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未作出最后决定时，可以同意也可以否定最高领袖的提案。
1917年冬到1918年3月，中央全会上曾两度否定了列宁与德签订和约的提案。列宁既要说服布哈林为首的主战派，也要说服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派，后来列宁才勉强争取多数票的支持。同样，列宁对其他领导人的提案的否定也需要争取多数票的支持。1919年3月召开的八大，以174比95，列宁反对以伏洛希洛夫为首的“军事反对派”的路线获得通过。总之，列宁时期，党内存在着公开的争论、争吵。应当说当时的列宁也像斯大林30年代后期那样，掌握着极大的权力，能个人决定这样或那样的重大政治问题，但他从不个人决定重要任命，也不个人说了算，他总是一一征求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意见，总是付诸票决制决定，他只享有一票的平等表决权，决定通过虽然违背他，他不得不向许多中央同志让步，不得不接受表决的结果，接受别人的意见。1920年，在经济管理问题上，列宁就失去重要一票。列宁给越飞的信中说：“您重复(不止一次)说‘中央就是我’，您搞错了。这些话在神经异常紧张和异常疲倦时才会出来，旧的中央(1919-1920年)曾在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回击了我，这点你从争论中可以了解到。在组织和人事问题上，无数次情况下我是处在少数地位”。
7.可以宽容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过自己的革命同志，并与之亲密合作共事。
列宁是最早赏识托洛茨基巨大才能的人。1903年就把他吸引到党的最上层，但当时托并不那么领情，一度倾向孟什维克，而又超脱于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他多次痛骂布尔什维克，并经常与列宁论战，骂列宁为“独裁者”、“未来罗伯斯庇尔”。列宁则称托洛茨基为“犹太崽子”、“最卑鄙的”、“阴谋家”。1917年5月，托洛茨基返回俄国，他与列宁都强烈主张不断革命，从而迅速合流，后来成了仅次于列宁的第二领袖，并且在战斗中，托洛茨基更了解列宁了，他由衷敬佩诚服列宁。十月革命前党内外不主张夺取政权的呼声甚高，孟什维克认为十月革命是冒险的，普列汉诺夫则斥责列宁“说梦话”，禁止列宁“超越自然历史发展阶段”，考茨基指责布尔什维克“逆历史潮流”。加米涅夫也加入了这个合唱队，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仍在继续，而且还会长期继续下去，他认为列宁的《四月提纲》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党的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上，一些代表反对加米涅夫进入党中央委员会，但是列宁与诺根坚决为加米涅夫辩护，使加米涅夫成为俄共中央委员。9月讨论列宁起义夺取政权的方案，加米涅夫提出反对的决议案，10月15日党中央通过列宁号召起义决议，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以示抗议。同时于10月18日在非党报纸上公开了党的起义秘密决定。列宁极为愤概，怒斥为“严重的叛变”、“工贼”，提议将他们开除出党。11月2日，中央委员会开会，一致通过任何一个中央委员都无权反对中央委员会已经通过的决定；也一致否定了列宁把季、加开除出党的提议，并以5：3的票比，接受了加米涅夫的辞职。后来季、加两人改变了观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积极投身革命，又成了仅次于列宁、托洛茨基的领袖。1917年11月15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组织苏维埃政府问题，决议停止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联合政权的谈判。11月17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米柳亭反对这个决议，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诺根、李可夫等人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虽然被列宁被为“我党几个上层分子的逃兵行为”，但是他们后来都成为党政要人。李可夫长期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可见列宁时期，只要执行中央决定，改正错误，就不记旧恶，不乱扣帽子，不进行报复，不对承认错误的同志揪住不放，更不要求他们公开悔过，绝不强迫更不能使用严刑副他们自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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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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