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人民日报》登出先生的自我批判后，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感到先生的检讨是十分诚恳的，很有说服力的。时逢新年休假，我又去拜访了先生。先生问我：“看报了没有？”我说：“拜读过了，而且读了好多遍”。先生问我：“你听到些什么反映和说法？”我说：“反映很多，说法不一。有的说，《人民日报》发表先生的自我批判，说明这场争论快要收场了；有的说，不像收场的信号，更像升级的信号。”先生说：“要是辩论升级，事态恶化，你的学习就有中断的危险。不过事在人为，有志者，事竟成。”说着先生拿来《朱元璋传》、《读史札记》、《学习集》、《灯下集》、《投枪集》、《海瑞集》，分别在封面上写上：“送给海瀛同志，吴晗一九六六年元旦”，然后送给我，最后又把先生在高级党校讲授明史的讲稿，也拿过来给了我。我含着泪花，抱着先生赠送的宝书，深深地鞠了个躬，告别了先生。1966年1月26日，春节后，我同往年一样，去先生家拜年，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先生问我，还去顺义吗？我说，还去，计划明天走。先生说：“现在上面情况错综复杂，你在乡下还好，那里比较平静。”随后，又说了一些勉励我的话，我就告辞了。万万没想到这次告别，竟成了我和先生的永别！
“文革”后，吴晗先生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9月14日，我应邀专程赴京参加了吴晗先生的追悼会。站在先生的遗像前，许许多多的往事，涌上心头，我终于失声痛哭起来！会后，我把先生在高级党校讲授明史的讲稿，送给《北京师院学报》正式发表。学报给了四百元稿酬，我托张显清同志，转交给了吴晗先生之子吴彰。1980年，中华书局又将吴晗先生在高级党校讲授明史的讲稿，取名《明史简述》，印成单行本，在全国发行。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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