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先生听了我阅读《国榷》和《明经世文编》的汇报后，又说，你翻阅这两部书后，收获很大、弄清了许多错综复杂的史实，这是很自然的事。要知道记载明代历史的书还多得很哪！要真正弄清许多错综复杂的史实，还需要翻阅很多很多的书。诸如傅维麟的《明书》、陈鹤的《明纪》、查继佐的《罪惟录》、张岱的《石匮遗书》、沈节甫的《纪录汇编》等等。若要了解明代的典章制度，就非读《明会典》、《明会要》不可。各种专著，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也相当多。有关明代历史的野史笔记多达千种以上，如若把各种文集和方志也算上，因为那里面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简直是浩如烟海了。正因为书很多，读起来有点像老虎吃天，没法下口。所以我才再三强调，一定要从基本书读起，在基本书上下功夫。读了基本书，你就有了主心骨。有了主心骨，你再翻阅其它书时，才能够选取和驾驭那些有价值的史料。这就是开始阶段我只让你读基本书的原因所在。至于说到研究，基本书以外的书不是不重要，而是很重要。有时甚至比基本书更有用、更直接、更重要。但追根溯源，对这些书的阅读和使用，都不能不以基本书为依据。
吴晗先生在指导我搜集和掌握史料过程中，首先特别重视提高我的认识，培养我搜集和掌握史料的主动性、自觉性。先生经常说，不论做教学工作还是研究工作，都必须掌握充分的经过严格审查和鉴别的史料。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要弄清一个哪怕是很细小的问题，也必须掌握充分的史料，不然就没有说服力。文学家可以凭灵感，而史学家则只能靠史料。自古以来没有不搜集和掌握史料的史学家。其次，先生告诉我搜集和掌握史料时一定要注意广度。所谓广，就是要对明代列朝的历史，比如洪武、建文、永乐……都要有个基本的了解，这样才能掌握明史的全貌。这个工作可通过写读书提要、心得笔记、编制大事记或年表来完成。第三，先生要求我搜集和掌握史料时还必须注意深度。所谓深，就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具体问题、历史常识都要深入钻研，反复推敲，真正搞清楚。然后，再通过写摘要、抄卡片，加深理解，帮助记忆，把它变成自己的知识。在说到抄写卡片时，先生再三强调，抄写卡片一定要标明分类，加上标题，注明出处，一张卡片就记一件事。先生拿起我抄的一张卡片说，像这张卡片，把致仕还乡官员免除徭役和序尊卑的规定抄录在一起就不妥当，最好把它抄成两张卡片。遇到一条材料讲两个问题的情况时，你就要把它分别抄作两张卡片，既锻炼你分析史料的能力，又便于分类保存。在谈到卡片分类时，先生说，保存卡片要有个固定的总的分类法，不然就会乱套。但在使用时，则可根据需要临时再分成若干类。用毕，一定要按固定的分类归还原处，以便检阅。
在我积累了一些资料的基础上，先生又引导我沿着训练研究的方向前进了。先生让我选择个题目练习研究。那时我抄录的资料大部分是洪武朝的，再加上我对先生写的《朱元璋传》看过多次，还写了两三万字的笔记，所以拟就朱元璋由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封建皇帝的历史过程进行一些探讨，先生同意了我的选题。先生在指导我练习这个选题时，首先，要我做朱元璋年表，对于朱元璋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年代，比如从龙凤元年(1355)到洪武初年，纪事要力求具体、全面；其次，要我着重探讨儒士对朱元璋的直接影响，从李善长、李习、陶安到刘基、宋濂、叶琛、章溢，逐个进行具体的探讨；第三，要认真阅读有关研究朱元璋的文章和著作，从王崇武的《论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转变》(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1年第10本)到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和文章，都要认真去读，要写读书提要和笔记，还要把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一些想法记录下来；第四，用最简洁的语言把自己要写的文章的中心思想写出来，按照文章的中心思想再编写写作纲目。先生强调指出，完成上述任务的过程，就是培养和训练研究能力的过程；一个人的研究能力，只有在完成研究任务的实践中，才能逐步培养和训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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