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料解读
仔细阅读前文引述的原始材料，可以看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其中有些情况特别值得注意。
——林彪当时是权倾天下，声名煊赫的副统帅、接班人，他本人是不可能亲自出面窃夺文物的。亲自出马的都是他的老婆叶群和林、叶的秘书。叶群的地位也很尊贵，目标也太大，故来的次数也不多。来的最多的是林、叶的秘书。林、叶所窃夺的文物的数量在他们那个集团中是最多的。而陈伯达、黄永胜等人窃夺的文物则一般在数百件。林彪虽未亲自出面，但实际是窃夺文物的决定者、主谋。当他的秘书把那么多文物、图书一次次地搬回毛家湾的时候，他不仅完全知晓，而且一定会乐不可支，叹赏称好。林立果的兴趣似乎在新玩意儿，他来文管所只对本不属于文保范围的唱片和八音盒感兴趣。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不但在政治上一致，皆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在窃夺文物上也惊人的一致，林、陈、黄、吴、叶、李、邱，竟一个不缺地肆意窃夺文物。这个集团中，除陈伯达是文人外，其他都是武人，论文化水平，除林、陈高一些外，黄、吴、李、邱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们却都一致对文物古书发生了兴趣。他们的一致，并不是一致要批判所谓“四旧”(当时文物被列为“四旧”)，更不是都懂得鉴赏(只有陈伯达算个内行)，而是一致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宝物，很值钱，所以值得收藏。于是，这些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一个不落地都成了贪官。
——林彪倒台以后，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有四句诗批判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差不多如此。陈伯达，一副左派大理论家的架式，成天高喊“革命”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提法就出自此人之手。黄、吴、李、邱，紧跟副统帅，“左”的出奇，红的发紫。但他们实际干的却是颠覆国家政权和窃夺国家及私人文物的龌龊勾当。1967年到1970年，正是这个反革命集团“革命”口号喊得最响的时候，也是他们的“革命声威”最显赫的时候，但恰恰就是这几年，也正是他们疯狂窃夺国家文物的时期。这几年中，林、叶的秘书竟来了文管处300多次，有时一天来三四次，陈伯达及秘书竟来了139次，有时陈一周要来三四次，一天有时要来两次。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他们每日里好像是在忙于“反修防修”，而实际上却是忙于盗窃文物，中饱私囊。他们是一伙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极“左”派贪官。
——说林彪集团是窃夺文物或盗窃文物，一点不假。用“窃夺”和“盗窃”这两个词，并没有冤枉他们。窃者，盗者，皆偷也；夺者，以权势相威逼也。他们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势，为他们的偷盗行为做掩护。虽然他们拿走文物时也交了点钱，但那完全是象征性的。“书几分一本，文物几角一件”，“文物别超过20元，书别超过5元”，这不等于白拿吗？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珍贵古籍和文物呢？连陈伯达自己有一次都说：“我该(欠)你们(文管处)几百万了。”这伙人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属于穿窬之行，见不得人，因此行动起来鬼鬼祟祟。为掩人耳目，他们都有自己的代号，林、叶为不引人注意，派到文管处的秘书经常换人，“换过七八个经手人”，着装和乘车时也格外诡秘，他们的秘书有时一天来文管处三四次，“一次穿绿军服，一次穿空军服，一次穿蓝便服，车子也要换几次，有时坐上海，有时换伏尔加，有时换北京吉普，有时换骑自行车”。若不是“窃夺”、“盗窃”，何必要用这类诡秘、卑劣的手段呢？又何必在九届二中全会(按：即1970年9月的庐山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主席戳穿了林彪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以后，要偷偷摸摸地把一批文物退回文管处，并想拿回购买文物的底单，毁掉罪证呢？
——林彪集团贪占文物的胃口相当大，他们对小偷小摸不感兴趣，而是大批量地搜刮。北京市有若干存有文物的处所，包括府学、北海、琉璃厂、孔庙、马连道、工艺品公司等处的库房和文物商店，这些藏宝的处所都成了他们的目标，就像地毯式轰炸一样，这些地方都无一例外地被他们搜刮过。搜刮文物的数量是相当的多，质量相当的好，看一看前面披露的清单就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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