：解决观念问题。社区的主人是业主，目前，许多政策法规，业主都不了解。许多应该享受的权益，业主也都不了解。而且，物业管理可能涉及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消费者进入小区后，可能住一辈子，物业问题，一点也不比买房的问题少。不幸的业主虽然不同，但是他们的遭遇大同小异。

　　记者：你感觉自己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情吗？

　　王海：我曾经怀疑过，但是，有一些例子又给我很大的信心。济南有3位退休的老同志，他们通过游说人大代表，搞了一个保护地下水资源的法案，后来通过了，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把第一手的资料、第一手的经验反映给立法部门，这个就是我们完全可以胜任的。

　　记者：《今晨6点》创刊以来开辟了一系列专栏，如《民心工程实验室》、《冰哥看食品》、《为民工讨工资》、《创建诚信美容美发院》……全方位关注百姓权益。晨报希望与”大海“公司合作，特别邀请您担任晨报《民心工程实验室》高端顾问。

　　王海：这个想法非常好，媒体应该为市民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以后加强合作。

　　“刁民”王海其人

　　王海1973年出生在青岛，现任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社区治理项目研究员。著有《我是刁民》、《王海忠告》、《当头棒喝》、《物业维权一日通》等书。

　　自1995年，王海开始致力于反欺诈维权事业，他一方面做一些非赢利尝试，进行学术研究、促进立法、发布警示信息《王海忠告》、进行公益诉讼、提供义务维权咨询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一方面做一些商业尝试，开展帮企业打假、代理诉讼、帮助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等业务，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欺诈侵权等社会问题。1995年，王海成为第一位中国保护消费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的获得者；1996年，王海被媒体评为中国的新闻人物；1998年克林顿夫妇访华，在“构筑21世纪的中国”座谈会上，王海与克林顿夫妇对话，克林顿称王海为“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责任编辑：孙玲姿来源：今晨6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