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虽去，青史永在。在改革开放20年来的惊涛骇浪中，有一些改革者的英名将永载史册。

　　任仲夷，就是其中一个。

　　是任仲夷，1978年就大胆主持了平反张志新冤案，推动了批判“两个凡是”；是任仲夷，1984年就制定中共 广东省委“31号文件”，给深圳“蛇口工业区”四大权力，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政企分开的企业，将蛇口“放生”为一 个名震海内外的“改革试管”；是任仲夷和中共广东省委，勇于实事求是，1982年就开始为蒙冤30年的“广东地方主义 ”受难者平反昭雪……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凡是年过68岁的中央委员，都辞去中央委员及行政职务，任仲夷从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岗位退居二线，改任“中顾委委员”。他1914年9月在河北威县出生，1935年参加“一二·九 ”抗日救国学生运动，1936年任中共北平市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1937年任中共北平市西北区委书记，1943年任 冀南五分区专员，1953年任中共哈尔滨市(直属市)市委第二书记，1958年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 书记，1977年由黑龙江调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末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先后当选中共八大、十大、 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五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第一、二、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任仲夷几乎经历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各种风浪。离休14年来，他虽 然没有党内外职务了，但每年都借出席党内外重大会议，发表促进改革开放的“未雨绸缪”。

　　1999年12月29日下午，我在广州拜访了心仪已久的任老。86岁的任老，头戴一顶鸭舌帽，上穿一件黑色工 装夹克，下着一条褪色的旧蓝布裤，整个衣着仿佛一个下岗工人。可是那犀利的目光，清晰的回忆，敏锐的应对，曾经沧海的 风采，顿时让人见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是一位极其机智而坚定不屈的思想长者。

　　任老在省委机关早已不设办公室了，此时借省委一间会客室，回答我请教的若干问题。

　　两个半小时的任意放谈，人生真谛“大珠小珠落玉盘”。任老时而“烈士多悲心”，“雾锁浓云”，“怎一个愁字了 得”；时而“壮士不回头”，“清风两袖朝天去”，“雪消门外千山绿”，开怀大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一个世纪思想长者的智慧，理当让众人分享，正是献给新世纪新千年的最好礼物。谨据 访谈录音，摘要奉献任仲夷的若干思维观点。

　　1.依然故我

　　朱健国(后简称“朱”)：任老，您退下来有14年了，您现在的思想和原来在位时的思想有些什么变化？

　　任仲夷(后简称“任”)：基本没变化，依然故我。年轻的时候常有所变化，老了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我的变化 不大。“文革”以后和“文革”以前变化比较大。

　　朱：听说您在“文革”中被诬蔑为“三反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戴五尺长的高帽子驾“喷气式”？

　　任：那时候，造反派对一个地方的“最大走资派”都是这样的。“文革”头三年里，批斗我的会，几千人以上的批斗 会有2300多次，最大的一次“批斗会”有十几万人。小的批斗会就数不清了。凡是我在哈尔滨到过的单位，必然要斗我一 次。因为他们硬说我到处讲“黑话”，所以要肃清“流毒”。

　　朱：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2.可怕的“老板情结”

　　朱：任老，张志新冤案的平反，是您到辽宁省委工作之前，就开始准备了，还是您去了之后？

　　任：我去了之后。

　　朱：当时是您拍的板吧？

　　任：是在我主持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决定的。第一书记最好不要用“拍板”这个字眼。“拍板”这个字眼是不准确的， 因为凡属重大问题，都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集体做出决定。

　　朱：现在人们常说这个词，并且以为这是一种领导干部的改革风采。

　　任：称呼书记为“老板”，可能就是这么叫起来的。作为党委书记，应当明白一个基本原则，重大决策都必须由集体 讨论决定，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所以现在把书记叫“老板”，我是不赞成的。但是在企业担任经理、厂长，也就是通常称为“ 老总”的，可以叫“老板”。因为工作性质不同，权力来源不同。我也不赞成把市长、省长叫“老板”。

　　在国外，如果一个资本家要竞选，选省长或市长，他得先把“老板”这个职务辞掉，才有资格作为总统候选人、省长 候选人或州长候选人。我们呢，恰恰相反，到了政界，当了书记、省长、市长、县长以后，反而称呼他为“老板”。大家竟然 都习以为常了。1996年10月24日，《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篇采访我的报道，题目是《干部决不是什么“父母官”、“ 老板”》，我说，在旧社会，“老板”是指掌柜的，是指生意场上拥有资产拍板算数的人。记得30年代有部电影《十字街头 》，其主题歌《春天里》，唱词有“哪怕老板娘作怪模样”，就表现了穷苦青少年在旧社会中对老板的厌恶和蔑视的心情。现 在搞市场经济，在一些企业里，职员称经理、工人称厂长、伙记称店主为“老板”，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可奇怪的是，在各级 党委、各级政府和政府的行政部门里，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党委书记、政府领导人，听人称自己是“老板”，竟也 习以为常。明知下面的人称自己为“老板”，不但不制止，反而听之任之。连美国的州长和总统、香港总督都不会认为自己是 “老板”，难道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公仆”反倒成了“老板”吗？当时许多报纸都转载这篇文章中我不同意称党政 领导干部为“父母官”的观点，但不转载我不同意称党政领导干部为“老板”的观点，难道认为把党政领导干部称“老板”就 是对吗？

　　朱：一个社会若民主法制不健全，传媒也往往会受时弊污染。在大力宣传民主法治的改革之年，“父母官”和“老板 官”却得到歌颂和盛行，绝非是一种孤立和偶然的现象，这实在亟当重视和研究。

　　任：凡是比较重大的问题，不能由一个人拍板。“大老难，大老难，老大出来就不难”，不论什么问题，都得依靠“ 一把手”出来说话才能解决，那怎么能行呢？这本来是个常识。但是大家都忽略了。

　　朱：18世纪的美国独立革命，是从潘恩写作《常识》开始掀起高潮，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是从《新青年》开始普 及常识发轫。一个社会一旦到了遗忘常识的时候，人们就应当高度警惕了。

　　3.华国锋没有给张志新题词

　　朱健国：任老，您当年在辽宁任省委第一书记时，怎么知道张志新这个冤案的呢？

　　任仲夷：是谁先提出来的，我倒不记得了。张志新原来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干部。

　　朱：当时您为张志新平反要冒很大的风险啊？

　　任：那时还是“两个凡是”盛行，不过，“四人帮”都倒台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冤案，就得平反嘛。

　　那时在省委常委会上，大家都赞成为张志新平反，并决定她为革命烈士，我还提议在报上给张志新登的像片，要大一 些，并放在显著位置。辽宁最先登，这以后，全国各报也都登了张志新的大像片。

　　朱：您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看到张志新那样动人的照片，更激起人们对残酷冤案和法西斯暴政的悲愤。有照片没 照片，照片大小，效果是不一样的。

　　任：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来辽宁视察。当华国锋为一些单位题词时，许多同志都在一旁围 观，我曾要求他给张志新烈士题字，登在报上，以扩大影响，华国锋当时没吭声，只看了我一眼。

　　朱：您在给张志新平反的决定做出之前，跟中央打过招呼没有？

　　任：没有。有错就得纠错。有错必纠，这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当时的冤案有很多嘛，没有必要为张志新一人 的案子请示中央。

　　那时候有人问我，华主席不给张志新题词怎么办？我说，他不题词可能有他的考虑，但是我们还要按照省委关于为张 志新平反的决定去办。

　　把毛远新永远开除党籍，这也是我们省委决定的，建议中央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得到中央同意。

　　朱：永远开除毛远新的党籍，也是您的意见？

　　任：是在省委常委会上决定的，是省委常委大家一致的意见。

　　朱：毛远新现在哪里？

　　任：不在辽宁，也没有在北京，可能在外地。

　　朱：您现在怎么看平反张志新冤案？

　　任：它对批判“两个凡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4.建议大连办特区

　　朱：前几个月我听雷宇说，1980年，您在大连向华国锋提出，大连也可建特区？

　　任：是。当时中央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办特区嘛，我向华国锋建议，大连也应办特区。

　　朱：他没有同意？

　　任：他没有明确表示。我们就说了很多理由，说香港那么一个弹丸之地，现在搞得那么现代化，大连有许多有利条件 ，如果搞特区的话，一定发展很快。华国锋最后有些心动了。他1996年到广东来，又和我说起这事。他说，你那时候讲得 那么生动，我回到北京后，要谷牧同志到辽宁了解情况。

　　朱：谷牧是什么态度？

　　任：谷牧到了辽宁以后，说大连现在还不能搞，中央只同意在广东、福建先搞试点。1981年初中央开会，有人写 信给中央，提出：“抑需求，缓改革，重调整，舍发展”，当时有的中央领导很欣赏这12个字。那时候邓小平还没有讲“发 展是硬道理”呢。陈云在这次中央会上提出：特区只能搞那几个地方，就是指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

　　朱：上海没有搞特区就与此有关？

　　任：当时有人认为，江浙一带是帝国主义的熟门熟路，不能搞特区，上海当然不能搞喽。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 巡讲话”，说那时候上海没有搞特区是个失误。

　　5.为“广东地方主义”冤案平反

　　朱：任老，您来广东之后，“广东地方主义”冤案也很快平反了。算不算是您主持的？

　　任：是我主持的省委常委会议，并在会上做出决定的。

　　朱：那您觉得“广东有地方主义”之类的指责，还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呢？

　　任：那倒很难说了，但不应该再出现了。

　　朱：您来广东20年了，有没有感觉广东人有排外思想？

　　任：我认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能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过去隶属广东 的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后来雷宇到海南工作以后 ，海南岛的人明知雷宇因汽车事件受了处分，仍然要念记他的政绩，还说要给雷宇修个祠。雷宇也不是广东人。

　　我的感觉是，地方情怀，每个省份都有一点，比如说在辽宁，也有什么地方的干部多了少了的议论，都是这样的。广 东也有，比如说，广州说潮州人提拔得多了，为什么省里的领导尽是潮州人，说什么有“潮州帮”。但是潮州人也说，佛山尽 出省长，因为有好几个副省长都是从佛山提拔上来的。

　　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我刚来的时候，个别人有这样的说法：难道广东就不能出一个第一 书记？其所以这样讲，大概是因为以前广东的第一书记尽是外省来的。你可以说这种思想不大开放，但不能把这种情绪提高到 “地方主义”。我认为地方观念或地方情绪可能有的，但把它称为一种“主义”就不大对了。

　　“主义”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最多，我曾查了一下1979年版的《辞海》，却没有“主义”这个词，但是台湾的《辞 海》里头有，我们近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也有。

　　朱：有些事很怪，用得最多的词，《辞海》反而不及时给予明确的解释。不过，1999年版的新《辞海》，新增添 了“主义”一词。

　　任：直到1999年才把用了好几十年的“主义”这个词，增入《辞海》，未免太晚了，但还算好，没有拖到21世 纪。

　　6.将蛇口“放生”

　　朱：任老，有人说您有几个重要贡献，您在早期对蛇口工业区的大力扶持就是其中的一个。

　　任：不能这么说，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朱：袁庚说，他最感激您三件事，一件是“给蛇口放生”的那个“31号文件”，一件是您最终同意他不担任深圳市 长，留任蛇口；一件是保护清华学生周为民。

　　袁庚前几天对我说：“1984年下达的中共广东省委31号文件，给了蛇口4个具有政府权力的权力：任何进来投 资的商人，蛇口自己可以批，批了之后，报上备案就行了；进人，干部转户口，蛇口可以批。还有地界问题也解决了。这个“ 31号文件”，是省委常委开会定的，会议是任仲夷同志主持的。就是这个“31号文件”，解决了我跟梁湘的关系问题，也 就是蛇口和深圳市的关系问题，使蛇口真正成为了特区，成为了‘改革试管’。”

　　任：我曾动员袁庚担任深圳市市长，因为书记、市长都由梁湘一个人兼，实在搞不过来，所以想再找个能力强的做市 长，就想到了袁庚，我亲自找他谈了几次，他都表示坚决不干，后来只好同意他的意见了。

　　朱：所以袁庚一直非常感谢您。如果一定要他当了深圳市长，他“后来在蛇口的一些‘试验’就搞不成了。”

　　此外，您支持蛇口接收清华学生周为民，也叫袁庚至今难忘。他说：“周为民是清华大学很有名的‘四五’英雄，后 来‘四人帮’把他抓到青海去了。直到胡耀邦出来才给他平反。平反之后我把他招到蛇口来了。到蛇口之后，周就写了一封信 给他的同学，说蛇口这里有民主、自由，如何如何……说蛇口今后的前景怎么怎么样。不料这封信落到公安局手上，因为周在 1979年北京‘民主墙’写过大字报，有过这样一个不良记录。所以周到了蛇口之后，又被抓住不放。但是，这个问题任仲 夷一直另有看法。任仲夷一直支持为周为民平反，反对公安局抓周回去。后来，周为民终于在蛇口留下来了。这对蛇口吸引高 级人才，坚持改革开放，起了很大作用。”

　　任：是啊，袁庚这人思想是很开放的。“深圳速度”，首先是来自“蛇口速度”；而后才有建国贸大厦的“深圳速度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是蛇口先提出来的。我从袁庚那里，得到不少启发。

　　袁庚同志是一位很有思想，政治上很强的老干部，他很有能力，很有见解，他重事业而轻官职，在我们这个“学而优 则仕”，“官本位”等封建思想传统极深的社会里，这种人是不多的。

　　深圳牙科医疗中心的老院长黄铭楷，也是这样一位重事业而不追求官职的人，省委组织部曾想让他做省卫生厅长，他 因热心牙医事业而婉言拒绝了。十几年来，他为深圳和广东的牙科医疗的技术革新，以及对医院管理的改革，都做出了可贵的 贡献。

　　7.关于“海南汽车事件真相大白”

　　朱：任老，您这一生难忘的故事有些什么事？

　　任：大事我都忘不了。

　　朱：雷宇当年那个“海南汽车事件”，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什么遗憾？

　　任：当时海南出了这个问题，不能说没有错误，错误还是很严重的。但是他们把进口的汽车从海南向内地转卖，不是 没有一点根据的。当时全国工商总局有一个文件，在6条中有一条是允许的。他们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在区党委会上都说是大 喜事，很高兴，主要是这么引起的。如果工商总局没有这个一条，海南的错误可能不会闹那么大。当时省政府的杨德元副省长 ，曾给工商总局领导打过电话，不同意关于“汽车可以出岛”那条规定。当时电话里答复是，“那不是我一个人定的，那是我 们党组共同讨论的”。《人民日报》在《海南岛汽车事件真相大白》报道里，却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海南汽车 事件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啊！

　　8.前后“书记”职称不一样

　　朱：任老，听说您对省级领导干部的称呼沿革，有些研究？

　　任：那有什么可以研究的？我只是有一些亲身经历。我记得，五十年代的时候，县委都设有“第一书记”，六十年代 我是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那时都叫第一书记。后来(1980年底)我到广东来，也是叫“广东省委第一 书记”。当时有的省还设“第二书记”，有的省还有“第三书记”，下边都是“书记”、“书记”……有的省委还设“候补书 记”。这个职称曾变化了好几次，从我退职以后，省委书记就没有“第一书记”之称了，“一把手”叫省委书记，其余都称副 书记。所以现在报上介绍“原第一书记”都改为“原省委书记”，这样报道是不准确的，因为1985年以前的省委副书记都 称省委书记。现在如果把当年的“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书记”都称做书记，那就难以对当年的领导干部职务准确区 别。

　　朱：省级党委这样设“第一书记”和“书记”，没有“副书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任：大概是从1954年开始。1958年我就做过黑龙江省委候补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1960年改 为“书记”。我记得1954年以前，还曾有过一个时期，把“一把手”称为“书记”，把“二把手”称为“第二书记”，后 面的称为“副书记”。至于这些党内职称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改变，我也说不清楚。

　　9.党章、宪法没有“常务”职称

　　任：现在党内新设的“常务副书记”，这个在《党章》里是没有规定的。还有什么“常务副省长”、“常务副市长” ，《宪法》里也没有规定。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的印象是，“十二大”，陈云当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王鹤寿为“常务书记” ，那时候，开始在选票上写了“常务书记”。过去党内外职称没有现在意义的“常务书记”。一般分工时，第一书记下面分设 几个书记：有管工业的，叫工业书记；管农业的，叫农业书记；管文教的，叫文教书记；管日常事务的，叫“常务书记”…… 这个管“常务”的书记和别的书记级别是一样的。现在“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就高了一些。

　　朱：是啊，现在一般老百姓的感觉都是这样的。这好像又多了一个级别的官职。

　　任：这并非人们的感觉，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过去这个“常务书记”的名次有时排列在前，也不说明这个“常务书 记”的级别就比别的书记要高，它主要是分工的关系，它是分管日常工作的。在名次的排列上，担任“常务”的副职和其它副 职并无先后之分，有时甚至还排在最后。黑龙江省委在六十年代设有两个“常务书记”，其中有个“常务书记”名列在几位书 记之后。新中国党政职务的名称和区分，在不同的时期，有微妙的变化。

　　10.我无权干预别人写我

　　朱：任老，您写的文章都出了集子吗？

　　任：我写文章极少极少。

　　朱：但是每逢什么党代会和人代会，经常报道您的开放新观念，全国都有名啊！

　　任：全国闻名？过誉了。那些发言和个别谈话，他们有的整理以后，要发表，我也不能一律拒绝，我只说你必须纪录 如实。他们写了给我看一看，然后就发表了。

　　我自己不写回忆录，不写自传，也不出文选。很多人希望我写，我还是没有写。不过，我自己不写，但也无权不让别 人写我。人家要写，人人都有著作出版的自由，你无权干涉嘛。

　　我觉得，我无权干涉别人写我，但是我有权要求作者实事求是，朴实无华。王廉写了一本《任仲夷评传》，写出初稿 时，有很多地方对我评价太高了，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我觉得，我什么“家”也够不上，建议他把这些词句都去 掉。该书出版后，我还是感到未免对我过奖。

　　朱：据我所知，确实很多老百姓对您很崇敬，很希望您能多写文章，多讲话。

　　11.于光远是“五不停”

　　朱：任老，听说前两天于光远来拜访您了？

　　任：他每年都来。文革以后，我在辽宁开始认识他。他去辽宁调查，我去北京开会，常常相遇，所以就认识了嘛。他 每次来广东，我多半都能见到他。

　　朱：于老现在文化界很受尊重，他老在想新问题。

　　任：于光远很博学，他说自己是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自从认识他以后，觉得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一 年四季几乎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工作和想问题。他因病住院动手术，躺在病床上，还用口述的办法写文章。他算得当代中国一个 少有的思想家。他的著作之多、内容之深是罕见的。特别是他多年来，一直站在反对伪科学的前列，与形形色色的伪科学进行 了坚持不懈地斗争。

　　朱：他比您小吧？

　　任：只小一岁。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我是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的，当年我们都在北平，但那时并不相识。“文革 ”以后，我才认识了他。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五不停”：“书不停读，脑不停思，口不停说，笔不停写，马不停蹄。”

　　12.“一目了然”，“偏听不偏信”

　　朱：任老，您每天晚上11时睡觉，早上5点钟起床，读书是晚上读还是白天读啊？

　　任：白天看书，我的左眼睛已经不能看书了，是黄斑症，眼底血管一出血，就影响视力了。我现在只能一只右眼看， 是“一目了然”。

　　朱：但我从外表还看不出来。

　　任：我的右耳也背了，最近才发现的。现在只有左耳这一边听得清楚。所以我是眼睛“一目了然”，耳朵“偏听不偏 信”。还有我的胆早就没有了，1983年割去了胆，1993年切除胃的五分之四。我过去胖啊，现在瘦了。1985年， 我得过脑血栓，当时，连话也不会说了。

　　朱：这颇有哲学意味：您耳辨“左”风，眼明“右”路，正好宽容多元，不偏不倚。人家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任：那也不能千篇一律的，对于我来说，是“千金难买老来胖”，增加1斤都很困难。

　　朱：您现在体重是多少？

　　任：100斤(50公斤)，人家有时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我说，不是越来越年轻，而是身体越来越轻了。

　　朱：不算少，因为您身高不是很高嘛。

　　任：我过去比现在高，我的身高现在比过去起码少了三公分。少年儿童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则是“好好学 习，天天向下”。

　　朱：您是在杨尚昆、习仲勋离任后来广东接班当省委一书记的？

　　任：我来，他们两个走。

　　朱：您后来交班是交给林若了。林若接班是由您个人推荐还是中央定的？

　　任：中央定的。

　　13.“活动”就是我的运动

　　朱：任老，您有什么养生之道，能不能传授点经验？

　　任：我没有什么专门的养生之道，我的经验和体会是，人要经常活动。“人的生命在于运动”，这是外来语，用中国 话来说就是“活动活动”，要想活就得动，要想长活(长寿)，就得常动。人老了，不能太动了，但是还必须常常活动，散散 步，弯弯腰，伸伸腿，呼喊几声，生活自理，都是活动。各种各样的活动，需要用身体的各个部位，要用各种各样的姿势。你 看许多农村老太太、老大爷，他们有什么运动啊？他们不打太极拳，更不打什么球，但是他们每天喂牛、喂猪、养鸡、养鸭， 做饭、洗衣服……他们每天都在动啊，不动就不能活嘛，要活就得动嘛。我的运动主要就是常活动，活动就是我的运动；我的 活动包括看书、看报、看文件，有时还写点字，这些活动都需要用脑子，人的大脑的活动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非常重要的运动 。你看那些下棋的，他们的脑子都在紧张地动啊。

　　朱：您每天的起居生活是什么规律？

　　任：我每天凌晨五、六点钟起床，晚上十一点多钟睡觉。午后再躺一躺，约一个半小时，白天晚上加在一块，总共六 个钟头。

　　朱：早上做不做锻炼呢？

　　任：我的锻炼是不太定时的，我只是不断地活动。头几年早晨我还坚持做保健操，现在不做了。现在不少人打高尔夫 ，但是我没有学。我很赞成打门球，并且担任广东省门球协会的名誉主席，可是我也不会打门球。当名誉主席，主要是表示我 对门球运动的支持，因为打门球的花费少，所以参加的人很普遍，而且多半是退休干部和工人。

　　朱：您虽然不打高尔夫和门球，但我看您的身体真好。

　　任：要想长寿、长活，就得常活动，你不想活，就不要动了。

　　1946年我在大连工作时就学会打台球和跳舞了，但是到哈尔滨以后，我就不干了，因为觉得工作忙不过来。那时 哈尔滨有一个室内游泳池，1961年，我学了一冬，第二年夏天，就横渡松花江了。

　　朱：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学游泳的呢？

　　任：是由于毛主席的一次讲话，他提倡学习游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的游泳被迫停止了，以后再也没有恢复 ，我本来是对游泳最感举兴趣的。1985年，我在北京学会了一种保健操，坚持了七、八年后，因胃切除，又中断了。我动 过两次大手术，现年86岁，身体还能像现在这个样子，这很可能和我学生时期爱运动、抗战八年打游击有关。自从退出第一 线后，十五、六年来，就是靠着经常“活动活动”，保持身体健康。我不断地动，凡力所能及和有利于老年身体的家务劳动， 什么打扫卫生呀，整理床铺呀，我都爱做；特别是种种花呀，浇水剪枝呀，松土锄草呀，我更喜欢干。我还经常到处走一走， 看一看，同老战友和青年同志们谈一谈，聊一聊，增加一些见闻，交流交流思想，结识几个新朋友，这对增补新知识，防止思 想僵化，大有好处。这些活动，使我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得到锻炼，从而使身心受益。当然，如果再做些正规的运动，并能持 之以恒，就更好了。

　　14.以平常心迎千禧

　　朱：任老，新世纪、新千年的元旦马上就要到了，很多人都在隆重准备，您打算怎么过这个千禧年的元旦呢？

　　任：怎么过？没有这个计划。我就在广州，就近过了。

　　朱：您今年86岁，跨世纪了，也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

　　任：能跨就跨，不能跨就不跨。我是从来不过生日的，但是我也不反对别人祝寿，习仲勋今年诞辰，我还去给他贺寿 哩。

　　朱：任老，您常读的书是什么书啊？最近读什么书？

　　任：杂七杂八，最近读《鲁迅杂文》。

　　朱：难怪您的思想那么有锋芒。往年“两会”，您虽然话不多，但都说得很实在，一语中的，百姓高兴。

　　任：任何人的讲话，要想使每个人听了都高兴，没有任何人反对，是不可能的。我是“套话、空话难免，错话、违心 的话尽量少讲和不讲，假话、大话切忌”。

　　朱：在政界高位，能不说假话，我就觉得特别不容易了。

　　15.“是是非非”

　　朱：任老，我曾在报刊上看到您的一些题词，您的落款常有一个“闲章”，刻着“是是非非”四个字。这个“闲章” 是什么意思呢？

　　任：这个“闲章”早在20年前就刻了。“是是非非”并不是说是非很多，难以分清的意思。第一个“是”字和第一 个“非”字，都是动词。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凡是正确的就肯定，凡是错误的就否定；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意思。

　　朱：噢，原来任老这个“闲章”是变名词为动词，别有深意。

　　任：这并非我的发明。“是是非非”这个词语出《荀子·修身》，版权属于战国时的思想家荀况(孙卿)。原文是“ 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意思说，君子应“是所当是，非所当 非”，善于识别是非，敢于坚持是是非非--把对的当对的，错的当错的。《荀子简注》和《古今汉语成语词典》都对这个词 有解释。虽然《现代汉语词典》里只有“是非”这个词，但是我很欣赏古人荀子的“是是、非非”。先秦诸子百家哲学中有些 词，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极传神的。

　　朱：是什么具体原因，使您在打倒“四人帮”后用这个充满现代人文精神的古词做“闲章”？“虽天子三公问正，以 是非对”，这个“闲章”不闲呀！

　　任：因为我对“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实际上是不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有刻骨铭心之 感。经过“文革”和“两个凡是”，我深感“实事求是”对于改革开放的至关重要；中华民族的命运，实际上就系于这四个字 。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要有些勇气。要真正做到“是是非非”，必须敢于“实事求是”，有时甚至还要有大无畏的胆识 才行啊！

　　朱：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要向任老学习，永远不忘“文革”与“两个凡是”之灾，牢记“伪现代化”教训，是民意所是 ，非百姓所非，真正把中华民族的实事求是精神发扬光大！

　　作者 朱健国

　　(注：此稿经任仲夷本人2000年1月24日亲笔审订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